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目光在我满桌的草稿上停留了不到一秒，便被隔壁江晚晴一句“邱姨，您来看这个新思路”吸引了过去。

她立刻抽身，像一块被磁石吸走的铁，兴致勃勃地重返她们的讨论。

门被虚掩着，将我重新关回孤岛。

“尽力就好。”这句话像一句魔咒，从小伴随我长大。

它不是鼓励，而是一种对我天赋不足的默认。

记忆的潮水汹涌而来。

儿时，江晚晴藏起父亲送我的、我最珍爱的那支钢笔，看我急得满头大汗时放声大笑；

我辛辛苦苦用积木搭起的城堡，被她“不小心”一脚碰坏，她还叉着腰嘲笑我“做得真丑”；

我绞尽脑汁解出的数学题，总会被她轻飘飘地挑刺：“思路太笨拙了，换我的方法，三步就行。”

每一次，我哭着去找母亲，得到的永远是同一个答案。

她会叹息着，用宽厚的手掌摸着我的头，说：“晚晴那孩子父母是我们至交，当年意外走得早，她小小年纪就……景明，你比她幸福多了，多让让她，就当是替妈妈照顾她，好吗？”

于是，“让”成了我的宿命。

我让出玩具，让出零食，让出母亲的关注，让出被公平对待的权利。

而江晚晴，她始终认为那些恶劣的行径，是我们之间“关系亲密”的独特证明。

我握着笔的手，关节因为用力而泛起苍白的颜色。

父亲的遗愿是让我成为像他一样优秀的物理学家，母亲的教导是我无法挣脱的枷锁。

我不能反驳，只能将所有的委屈一并咽下。

2

次日，A大物理实验室。

我负责的精密测量实验需要极致的耐心和专注，数据每偏离千分之一毫米，都可能导致整个模型的崩溃。

我戴着护目镜，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调整着激光干涉仪。

一阵熟悉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江晚晴结束了她那边的实验，径直朝我走来。

她甚至不需要靠近仪器，只扫了一眼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便下了定论：“按你这速度，比赛截止都做不完。”

我不理她，继续我的操作。

她却像完全没看到我的拒绝，不由分说地从我手中接过了控制器，手指翻飞，屏幕上的数据曲线瞬间从杂乱的波动变得平滑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