我妈叫林媛，我叫李媛。这名字是我爸李涛定的。据说我出生那天，他正在和别人打麻将，

医院打电话报喜，说生了个闺女，他眼皮都没抬，对着手机嚷：“媛媛生的？还是个女的。

那就叫张媛呗！别烦我！”他甚至懒得起名字，“怎么输了，真晦气。来来来，再来一把。

”于是我就成了张媛。和我妈共用同一个字，像共用一件不合身的旧衣服，省事，

且毫不走心。1倾斜的爱爱和关注，自然也是省了的。它们像稀有的矿藏，

全部倾斜给了我弟弟李子豪。他的名字是请隔壁单元略通文墨的老王头取的，花了二斤鸡蛋，

金贵得很。子豪，光宗耀祖，豪气干云。我们家住在城市东北角，

一片庞大而陈旧的工厂家属区。那里红砖楼破败，楼道里堆满杂物，

永远弥漫着一股油烟和尿骚混合的气味。窗外不远处，是这几年新起的商业中心，

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里与工厂家属院，有着明显的界限。我的世界很小。

小到只有屋子这六十平米，我被父亲李涛的暴躁、母亲的沉默、弟弟的骄横填满，

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李涛是这片区有名的混混。原先在厂里开货车，后来厂子效益不好，

他买断工龄，拿了点钱，就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钱输光了，或者在外面受了气，

酒就成了点燃他怒火的引线。他的拳头是不讲道理的，像夏天的雷阵雨，

毫无预兆地劈头盖脸砸下来。理由可能是我端菜时洒了几滴汤，

可能是母亲买菜晚回了十分钟，也可能只是他看我们“娘俩那副死样子”不顺眼。

2风暴中的庇护“赔钱货！”“丧门星！”这些词是我童年里最熟悉的背景音，

夹杂着拳头捶在肉体上的闷响，和母亲极力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溢出的呜咽。

她总是试图护着我。用她那副干瘦的、仿佛一折就断的身板挡在我前面，承受大部分的风暴。

李涛打红了眼，有时会连她一起揍。她从不还手，只是蜷缩着，像暴风雨里一棵柔弱的草。

等风暴过去，她会默默爬起来，收拾满地狼藉，然后走进我的小隔间，撩开我的头发，

检查我身上的伤。她很少哭，只是眼睛空洞得吓人，手指冰凉，一遍遍摩挲我的额头，

低声说：“没事，媛媛，没事。”弟弟李子豪完美继承了李涛的基因。才十岁出头，

就已经学会用鼻孔看人，对我这个姐姐呼来喝去。他的玩具、零食，

我必须双手奉上；我的东西，只要他看上了，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抢走。我要是反抗，

他会直接上嘴咬，或者抓起手边任何东西砸过来，然后嚎叫着去向李涛告状，

换来我又一顿责打。“男孩嘛，皮一点正常！以后是顶门立户、光宗耀祖的！

”李涛总是这么说。光宗耀祖？我看着祖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这个家，像一个牢笼。

而我妈是笼窗外里唯一一丝微弱的阳光。3破釜沉舟的夜她是不一样的。

她会在我被罚饿肚子时，偷偷塞给我一个温热的馒头；会在李涛骂我“念书有屁用”时，

低着头，手指却用力掐着衣角，小声但清晰地说：“老师夸媛媛聪明，

是读书的料”；她会把阳台那盆没人管的白掌养得郁郁葱葱，告诉我：“你看，再难，

总能活出个样子。”是啊，她像那盆白掌，再难，总能活出个样子。七岁那年，

我小学一年级。期末考，我拿回一张双百的卷子。李涛那天又输了钱，看见卷子，

直接撕得粉碎，砸在我脸上。“考一百分能当饭吃？老子没文化，不一样活得好好的！

女的迟早是别人家的，念书就是浪费钱！”碎片像雪片，落在我头上、肩上。我没哭，

只是死死咬着嘴唇，尝到了血腥味。那天晚上，我爬到她床上，

钻进她带着淡淡皂角味和一丝若有若无药油味的怀里。窗外是邻居家电视的声音，

热闹而遥远。我拽着她的衣角，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妈，”我说，“你带我走。我们走，

行不行？去哪都行。”她身体僵了一下。黑暗中，我听见她呼吸变得又急又重。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以为她又会像以前无数次那样，用沉默拒绝。但这一次，她没有。

4逃离的黎明她极其轻微地点了一下头，手臂环过来，更紧地抱住我。

一滴滚烫的液体落在我额头上。好。”她说。声音轻得像叹息，

却又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那一夜，我睁着眼，听着李涛在隔壁的鼾声，心跳得像擂鼓。

天蒙蒙亮，她就摇醒了我。我们像两个蹩脚的特工，屏着呼吸，踮着脚尖。

她只收拾了一个小小的、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装了几件我们的旧衣服，

还有那盆白掌上摘下的一片叶子，用纸小心翼翼包好。清晨的街道冷清而空旷。

环卫工人扫着地。我们坐最早的一班公交车去火车站。车厢里空荡荡，

只有几个睡眼惺忪的乘客。她紧紧攥着我的手，手心全是冰凉的汗，

目光死死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直线。

火车站像个巨大的、喧嚣的怪兽。人流汹涌，各种气味和声音混杂在一起，冲击着我的感官。

我紧紧跟着她，几乎要小跑才能追上她的步伐。她把我护在身前，

用她那单薄的身体挤开人群，目光在各个售票窗口上焦急地搜寻。

5售票窗前的绝望终于找到一个排队稍短的窗口。她让我站在旁边紧紧抓着栏杆等着，

自己挤进了队伍。队伍缓慢地向前蠕动。她不时回头看看我，眼神里的慌乱像受惊的鸟。

我踮起脚，看向窗口上方那些闪烁的地名和价格。

北京、上海、广州……那些地理课本上的名字，此刻代表着遥远而未知的世界。后面的数字，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是天文数字。越来越近。我听见前面的人报出地名，递过厚厚的钞票，

拿走小小的车票。终于轮到她了。售票员隔着玻璃，不耐烦地问：“去哪？”她张了张嘴，

喉咙里发出一个干涩的音节，却没能说出任何一个地名。她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手指在口袋里剧烈地颤抖着，捏着那叠薄薄的、皱巴巴的钱。后来我知道，

那是她攒了将近两年的买菜钱，甚至包括她偶尔偷偷捡废品卖的钱，一共一百七十二块三毛。

窗口里的人催促着：“到底去哪？快点儿！”“什么人啊。”“快点啊，

我们的时间很宝贵的好不好！”后面排队的人也开始抱怨。

6无根的浮萍她的脊背佝偻下去，像被无形的重担猛地压垮了。她猛地低下头，挤出队伍，

踉跄着走到我身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手指冰凉得像铁钳。“妈……”她不说话，拉着我，

几乎是逃离了售票大厅。外面阳光刺眼。她牵着我，在车站广场熙攘的人群里漫无目的地走，

像两片无根的浮萍。广场边上有一排小吃摊，食物的香气飘过来。我饿了，

肚子不争气地叫起来。她停下来，看了看那些冒着热气的锅，又低头看了看我。

然后她拉我走到一个馄饨摊前，哑着声音：“一碗馄饨。”只要了一碗。

她把我按在小凳子上，自己站在旁边。热腾腾的馄饨端上来，白气模糊了她的脸。“吃吧。

”她说。我拿起勺子，舀了一个，吹了吹，递到她嘴边。她偏开头，

声音硬邦邦的：“我不饿。快吃。”我低下头，一口一口地吃。馄饨很香，肉馅饱满。

吃着吃着，眼泪大颗大颗地掉进碗里，和汤混在一起，又咸又涩。她一直站着，

看着马路对面那些高楼，一动不动。7失败的逃兵等我吃完，她拉起我，

我们又回到了车站大厅。这一次，她买了两张最便宜的、通往市郊一个县城的短途车票。

她或许想着，先去那里，找个活儿干，活下去。我们坐在冰冷的、满是油腻的长椅上，

等着那趟车。时间从未如此缓慢而煎熬。她把我搂在怀里，一遍遍机械地拍着我的背，

哼着一支不成调的、古老的摇篮曲。那歌声破碎，却是我听过最悲伤也最温柔的声音。忽然，

她拍着我背的手停住了，身体猛地绷紧。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几个穿着制服的车站保安正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目光扫视着人群。

他看见了我们。“你们在干什么！”她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站起来，脸色惨白如纸，呼吸急促。

她一把抓起那个小小的帆布包，拽起我，低着头，飞快地朝着与保安相反的方向走，

越走越快，最后几乎跑了起来。我们又一次逃离了火车站，像两个失败的逃兵。身上的钱，

在疯狂地叫嚣着，**着。它们数目太少，声音却太大，足以击碎所有孤注一掷的勇气。

8回家的路我们在街上游荡了很久。最后，她带我走进一家小小的招待所，

用四块钱开了一个最小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破风扇，空气里有霉味。那三天，

我们几乎没出过房间。她买来一袋馒头，一包榨菜，还有一瓶水。我们就吃这些。

她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只是抱着膝盖坐在床上，看着窗外一小片灰蒙蒙的天空发呆。或者，

拿出那片白掌的叶子，反复地看。第三天下午，馒头吃完了。

她数了数口袋里剩下的最后几个硬币，沉默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哑声说：“媛媛，

我们回家。”我没有哭闹，也没有问为什么。七岁的我，仿佛在那一刻瞬间长大了。

我明白了“钱”这个东西，它能买走自由，也能买来拳头和屈辱。它是横在我们母女面前，

是一座看不见的大山。我们走回家的路，比来时漫长得多。每靠近一步，

空气就好像更沉重一分。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李涛正跷着腿在沙发上看电视，

弟弟在地上玩小汽车。李涛斜眼瞥了我们一下，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还知道回来？

老子以为你们死外头了！”弟弟抬起头，嘻嘻地笑：“妈，姐，你们要饭回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