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做过最正确也是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在六十年代，每天分半个窝头给一个右派邻居。

正确的是，二十二年后，他官复原职，一纸调令把我从乡下调到了北京。错误的是，

我的妻子拿着调令，看了我一眼，平静地说：“你去吧，当年你为了他能饿着儿子，

今天你为了他也能不要老婆。”她说完就回了娘家，再也没回来。

我一个人拿着那封能改变命运的信，站在院子里，突然觉得那半个窝头，

是我这辈子付出的最昂贵的代价。01.那封信来的时候，太阳正毒。

村口的土路被晒得冒起一层白烟，空气里全是尘土和干草混合的焦躁味道。

邮递员老王骑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扯着嗓子在村头高喊：“周建国！

周建国！北京来的信！”整个村子，像被投进一颗石子的死水潭，瞬间活了过来。

田埂上歇气的、院门口纳鞋底的、树荫下摇着蒲扇的，

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射向了我家那扇破旧的木门。北京来的信。这五个字，

在八十年代初我们这个贫瘠的北方村落，分量重得能把人砸晕。我的心猛地一跳，

像是被人用拳头狠狠捶了一下。我几乎是冲出去的，脚下的土坷垃绊得我一个趔趄，

但我顾不上。我从老王手里接过那封信，信封是牛皮纸的，厚实，挺括，

上面“中国北京”四个印刷体红字，烫得我指尖发麻。我颤抖着，

用那双布满老茧、指节粗大的手，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纸，还有一封信。

信是顾延年写的，字迹儒雅，力透纸背。他说他已经官复原职，念及我当年的救命之恩，

多方奔走，为我争取到了一个进京工作的机会。另一张纸，就是那纸调令。白纸黑字，

红色的印章鲜艳得刺眼。“兹调周建国同志至北京市XX局后勤服务中心工作”。

我反反复复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像做梦。狂喜，如同决堤的洪水，

瞬间冲垮了我四十多年来被贫穷和劳作筑起的堤坝。我攥着那张纸，感觉攥住的不是纸，

是后半辈子的光景，是儿子的前程，是妻子再也不用缝缝补补的体面日子。苦日子，到头了！

我像个得了宝贝的孩子，转身就往屋里冲，想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第一个告诉我的妻子，

李秀英。“秀英！秀英！你看！我们能去北京了！”我冲进昏暗的堂屋，

一把将那张金贵的纸递到她面前。她正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借着从门口透进来的那点光，

给儿子小军缝补膝盖上磨破的裤子。针脚细密，就像她这些年过的日子，一针一线，

全是苦熬。听到我的声音，她的手顿了一下。但她没有接那封信，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

她只是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慢慢地，抬起了头。她的眼神，平静得可怕，像一口幽深的老井，

照不进光亮，也映不出我的狂喜。然后，她开口了，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地砸在我的心上。

“你去吧。”“当年你为了他能饿着儿子，今天你为了他也能不要老婆。”我脸上的笑容，

瞬间凝固了。血液好像在这一刻停止了流动，手脚变得冰凉。我愣在原地，张着嘴，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秀英……你说什么呢？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去北京，

就有好日子过了，我……”我慌乱地想解释，想告诉她这二十多年的等待和牺牲，

终于有了回报。她没让我说完。她伸出手指，没有指向我手里的调令，而是指向坐在门槛上，

低头玩着泥巴的儿子小军。“你用什么弥补？”我的目光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

小军的裤腿卷着，露出两截瘦弱的小腿。因为儿时严重的营养不良，他的腿骨有些变形，

是明显的罗圈腿。那两条弯曲的腿，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刻在我的家庭上，

也烙在我的心上。我哑口无言。李秀英收回目光，不再看我。

她将手里的针线carefully放在针线笸箩里，站起身，走进了里屋。片刻之后，

她提着一个小小的蓝色包袱出来了。里面大概就是几件换洗的衣服。她从我身边走过，

目不斜视，仿佛我只是个透明的物件。我猛地回过神，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她的手腕很细，

硌得我手心生疼。“秀英，你别走，你听我解释……我们……”我哀求着，

声音里带着我自己都未曾察见的颤抖。她轻轻地挣了一下。力气不大，

我却感觉自己像是被推开了一座山，再也无法靠近。“周建国，”她终于又开口了，

声音里带着一种被岁月磨平了所有棱角的疲惫，“放手吧，我们之间，早就完了。”她说完，

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门，走向了村东头的娘家。我一个人，拿着那封滚烫的调令，

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一阵穿堂风吹过，卷起地上的尘土，也吹得那张薄薄的信纸哗哗作响。

刚才还觉得它重逾千斤，此刻却轻飘飘的，像一片随时会飘走的落叶。太阳依旧毒辣，

照在身上，我却感觉不到暖意。那半个窝头的代价，原来从二十二年前就已经开始支付了。

而今天，只是利息到期，连本带利，要走了我的一切。02.秀英走了。家里一下子就空了。

我坐在她刚才坐过的那个小板凳上，屋子里还残留着她身上淡淡的皂角味。桌上，

是小军没补完的裤子，针还穿在布料上，线拖得老长。看着那根针，

我的心也像是被它扎了一下，不深，但疼得钻心。我不需要闭上眼睛，

那些饥饿的、绝望的记忆，就自己从尘封的角落里翻涌出来，清晰得如同昨日。

【闪回】六十年代，天灾人祸，整个村子都笼罩在一种灰败的绝望里。地里长不出庄稼，

家家户户的米缸都能照出人影。我们家更是穷得叮当响，每顿饭的窝头，都是秀英数着人头，

用秤一点点称出来的玉米面做的。多一克都没有。那时候，儿子小军才三四岁，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永远吃不饱。他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哭闹，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门槛上，

舔着自己的手指头，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灶房的方向，看得人心碎。而我的邻居，

顾延年，一个从北京下放来的大学教授，被打成了右派。他被关在村西头的牛棚里，

每天只给一碗清得能看见碗底的稀粥。他一个文弱书生，哪里受过这种罪，

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脸颊凹陷，眼神涣散，整个人就像一盏快要耗尽油的灯。

我每次从牛棚路过，看到他那个样子，心里就堵得慌。我爹从小就教育我，人活一世，

草木一秋，但凡是个人，就不能见死不救。那天晚上，我端着自己的饭碗，

里面是半个黑乎乎的窝头和一点野菜汤。我看着窝头，又看看旁边眼巴巴望着我的小军。

最终，我一狠心，将窝头用手掰成了两半。一半，我三两口咽了下去，另一半，

我用一块破布包好，紧紧揣在怀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借着月光，偷偷跑到牛棚。

顾延年蜷缩在稻草堆里，像一具快要僵硬的尸体。

我把那半个还带着我体温的窝头塞到他手里。他干裂的嘴唇动了动，浑浊的眼睛里，

似乎闪过光。从那天起，这成了我的秘密。每天，我都从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口粮里，

分出一半给顾延年。我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但家里就那么点东西，

怎么可能瞒得过日夜操持的秀英。那天晚上，

小军又在睡梦中因为饥饿发出了小猫一样的呜咽声。秀英抱着他，轻轻地拍着，

一双眼睛在黑暗里红得吓人。她对着黑暗中的我，声音压抑着，带着哭腔。“建国，

咱能别管别人了吗？你听听小军哭的……我的心都快碎了。”我的心何尝不碎。

可是一想到牛棚里那个奄奄一息的人，我的良心就像被火烤一样。我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声音生硬。“他快死了，是条人命！我们紧紧裤腰带，还能活。”黑暗中，

我听到她一声长长的，绝望的叹息。又过了几天，我藏窝头的时候，

被端着水盆进来的秀英撞了个正着。我像个被抓了现行的小偷，尴尬地僵在原地，

手里的半个窝头不知道是该揣进怀里，还是放回碗里。我以为她会大吵大闹，会质问我。

但她没有。她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然后走回灶台边，拿起她自己的那个窝头，

也毫不犹豫地掰了一大半，放进了小军的碗里。她自己，只就着碗里那点清汤寡水的野菜，

喝了下去。自始至终，她都没有看我一眼。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里面没有怨恨，

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比怨恨和愤怒更伤人的东西。是失望，是认命，是心如死灰。

我看着她因饥饿而凹陷的脸颊，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那多出来的半个窝头，

再看看自己手里准备送出去的“善心”。我第一次对自己的“正确”，产生了剧烈的动摇。

我救的，是一条人命。可我牺牲的，难道就不是命吗？

03.真正压垮我们之间最后一根稻草的，是小军那场大病。【闪回】大概是长期营养不良，

又受了风寒，小军突然发起高烧，整个人烧得滚烫，昏迷不醒，嘴里说着胡话。我吓坏了，

用破被子把他一裹，背起来就往十几里外的镇卫生院跑。那十几里路，我感觉比一辈子还长。

儿子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小小的身子在我背上轻得像一片羽毛。卫生院的王医生是个老大夫，

他给小军检查完，脸色沉重地摇了摇头。“孩子是身子太虚，底子太差了！脱水了，

急需营养，得吃点米粥，最好能加个鸡蛋。”米？鸡蛋？在那个年代，这比黄金还金贵。

我背着小军回到家，秀英看到儿子那个样子，腿一软就瘫在了地上。家里最后那点救命的米，

就藏在床底下的一个瓦罐里，是准备等小军过生日的时候，给他熬一小碗粥的。

秀英突然爬过来，跪在了我的面前，抓着我的裤腿。“建国，我求你了，我给你磕头了！

把家里最后那点米给小军熬粥吧，别再给外面的人了！他会死的，小军会死的！”她一边说，

一边真的“咚咚咚”地给我磕头，额头撞在坚硬的土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看着病床上脸颊烧得通红、嘴唇干裂的儿子，再看看地上苦苦哀求的妻子，

我的心像被两只大手撕扯着，痛不欲生。一边是亲生骨肉，一边是我坚守的“道义”。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顾延年那张瘦削绝望的脸，和小军痛苦**的小脸，在我眼前交替出现。

最终，那个“人不能见死不救”的念头，还是占了上风。我咬着牙，

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那句话。“顾先生今天再不吃东西，

就真的没命了……小军……小军再挺一挺……”话音刚落，秀英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她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不再是失望，而是彻骨的仇恨。“啪！

”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我的脸上。我整个人都被打懵了，脸上**辣地疼。

这是她第一次对我动手。“周建国！你为了外人那条命，就要自己儿子的命吗？你图个什么！

图你死后村里人给你立块好名声的牌坊吗！”她的声音尖利，嘶哑，充满了绝望的控诉。

我愣住了，第一次从她身上，感到了深入骨髓的恐惧。那晚，我像个行尸走肉一样，

依旧把那半个窝头送了出去。我的脚下像踩着棉花，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时，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弱月光，我看到了让我永生难忘的一幕。

秀英坐在床边，用一根纳鞋底的粗针扎破了自己的手指。她把血，一滴一滴地，

滴进一碗清水里，然后用勺子，颤抖着，试图喂给昏迷的小军。那碗淡淡的血水，

在月光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红色。我脑子“嗡”的一声，所有的理智都断了。我冲过去，

一把打掉了她手里的碗。“你疯了！”碗摔在地上，碎成几片。秀英像一头被激怒的母兽，

猛地扑了上来，对着我又抓又咬。她的指甲深深地嵌进我的肉里，牙齿咬在我的肩膀上，

我甚至能闻到她嘴里的血腥味。“你不是好人吗？你不是圣人吗？你救他啊！

你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救，你算什么东西！你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她哭喊着，撕咬着，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们俩在狭小的土屋里扭打在一起，最后，我精疲力尽地倒在地上，

她也哭干了眼泪，瘫软在床边。那一晚之后，我们之间好像砌起了一堵无形的厚墙。

我们还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再也没有一句贴心的话。我知道，有些东西，

在那一碗血水被打翻的瞬间，就彻底碎了，再也拼不回来了。04.我在空无一人的家里，

在那个小板凳上，坐了一夜。从天黑，到天亮。窗外的天光一点点亮起来，

照进这间死寂的屋子，却没有带来任何希望。我做出了决定。去北京。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只有去了北京，混出个人样，赚到大钱，我才有资格，有脸面，去求秀英和小军的原谅。

我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我要弥补我犯下的错。这个念头，像一根救命稻草，

让我从彻骨的绝望中，挣扎着爬了起来。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囊，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

就两件换洗的旧衣服。然后，我去了村东头的岳父家。岳父正在院子里劈柴，一斧头下去，

一块木头应声裂成两半。他看到我，停下了手里的斧子，但没有说话，

只是用那双浑浊的老眼看着我。“爸。”我喊了一声，声音干涩。他没应，

把斧子插在木桩上，从口袋里摸出烟袋锅，装上烟丝，点着了，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

青色的烟雾缭“绕，模糊了他饱经风霜的脸。“秀英不想见你。你走吧。”他吐出一口烟，

声音冷硬得像院里的石头。我不肯走。我“扑通”一声，跪在了院门口的尘土里。“爸，

我知道我错了，您让我见见秀英，我跟她保证，我一定……”岳父重重地叹了口气，

那声叹息里，有惋惜，有无奈，却没有半分责备。“建国啊，起来吧。”“你没错，你救人，

是善事。”“秀英也没错，她护着自己的孩子，是天性。”“只是你们俩的路，

从你把那半个窝头掰给外人那天起，就分岔了。走不到一块儿去了。”他的话，

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地割着我的心。就在这时，里屋的门帘一挑，

一个高高瘦瘦的少年走了出来。是小军。他已经长得比我还高了，只是身板依旧单薄。

他手里拿着一个布包袱，走到我面前。“我妈让我给你的，路上吃。”他的声音还有些稚嫩，

但眼神里，却有一种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复杂。有疏离，有埋怨，但好像，

还有我看不懂的怜悯。“爸，你去吧。但别再写信回来了。”我颤抖着接过那个包袱，

入手温热。打开一看，里面是几个白得晃眼的白面馒头。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一颗一颗，滚烫地，滴在那洁白的馒头上，洇开一小片水渍。白面馒头……我这辈子，

都没舍得让秀英和小军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而她在我离开的时候，却给了我这个。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抱着那个包袱，冲着屋子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然后，

我站起身，转过身，一步一步地离开了这个我生活了半辈子的村庄。

在去往北京的绿皮火车上，车厢里拥挤不堪，充满了各种混杂的气味。**在冰冷的车窗上，

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村庄和树木。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奔赴一个光明的前程，

而是在被流放。我的人生，被那半个小小的窝头，干脆利落地，劈成了两半。一半，

留在了那个贫穷但完整的过去。另一半，正驶向一个看似繁华却孤独未知的未来。

05.火车哐当哐当了整整一天一夜，终于在一声长鸣中，缓缓驶入了北京站。

我提着那个破旧的包袱，随着人流走出车站，站在了宽阔的站前广场上。高大的建筑，

穿梭的汽车，还有人们脸上那种从容自信的神情，都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和局促。

我正茫然四顾，一个洪亮的声音穿透了嘈杂的人群。“建国！周建国！”我循声望去，

只见一个穿着笔挺的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不苟，面色红润的中年男人，正快步向我走来。

是顾延年。他和我记忆中那个蜷缩在牛棚里、奄奄一息的形象判若两人。

岁月似乎格外厚待他，只在他眼角留下了几道浅浅的纹路，更添了几分儒雅。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那双手温暖而有力。他的眼眶微微泛红，声音里充满了激动。“建国啊，

我的救命恩人，我可算把你盼来了！”他的热情，像一团火，

驱散了我心中的些许寒意和茫然。我被他拉着，上了一辆我叫不出牌子的小轿车。

车子很平稳，座椅很柔软。他把我安排进一个大单位的后勤科，工作特别清闲，

就是看看仓库，管管钥匙。他还直接分给了我一套两居室的楼房。当我拿着钥匙，

打开那扇崭新的门时，我彻底惊呆了。屋子里窗明几净，刷着雪白的墙壁，

地上是光亮的水泥地。沙发、床、桌椅、衣柜，甚至连暖水瓶和脸盆都一应俱全。

这和我老家那间昏暗的土屋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堂。晚上，顾延年在家中设宴为我接风。

他的家比分给我的房子更大，更气派，地上铺着木地板，墙上挂着字画。他的妻子，

一个看起来很有教养的女人，对我客气，但那客气里，总透着一股疏离。她给我夹菜，

让我多吃，但眼神却很少与我对视。他的女儿，顾晓曼，一个二十岁左右的漂亮姑娘，

穿着时髦的连衣裙，烫着卷发。她从我进门起，就用一种审视的、带着好奇的目光打量我。

那目光让我很不自在，感觉自己像个从乡下运到城里展览的土特产。宴席上，

顾延年显得格外兴奋。

他不停地向在座的宾客——似乎是他的同事和朋友——讲述我当年是如何冒着风险，

每天省下半个窝头救他的。他的讲述绘声绘色，充满了感情。我成了整个宴会的中心，

一个被众人参观、称赞的“活雷锋”标本。大家纷纷向我敬酒，

说着“周大哥真是个好人”、“了不起”之类的客套话。我局促地端着酒杯，脸涨得通红，

只会一个劲儿地说：“应该的，应该的。”就在这时，

顾晓曼端着一杯红色的、装着高脚杯里的液体，笑着走了过来。“周叔叔，我敬您一杯。

真佩服您当年的义举。”她顿了顿，眼睛弯成了月牙，话锋却突然一转。

“那时候您家里一定很富裕吧？不然哪有余粮救我爸呀？”我的喉咙瞬间发干，

端着酒杯的手猛地一僵。富裕？我脑海里瞬间闪过小军那双渴望食物的眼睛，

闪过秀英那张因饥饿而蜡黄的脸。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是，也不是。

我该怎么回答？说我们家穷得揭不开锅，那半个窝头是我儿子的救命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