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树荫我叫山。名字是爹给的，他说山不说话，但山最靠得住。后来村里孩子学舌，
真就喊我“哑巴山”，喊着喊着，连大人也跟着叫了。我不恼，爹说的对，
山哪用得着说话，站着就够了。我家的院子在村西头，比别家的都大些，
院当央孤零零站着那棵老槐树。它到底有多老？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时，
总爱摩挲着树干说：“俺爷爷的爷爷还光着腚时，这树就有胳膊粗了。它见过的日头，
比咱全家老小加起来吃过的米粒还多。”我试过量它的粗细。那年我八岁，麦穗五岁，
我们俩手拉手抱上去，胳膊还够不着对方的指尖。后来隔壁家的狗剩也凑过来，
三个孩子胳膊肘顶着胳膊肘，才勉强把树干圈住。树皮皴裂得像爷爷临终前脸上的褶子，
深一道浅一道，摸上去糙得硌手，可爹说那是“日子磨出来的印子”，
每一道里都藏着风霜。我最爱夏天。入了六月，槐花开得铺天盖地，
满院子都是甜丝丝、腻乎乎的香，像娘把槐花蜜罐子打翻了，连风刮过都带着甜味。
米粒大的小白花一串一串挂在枝桠上，风一吹就簌簌往下落，落在娘的蓝布头巾上，
落在爹的烟袋锅里，落在我和麦穗仰起的脸上，痒得人直缩脖子。娘总在树荫下做活计。
纳鞋底时，她把鞋样绷在木楦上，锥子尖在头发上蹭蹭，“刺啦”一声就扎进厚厚的布层，
麻线拉得紧绷绷，匀净又踏实。她手巧，纳出的鞋底针脚像密密麻麻的小芝麻，
又齐整又结实，我穿到磨破了底，针脚还牢牢的。有时她会哼几句不成调的歌谣，
是姥姥教她的老调子，声音软软的，像晒暖了的河水，顺着树荫流进人心里。爹从地里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搬个小马扎，靠在槐树干上磨锄头。他磨得仔细，先在磨刀石上浇点水，
“沙沙沙”，铁器划过石头的声音在院子里飘着，溅起的小水珠在阳光里亮晶晶的，
像碎银子。磨一阵，他就停下来，用拇指肚蹭蹭刃口，要是能感觉到一丝锋利的凉意，
就会咧开嘴笑，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好像那锋利的不是锄头，是咱家里正慢慢过着的日子。
麦穗小我三岁，胆子却比我大出一截。她敢踩着墙根的石墩，爬上槐树最矮的那个枝桠，
两条细腿晃来晃去，像只刚出窝的蝉。她在树上能看得老远，
能看到村口歪脖子柳树下的石磨，能看到更远处像青黛色影子一样的真山，
还能看到山脚下那条弯弯曲曲的土路，偶尔有挑担子的货郎走过，铃铛声能传半里地。“哥，
你说山外面是啥？”她晃着腿，声音顺着风飘下来。我坐在树下捡槐花，往竹篮里塞了一把，
瓮声瓮气地答：“是城。”“城里有啥？”她又问，头探得更往下了，
辫子梢差点扫到我的脸。“有楼，比咱村西头的老井台还高；有车，
不用牛拉就能跑；还有很多很多人，比赶集时还多。”这些都是爹说的，
爹年轻时跟着货郎去过一次县城，回来念叨了大半辈子。“你咋知道？”麦穗不依不饶，
从树上摘了朵槐花往下扔，正好落在我鼻尖上。“爹说的。”我把槐花捏下来，
也往她头上扔，她咯咯地笑，树枝晃得更厉害了，花瓣落了我一脖子。然后我们就不说话了，
一起望着远处的山。槐树的影子在我们身上、地上慢慢移动，像一只巨大而温柔的时钟，
针脚就是那些飘落的槐花，量度着我们缓慢而金色的童年。那时候我以为，
日子就会这样一直过下去。像这槐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平静地蔓延；像娘纳的鞋底，
一针一线，扎实地往前走。我没想到，最先被砍断的，会是这棵树的根，
连带着我们一家人的日子，都被拦腰斩断了。2、断根那是个春天，刚过惊蛰，
槐树枝头刚冒出点嫩绿的新芽，像刚睡醒的小虫子，怯生生地探着脑袋。那天早上，
我正帮爹给菜地翻土，就看见村支书领着几个人走进院子，手里扛着红白相间的测量杆，
还有一卷卷画着线的纸。他们在院子里比划了很久，测量杆戳在地上，
留下一个又一个白印子。村支书时不时蹲下来，指着图纸跟身边的人说着什么，声音不大，
却像锤子似的，一下下砸在院子里。最后，一个戴蓝布帽的男人从包里掏出红油漆，
在老槐树的树干上画了个大大的圆圈，里面歪歪扭扭写了个“拆”字。那红色刺眼得很，
像血，我看着心里直发慌。“老山哥，”村支书走到爹身边，递了根纸烟，“这可是大事，
县里规划的公路，直通县城！咱村盼了多少年，总算盼到了。就是……就是你们家这棵树，
位置正好在路中间，挪不开啊。”爹没接烟，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着自己的旱烟。
烟雾浓得化不开，把他整个人都罩在里面，看不清表情，只有手里的烟袋锅子一明一暗，
像颗快灭了的星星。他没吭声，连头都没抬。村支书还在说，说这路修好了，
村里的庄稼能早点运出去，说以后孩子们去县城上学不用再走三个钟头土路，
说公社还会给补偿，给二十块钱，再加五百个工分。爹还是不说话，烟袋锅里的烟丝烧完了，
他就用手指把灰抠出来，再装一撮，继续抽。那天下午，消息就传遍了村子。
有人跑到我家院子门口看那红圈，交头接耳地议论。二婶子拉着娘的手叹气：“他婶子，
这树可是你们家的根啊，咋说拆就拆了？”也有人说风凉话，说我爹死脑筋，
二十块钱加五百工分，够买两头小猪仔了，一棵老树有啥可惜的。
娘那几天的脸色一直不好看，做饭时锅碗瓢盆碰得叮当响，不像平时那样轻手轻脚。
夜里我起来撒尿，听见爹娘屋里还有说话声，窗户纸上映着两个模糊的影子。
“……就不能跟支书说说，绕一绕吗？哪怕绕半米，树就能保住了。”娘的声音带着哭腔，
像被风吹得发颤的树叶。“绕？往哪儿绕？”爹的声音闷闷的，“那是图纸上画好的线，
比尺子还直，说绕就绕？再说，路是给全村修的，咱能因为一棵树，让全村人都绕路？
”“可这树……”娘的声音顿了顿，又低了下去，“咱爹是在这树下走的，
麦穗也是在这树下生的，这树陪着咱过了多少年日子啊……”“别说了！
”爹突然低吼了一声，窗户纸上的影子抖了一下。屋里彻底安静了，
只有煤油灯的火苗“噼啪”响了一下，像是叹了口气。砍树那天是个晴天，
太阳刚出来就**辣的。一大早，村里就来了不少人，有公社派来的伐木工，
也有来看热闹的村民。伐木工扛着明晃晃的大锯子，比我家切菜的刀大出好几倍，
锯齿上还闪着光。他们在树干周围搭了个简易的架子，两个壮劳力爬上去，
一人扯着锯子的一头，脚踩在架子上晃悠。“嘶啦——嘶啦——”锯子刚咬进树干时，
发出的声音又尖又刺耳，像有什么活物被生生撕开了皮肉，在发出最后的、痛苦的**。
我站在院墙边，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攥着拳头，指甲嵌进了手心。木屑像碎眼泪一样，
纷纷扬扬地洒下来，落在地上，落在围观人的肩膀上。有几片飘到我脸上，
带着点淡淡的槐木清香，可那香味闻着比苦药还难受。爹没有出去看。他坐在堂屋的正中央，
背对着门口，腰板挺得笔直，像根绷紧的弓弦。他的眼睛望着墙上挂着的爷爷的遗像，
又好像什么也没看。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连烟袋都忘了抽，
烟丝早就凉透了。娘躲在灶房里，把门帘拉得严严实实。我听见里面传来“哗啦”一声，
像是碗掉在了地上，接着就是娘压抑的啜泣声，断断续续的，像被捂住了嘴。
我和麦穗站在院墙边，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死死攥着我的衣角，指甲都快嵌进我的肉里了。
她的眼睛红红的，一直盯着那把锯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没掉下来。“哥，
树疼吗？”她小声问，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树叶。我没回答。我也不知道树疼不疼，
但我知道，我疼。我看着那锯子一点一点地往树干里钻，看着那红色的圆圈被锯成两半，
看着树干上的纹路被生生切断，心里像被锯子锯着一样，又酸又疼，连气都喘不过来。终于，
在一阵令人牙酸的“咯吱”声后，巨大的树冠开始慢慢倾斜。它倾斜得很慢，很慢，
像一个年迈的老人，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想再看一眼这个它守护了几十年的院子。
可它还是落了下去，带着一声沉闷的“轰隆”声，砸在了地上。
整个大地都仿佛震动了一下，院子里的尘土被扬起来，迷了人的眼睛。等尘土慢慢落下去，
我才看清院子里的景象。原本被树荫遮得严严实实的院子，瞬间亮了，也空了。
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白晃晃的，刺得人眼睛生疼。那个曾经布满阴凉的地方，
只剩下一个巨大的、带着新鲜木茬的树墩，截面是淡白色的，一圈圈的年轮清晰可见，
像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风还在吹，可再也吹不动一片槐树的叶子了。
空气里那股熟悉的槐花香，也彻底消失了，被尘土和陌生人的汗味取代。我看着那个树墩，
突然想起爹说的话——山不说话，但山最靠得住。可这棵像山一样的树，
怎么就这么倒了呢？那天晚上，娘做了晚饭，却没人动筷子。爹坐在树墩旁，
一直坐到月亮升起来，烟袋锅子的火星在黑暗里一明一暗，像他没说出口的话。
麦穗趴在我怀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嘴里还喃喃地念着：“哥，
树没了……”我拍着她的背，看着天上的月亮，心里空落落的。我知道，
从树倒下去的那一刻起，我们家的日子，就再也回不去了。3、陨石路，真的修起来了。
先是压路机轰隆隆地开过来，把泥土和石子压实，地面被压得平平整整，连个小土坡都没有。
后来又铺了黑色的沥青，太阳一晒，就冒出一股怪怪的味道，闻着头晕。没过多久，
一条平整、光滑、像黑带子一样的路，就从村外一直伸到了我家门口。
村里人像过年一样高兴，孩子们在路边追着跑，用树枝在沥青上画道道。可我家没人笑。
爹变得比以前更沉默了，每天下地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蹲在那个树墩旁，一蹲就是半天。
他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树墩上的年轮，一圈一圈地数，像在读一本写满了往事的无字天书。
有时他会自言自语，声音很轻，我凑过去听，只听见他念叨着：“那年麦穗在树上摘花，
摔下来磕破了头；那年你娘生山子，也是在这树下……”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下去，
只剩下长长的叹息。后来，公社组织人去修公路配套工程，要去后山炸石头，给路边砌护坡。
工分给得高，一天能挣十个工分，还管一顿午饭。村里年轻力壮的都去了，爹也报了名。
娘知道后，连夜给爹缝了双新布鞋，劝他：“你都快五十了，那是玩命的活计，万一出点事，
咱娘仨咋办？”爹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落在地上，散成一小堆。他看着娘，
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无奈，又像是决心。“总得有人去。”他说，“挣点工分，
给山攒着娶媳妇，给麦穗买件新衣裳，也好。”娘还想劝，可看着爹的眼神，
终究是没再说下去，只是把新布鞋叠好，放进爹的工具袋里，又塞了两个玉米饼子。
炸石头的地方在村后的黑松林里，离村子有三里地。我去过一次，
那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地上挖着一个个坑，里面放着**和导火索。
爹和其他工人一起，先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小块，再把**埋进去，
点燃导火索后就往远处跑。每次炸完，山上都会传来一声闷响，震得地面都发颤，
碎石子像下雨一样落下来。爹说，这活计最要紧的就是小心，导火索不能剪太短，
也不能太长，太短了跑不及，太长了容易被风吹灭。出事那天是个阴天，早上就飘着毛毛雨，
空气湿乎乎的。我和麦穗在院子里捡柴火，听见后山传来一声闷响，比平时的声音更沉，
更响，像是夏天里遥远的雷声。我们没在意，以为是正常炸石头。中午吃饭时，爹没回来。
娘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时不时朝门口望一眼，眉头皱得紧紧的。“是不是下雨路滑，
耽搁了？”她嘴里念叨着，可手却一直在抖，连筷子都拿不稳。直到下午三点多，雨停了，
村支书的儿子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冲进院子，一跤摔倒在地上，
指着后山的方向，
话都说不完整：“山子叔……不好了……我山子叔他……炸石头时……出事了！
”娘手里的舀水瓢“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她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像纸一样，扶着门框才勉强站稳。“你说啥？”她的声音抖得厉害，
“你再说一遍……”“山子叔他……被碎石砸中了……人已经不行了……”娘没再说话，
双腿一软，就倒在了地上。我赶紧扶起她，她的身体冰凉，像块石头，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后山的方向，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却没发出一点声音。
我们跟着村支书的儿子跑到后山时，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几个公社的干部站在那里，
脸色凝重。爹躺在一块门板上，身上盖着一块白布，白布上还沾着泥土和碎石子。
我慢慢走过去，掀开白布的一角。爹的眼睛闭着，脸上沾满了石粉和泥土，嘴唇抿得紧紧的，
像是还有什么话没说。他的额头正中央，有一个小小的、深不见底的洞，
周围的血已经凝固成了暗黑色。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碎石子，就落在他身边，
上面还沾着点暗红色的血。就是这颗小小的石子，像一颗冰冷的子弹，
精准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他身边放着他的工具袋，袋子敞着口，里面有他的锤子、凿子，
还有娘给的那双新布鞋，没来得及穿，还叠得整整齐齐。最底下，
压着半块没来得及吃的玉米饼子，已经凉透了，上面还留着他咬过的牙印。娘走过去，
慢慢地蹲下来，用袖子轻轻拂去爹脸上的石粉和尘土。她的手很抖，可动作却很轻，
像是怕惊扰了爹。然后，她把那块玉米饼子拿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怀里，紧紧地捂着，
仿佛那是什么稀世的珍宝。“他爹，”她喃喃地说，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路快修好了，
你也累了，该歇歇了。”送葬的队伍很简短，只有村里几个亲戚和公社的干部。
爹被埋在了后山的坡上，就在他炸石头的地方不远。从这里往下看，
能清清楚楚地望见那条新修的公路，像一条黑带子，绕着山转。娘把那块玉米饼子，
还有爹的烟袋锅，一起埋进了坟里。她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额头都磕出了红印。
“你在这边好好的，”她说，“家里有我，你别担心。”回到家，
娘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和那个树墩，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她没有嚎啕大哭，
只是肩膀剧烈地颤抖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
我和麦穗站在她身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陪着她一起哭。那天晚上，
我第一次梦见了爹。他还是蹲在槐树下磨锄头，“沙沙沙”的声音很清楚。我走过去，
想叫他，可他却转过头，对着我笑了笑，然后慢慢消失在树荫里。我想追，却怎么也跑不动，
只能站在原地，看着他的影子越来越淡。醒来时，枕头已经湿了一大片。窗外的月亮很亮，
照在那个树墩上，像撒了一层霜。我知道，爹走了，我们家的顶梁柱，塌了。
4、飘萍爹走后，娘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她说话总是软软的，走路也轻手轻脚，可现在，
她腰板挺得笔直，说话声音也大了，像个男人一样，下地挣工分，犁地、挑粪、割麦子，
什么重活都干。她的手上很快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老茧，比槐树皮还要粗糙，
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晚上，她就在油灯下缝缝补补，常常熬到深夜。
油灯的光映着她的脸，我能看到她眼角的皱纹越来越深，头发里也冒出了不少白丝，
像冬天落在头上的雪。麦穗也长大了，十五六岁的姑娘，出落得水灵灵的，
眉眼间有娘年轻时的影子。她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爱闹，变得安静了很多，可眼神里，
却多了一丝忧郁和不安分。她常常坐在门口的石墩上，望着那条通向山外的公路出神，
一看就是大半天。“哥，你说城里真的有高楼吗？”她问我，声音很轻。“爹说有。
”我答。“那城里的人，是不是不用下地干活？”“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
我只知道，爹走了，娘很辛苦，我要好好干活，帮娘撑起这个家。后来，
村里来了个开卡车的司机，姓王。他是公社运输队的，负责往县城运粮食，
每天都要经过我们村。他穿着干净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油亮，说话带着城里人的口音，
软软的，很好听。他的卡车是绿色的，在那条黑公路上跑着，是村里最神气的东西。
王司机每次经过我们村，都会停下来歇一会儿，有时会到我家院子里讨碗水喝。
娘总是很热情，给他倒上热水，有时还会拿两个玉米饼子给他。他每次都笑着接过去，
说谢谢婶子，然后就和我们聊天，说城里的事。他说城里有电影院，
能看会动的画；说城里有百货大楼，里面什么都有；说城里的女人都穿花裙子，
不用下地干活。麦穗听得很入迷，眼睛亮晶晶的，像天上的星星。王司机好像也喜欢麦穗，
每次来都会给她带点小玩意儿：印着小红花的香皂，玻璃纸包着的水果糖，
还有一条淡粉色的纱巾。麦穗把这些东西当成宝贝，香皂舍不得用，
放在枕头底下；水果糖分给我一半，自己留一半；那条纱巾，她更是天天戴在身上，
舍不得摘下来。有一次，王司机来的时候，正好赶上麦穗在院子里喂鸡。他走过去，
笑着说：“麦穗，你戴这条纱巾真好看，像城里的姑娘。”麦穗的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
手里的玉米粒都撒在了地上。从那以后，她每次见王司机，都会提前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把纱巾系好，站在院子门口等他。娘看着麦穗的样子，心里很着急。有天晚上，
她把我叫到屋里，小声对我说：“山，你得劝劝**妹。那王司机是城里人，咱是乡下人，
攀不上。他又是跑运输的，常年在外，谁知道他家里啥情况？麦穗性子野，我怕她吃亏。
”我点了点头，可我知道，我劝不动麦穗。她的心，已经像被风吹起的蒲公英，飘向了山外，
飘向了那个王司机描绘的城里。有一天，王司机没有像往常一样开车经过，
而是直接走进了我家院子。他手里提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盒点心，
还有一件蓝色的的确良上衣。他走到娘面前，鞠了个躬，说：“婶子，我今天来，
是想求您件事。我喜欢麦穗，想娶她，带她去城里过日子，让她吃商品粮，不用再下地干活。
”娘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她看着王司机，又看了看站在旁边红着脸的麦穗，半天没说话。
“娘，我愿意。”麦穗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很坚定，“我想跟他去城里，
我想过好日子。”娘叹了口气，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那天晚上，
娘和麦穗在屋里说了很久。我坐在门口，听见麦穗激动的声音，说她想离开村子，
说她想看看城里的样子，也听见娘低低的叹息，说她怕麦穗受委屈，说她舍不得。最后，
娘说：“女大不中留。你自己选的路，以后不管遇到啥困难，都不能后悔。”那天夜里，
娘一夜没睡，在油灯下给麦穗缝了一床新被子，用的是她珍藏多年的、最柔软的棉花，
被面是红色的，上面绣着几朵小小的梅花。她缝得很仔细，每一针都缝得很扎实，
像是想把自己的牵挂，都缝进这床被子里。天不亮，王司机就来了。
他把麦穗的行李搬上卡车，然后扶着麦穗上了车。麦穗抱着娘缝的新被子，坐在副驾驶座上，
回头望着我们，眼睛红红的。“娘，哥，我走了，你们好好照顾自己。”她说着，
眼泪就掉了下来。娘站在院门口，挥着手，嘴里说着：“到了城里要听话，好好过日子，
常给家里写信。”可我看见，她的眼泪也在往下流，顺着脸颊，砸在地上。卡车发动了，
喷出一股黑烟，载着麦穗和她的梦，沿着那条用我家老槐树换来的路，突突地开走了。
麦穗从车窗里探出头，用力地朝我们挥手，脸上是憧憬的笑，可我却觉得，那笑容里，
藏着一丝不安。卡车越走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路的尽头。娘还站在院门口，
一直站到太阳升得很高，才慢慢地转过身，走进院子里。风一吹，她花白的头发飘了起来，
像一堆枯草。头两个月，麦穗托人捎回过一封信。信上说她住在有玻璃窗的楼房里，
不用下地干活，每天就在家里做饭、洗衣服。她说王司机对她很好，给她买了新衣服，
还带她去看了电影。信里还有一张她在照相馆拍的照片，穿着王司机给她买的格子裙，
戴着那条淡粉色的纱巾，笑着，可我总觉得，她的笑容里少了点什么，有些陌生。
娘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把照片贴在墙上，每天都要望几眼。她对我说：“只要麦穗过得好，
我就放心了。”可没过多久，信就断了。我们再也没收到过麦穗的信，
也没再见过王司机的卡车经过我们村。娘每天都站在门口等，等了一天又一天，
等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可始终没有麦穗的消息。一年后，有个从城里回来的亲戚，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模糊的消息。他说，王司机家里早就有老婆孩子了，他娶麦穗，
只是想找个乡下人给他做饭。后来他老婆知道了，闹到了运输队，麦穗跟他大吵了一架，
然后就跑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有人说看见她在火车站附近游荡，穿着破旧的衣服，
头发乱糟糟的；有人说她跟一个南方来的货郎走了，去了南方；还有人说，她受不了打击，
跳河了。消息传到家里时，娘正在灶台边生火。她手里的火钳“哐当”一声掉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