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带着传票复印件，在律师事务所见到了李律师。

李律师四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很精明。

他看完我的资料，眉头微微皱起。

“林先生，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从法律上讲，你母亲的诉求是合理的。”

他推了推眼镜，语气很客观。

“尤其是，你的收入水平很高，而你母亲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法官大概率会支持她的诉讼请求，只是在具体金额上可能会有出入。”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我建议，这个案子最好还是以调解为主。闹上法庭，对你的社会声誉也会有影响。”

李律师显然是把我当成了那种不愿意赡养老人的“白眼狼”。

我能理解。

毕竟，在所有人看来，一个儿子被亲生母亲告上法庭，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败坏。

“李律师，”我开口，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如果，这位母亲在孩子未成年时，并未尽到抚养义务呢？“

李律师的表情愣了一下。

“你的意思是……”

“我八岁那年，我父母离异。我被判给了我母亲张翠花。”

我开始叙述，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但她拿到抚养权后不到半年，就以出去打工为由，把我扔给了乡下的外公外婆，从此再也没有管过我。”

“我上学的所有学费，生活费，都是我外公外婆种地、养猪，一分一分攒出来的。”

“期间，她只回来过三次。一次是外婆去世，她回来争遗产。一次是外公去世，她回来卖掉老宅。还有一次，是找我要钱，给她的宝贝儿子，也就是我弟弟林辉买房。”

李律师脸上的表情，从公式化的专业，逐渐变得凝重。

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从八岁到十八岁，整整十年，她没有支付过一分钱的抚养费，没有打过一个电话。对我而言，她只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母亲。”

“现在，她老了，她那个被她捧在手心里的儿子指望不上了，就想起了我。”

“李律师，你现在还觉得，她的诉求合理吗？”

我说完，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

水已经凉了，有点涩。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

李律师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

“林先生，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比如，你外公外婆还在世吗？或者有邻居可以作证？”

我摇了摇头。

“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了。老宅也卖了，邻居们都搬走了，去哪里找？”

“那……有没有书信，或者其他可以证明她当年遗弃你的物证？”

证据。

这才是最关键的。

也是最难的。

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人证物证，都早已湮没在时间里。

张翠花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敢如此有恃无恐。

她笃定我拿不出证据，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李律师的眉头锁得更紧了。

“这就比较棘手了。没有证据，你在法庭上会非常被动。法官只会根据你母亲目前的状况和你现在的收入来判决。”

“我知道。”我点头。

“但我不会放弃。”

我的眼神很坚定。

“李律师，这个案子，我只想赢。”

李律师看着我，许久，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林先生，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但是，你这边也必须想办法，找到任何可能存在的证据。哪怕只是一张旧照片，一封信，或者一个记得当年的远房亲戚。”

“我会的。”

离开律所，我没有回公司，而是直接开车上了高速。

目的地，是那个我逃离了十几年，再也不想回去的地方。

我的老家，青石镇。

车子在颠簸的乡间小路上行驶。

路两旁的景象，既熟悉又陌生。

记忆里低矮的瓦房，大多被推平，盖起了两三层的小楼。

唯一不变的，是空气中那股泥土和植物混合的气息。

车子停在了一栋破败的老屋前。

这里是我外公外婆的老宅。

虽然被张翠花卖掉了，但新主人并没有推倒重建，只是简单修缮了一下，用来堆放杂物。

我找到了现在的主人，一个姓刘的伯伯。

说明来意后，刘伯伯很爽快地给了我钥匙。

“进去找吧，里面乱得很，都是些没人要的旧东西。”

我道了谢，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一股尘封已久的霉味扑面而来。

屋子里光线很暗，堆满了各种杂物。

废弃的农具，破损的家具，还有一堆堆用绳子捆起来的旧书旧报纸。

我开始翻找。

希望能找到一丝，能证明我过去的痕迹。

我不知道自己找了多久。

直到我的手指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带着雕花的小木盒。

那是我外婆的嫁妆。

我记得，外婆生前最宝贝这个盒子，总是把它锁在柜子里。

外婆去世后，这个盒子就不见了。

我一直以为，是被张翠花拿走了。

没想到，它居然还在这里。

盒子上没有锁。

我怀着一丝颤抖，打开了它。

里面没有金银首饰。

只有一叠泛黄的信纸，和几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笑得很甜的年轻女人，抱着一个襁褓里的婴儿。

是年轻时的张翠花，和我。

而在照片的背后，用娟秀的字迹写着一行小字。

“吾儿林默，百日留念。”

我的心，猛地一颤。

我拿起那叠信纸。

第一封信的开头，是熟悉的字迹。

“爸，妈，我把林默送回来了……”

这是二十多年前，张翠花写给我外公外婆的信。

我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