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雾起时分我数到第七滴雨水从窗檐坠落时，她转过头来。“你是谁？

”她的眼睛像滇池清晨的雾，空茫而潮湿。我合上膝头的笔记本，

牛皮封面被六十四年的光阴磨出了油润的光——那种光需要手掌的温度一遍遍喂养，像养玉。

疗养院的墙壁刷成一种死白的颜色，介于米白和苍白之间，像放置过久的藕粉，

也像她此刻的皮肤。“我是林未明。”我说，声音比我想象的还要平静，“来给你读故事的。

”护士小杨推着药车经过，不锈钢托盘里的针管和药瓶碰撞出冰凉的声响。

时间是上午十点零七分，昆明秋天的阳光正试图穿透厚重的云层，

在走廊尽头的地砖上投下一块颤抖的光斑。“今天读到第几页了？”小杨轻声问。

她是个好姑娘，眼角有细细的笑纹，说话时总微微前倾，好像怕惊扰了什么。

“第一百四十三页。”我说，“他们快要重逢了。

”苏槿——这是我妻子此刻床头上写着的名字，

虽然她大部分时间不认得这三个字——她突然抓住我的袖口。手指枯瘦，但力道惊人。

“海鸥……”她说，“那些白色的……它们饿了。”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这是本周第三次她提到海鸥，而距离我们上次去翠湖喂海鸥，已经过去了十七年又八个月。

“对，它们饿了。”我顺着她说，“等天气好些，我们就去喂它们。你还记得怎么喂吗？

要撕成小块，抛得高高的。”她的眼神涣散开，像滴进水里的墨。

“老吴……老吴今天不高兴。”老吴。那只海鸥的名字。一九四二年夏天的海鸥。

我翻开笔记本，手指划过那些被泪水浸染过的字迹——有些是我当年写下的，

有些是后来补记的。时间在这本子里分层，像滇池底的沉积岩。

“那我们今天就读读老吴的故事，好不好？”她没有回答，只是盯着窗外。

一只麻雀落在窗台上，啄了啄玻璃，又飞走了。

笔记本·第一页·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那年夏天，翠湖的荷花开疯了。不是那种含蓄的疯，

是炸开的、不管不顾的疯。粉的、白的、红的，挤满整个湖面，荷叶大得能当伞用。

我第一眼看见苏槿，她正把一整块面包往湖里扔——不是撒，是扔，

手臂划出一个饱满的弧线。“喂！”我隔着栏杆喊，工装袖口卷到手肘，

露出晒成小麦色的前臂，“你这样喂，它们明天就不自己捉鱼了！”她转过头来。

时间在那一秒被拉得很长——长到我能看见她睫毛上沾着的细碎花粉，

长到她耳垂上那颗小小的痣在我视网膜上烙出印记，

长到远处洋人教堂的钟声恰好敲响第三下。“关你什么事？”她说，

声音脆得像刚摘的宝珠梨，带着一丝刻意的高傲。后来她告诉我，其实那一刻她心跳得厉害。

她看见一个穿破工装但腰背挺直的年轻人，

头发乱得像鸡窝但眼睛亮得像西山龙门上早晨第一缕光。

她说那是我身上有种“不守规矩的生机”，像野地里疯长的狗尾巴草。“当然关我的事。

”我翻过栏杆——动作不太优雅，工装裤勾住了栏杆尖，刺啦一声裂开一道口子，

“这些海鸥我喂了三年，每只都有名字。你刚才喂的那只叫老吴，它上周刚失恋，

吃太多会得脂肪肝。”她笑了。不是抿嘴笑，是咧开嘴，露出整齐牙齿的那种笑。

笑声掉进翠湖，惊起一圈涟漪，涟漪荡开，碰到荷叶，荷叶上的水珠滚落，

砸碎了自己的倒影。这就是开始。所有的开始都简单得像一个谎言，

但谎言说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的。我们后来常说，如果那天我没有卸完那船米，

如果那天她没有和母亲吵架跑出来，

如果那天老吴没有刚好失恋……如果有任何一个如果成立，

昆明城就少了一段持续六十四年的麻烦。但命运啊，从来不给“如果”留位置。她叫苏槿。

槿，木槿花的槿。她说她生在木槿花开的季节，母亲难产三天才生下她。

“所以我这人特别固执，”她说，“认准的事，死都要做到。”“巧了，”我说，“我也是。

”那天我们沿着翠湖走了三圈。第一圈，

我知道了她父亲是昆明最大的药材商“苏记药行”的老板，家住小吉坡八号法式别墅，

在联大读文学系。第二圈，她知道了我父亲早逝，母亲在正义坊摆摊卖米线，

我中学没读完就在码头扛米袋，每晚自学到深夜。第三圈，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并肩走着，

影子在青石板路上时而分开时而重叠。黄昏时分，她家的司机开车找来。

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站在路边：“**，太太让您回家。”她看看我，

又看看司机，咬了咬下唇。“明天，”她说，“明天下午三点，还在这里。”“如果下雨呢？

”“那就雨中见。”她跑向汽车，跑到一半又折回来，从手袋里掏出钢笔，拉过我的手，

在我掌心写下一串数字。“我家电话，”她喘着气说，“如果我出不来，你就打这个号码。

响三声就挂断，我会知道是你。”汽车载着她消失在文林街的梧桐树影里。我站在原地，

摊开手掌。钢笔字迹在我汗湿的掌心里微微晕开，像一朵蓝色的花。那晚我失眠了。

不是因为兴奋，是因为恐惧。

我太清楚阶级这两个字怎么写——它写在讲武堂军官和码头工人不同的脊梁弧度上，

写在正义坊穿着旗袍的太太和围裙沾满油污的母亲不同的眼神里，

写在她家那栋有彩色玻璃窗的别墅和我家那间雨季漏水的阁楼之间。但我还是去了。第二天，

第三天，第四天。第七天，她没来。疗养院的午饭时间到了。小杨推来餐车，

不锈钢盖子底下是糊状的食物——燕麦粥、蔬菜泥、剁得极碎的肉末。

苏槿的吞咽功能在退化，上周还呛到过一次，护士拍了她五分钟背。“林爷爷，

您也去吃午饭吧。”小杨说，“我喂苏奶奶。”我摇摇头，接过碗。“我来。

”勺子碰触她下唇时，她下意识地张开嘴。一口，两口，三口。到第四口时，她突然别开头，

眼神惊恐地看着我：“你是谁？你要毒死我？”“我是未明。”我放下碗，握住她的手，

“林未明。你的丈夫。”“骗人……”她往床角缩，“我还没结婚呢。我……我今年十九岁。

”小杨投来同情的眼神。我点点头，示意她先去忙。等房间里只剩我们两人，我重新拿起碗。

“好，你没结婚，你十九岁。”我顺着她说，“那十九岁的苏槿**，

可否赏光吃一口这……这云南特产的桂花藕粉？”她狐疑地看着我，又看看碗。“藕粉？

”“对，翠湖的藕做的。”她迟疑地张开嘴。我喂她吃完剩下的半碗，

又用湿毛巾擦干净她的嘴角。整个过程，她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像在辨认什么古老的文字。

“你的眼睛……”她喃喃道，“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在翠湖边。”我轻声说，

“一九四二年，夏天。”她皱起眉，努力地回想。我看见她眼里的雾气聚了又散，

像滇池上永远不散的晨雾。然后她放弃了，疲惫地闭上眼睛。“我累了。”“睡吧。

”我给她掖好被角，“我在这儿。”她很快睡着，呼吸变得均匀。我坐在床边，

看着她的睡颜。八十四岁的苏槿和十九岁的苏槿重叠在一起——眼角同样的弧度，

鼻梁同样的挺直，只是时间在这张脸上刻下了太多沟壑，

像滇西北被雨水冲刷了一百年的土地。我从口袋里掏出老怀表。

这是她父亲后来送给我的——在我们结婚那天。表壳已经磨损，但表针还在走，滴答，滴答，

像一颗不肯老去的心。笔记本·第二十三页·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第七天她没来，

我在翠湖边等到月亮升起。第八天，我决定打那个电话。正义坊的公用电话亭，

我投进三个铜板，手指发抖地拨号。听筒里传来长长的“嘟——”声，响了四次，

我正要挂断，突然被接起。“喂？”是个女人的声音，温婉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应该是她母亲。我挂断了。手心全是汗。第九天，我做了件疯狂的事——我去了小吉坡八号。

当然不是走正门，我绕到别墅后墙，那里有棵老槐树，枝桠伸进二楼的阳台。我爬上树，

像个小偷，像个疯子。然后我看见了她。她坐在阳台的藤椅里，膝盖上放着一本书，

但没在看。她穿着浅蓝色的睡衣，头发披散着，侧脸在夕阳里镶着一道金边。

她的脚踝上系着一根细细的链子——不，不是装饰，是链子的另一端锁在阳台栏杆上。

我的血一下子冲上头顶。她似乎感觉到什么，转过头来。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撞。

她瞪大眼睛，嘴唇无声地动了动：快走。我摇头，指了指她脚上的链子。她苦笑，摇摇头，

用口型说：三天。就在这时，阳台门开了。一个穿着墨绿色旗袍的女人走出来，四十多岁，

容貌和苏槿有七分相似，但眼神锐利如刀。她看了看苏槿，

又顺着苏槿的目光看向我这边的树——我缩回枝叶后面，心跳如擂鼓。“看什么呢？

”我听见那女人问。“看鸟。”苏槿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槐树上新来了一窝鸟。”“是吗。

”女人走到栏杆边，我几乎能闻到她身上昂贵的香水味。停顿了漫长的几秒，

她说：“回屋吧，晚上你父亲要见你。”脚步声远去。我再次探头时，阳台已经空了。

只有那本被遗忘的书留在藤椅上，风吹动书页，哗啦，哗啦。我等到天色完全黑透才溜下树。

落地时脚下一滑，摔进灌木丛，手肘划开一道口子，血渗出来。但我感觉不到疼，

只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堵着，堵得我喘不过气。那晚我在小吉坡附近晃荡到凌晨。

最后在一家还没打烊的粥铺坐下，要了一碗粥，却一口也喝不下。

老板娘是个慈眉善目的阿婆，她看看我流血的手肘，什么也没问，拿来纱布和红药水。

“年轻人，”她边给我包扎边说，“有些墙太高，爬过去会摔死的。”“那就摔死。”我说。

阿婆摇摇头，眼神里有一种见过太多故事的空茫。“活着才能翻墙。”第二天，

我在码头扛米袋时心不在焉，差点被一袋米砸到脚。工头老陈骂我：“林未明，

你魂被翠湖的女鬼勾走了？”我没吭声。是的，魂被勾走了，但不是什么女鬼，

是一个脚上锁着链子的活生生的姑娘。中午休息时，我跑到电话亭，又打了那个电话。

这次接起来的是个年轻女声，应该是佣人。“我找苏槿**。”“**不在。”冰冷的声音。

“那请转告她，明天下午三点，老地方。”“**不会去的。”电话被挂断。我握着听筒，

听着里面单调的忙音，突然想把这机器砸碎。但我没有。我只是走回码头，继续扛米袋。

一袋，两袋，三袋……汗水浸透工装，盐分刺痛眼睛。我用劳作麻痹自己，

直到肌肉酸痛得抬不起来。傍晚下工，我沿着盘龙江走回家。母亲还在正义坊摆摊，

米线摊的灯火在暮色里温暖地亮着。我帮她收摊，搬桌椅，洗锅碗。她一直没说话，

直到一切收拾停当，才递给我一碗热汤。“儿啊，”她叹口气，“妈没本事，

给不了你金山银山。”“我不要金山银山。”我说。“那你要什么？”我要什么？

我要那个被锁在阳台上的姑娘。我要她自由。我要这世上有那么一秒钟，人不分贵贱，

爱不讲门第。但我没说出口。我只是埋头喝汤，汤很烫，烫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笔记本·第三十七页·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第十二天，奇迹发生了。下午三点，

我照例来到翠湖边——虽然知道不会有人来。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坐下，看着荷花，

看着海鸥，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老吴飞过来，落在我脚边，歪着头看我。“她不会来了。

”我对老吴说。老吴叫了一声，不知道是同意还是反对。然后我听见了脚步声。

不是悠闲散步的那种，是奔跑的，急促的，带着喘息。我抬起头。她站在我面前，

穿着鹅黄色的裙子，头发被风吹乱，脸颊绯红，胸口剧烈起伏。她像是跑了很远的路，

鞋子上沾满泥土，裙摆也被勾破了。我们就这样对视了整整十秒钟。谁也没说话，

因为所有的语言在那十秒钟里都显得多余。“你……”我终于发出声音，“你怎么出来的？

”“翻墙。”她说，眼睛亮得吓人，“后院墙头有碎玻璃，我手掌划破了。”她摊开手。

果然，右手掌心一道深深的口子，血已经凝固，但周围红肿着。我抓住她的手，

从工装口袋里掏出还算干净的布条——码头工人常备这个——给她包扎。我的手指在发抖。

“你疯了。”我说。“跟你学的。”她笑，眼泪却掉下来，“我被关了十一天。十一天！

每天只能在那该死的阳台活动两小时，其余时间锁在房间里。他们要我保证不再见你，

我说不，他们就说要把我送去香港。”我包扎好她的手，却没有松开。

“那今天……”“今天家里有宴会，人多。我趁乱从后门溜出来的。”她深吸一口气，

“未明，我们私奔吧。”风突然停了。翠湖的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倒映着天空和我们。

远处传来卖米糕的吆喝声，糯糯的，软软的，像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去哪里？”我问。

“哪里都好。大理，丽江，或者去缅甸边境。我会打字，可以做文员；你会木工，

可以……”她越说越快，像在说服自己。我抬手捂住她的嘴。“苏槿，听我说。

”她安静下来，眼睛睁得大大的。“第一，我不会带你私奔。”我说，“私奔的意思是逃跑，

是认输。我不认输。”她的眼神黯下去。“第二，”我继续说，“我要光明正大地娶你。

在你家客厅，穿着西装，向你父母提亲。”她笑了，是那种带着眼泪的笑。

“他们会把你打出来。”“那就让他们打。打一次不行打两次，打两次不行打三次。

”我握紧她的手，“我要让他们看见，我林未明虽然穷，但骨头是硬的，心是诚的。

”她扑进我怀里。那个拥抱用了我们全身的力气，像两个溺水的人抓住彼此。

我闻到她头发里的桂花香——后来才知道，那是她家佣人用院子里桂花树的花自制的头油。

“那现在怎么办？”她闷在我胸口问。“现在，”我松开她，退后一步，认真地看进她眼睛，

“现在我要正式开始追求你。像所有体面的年轻人追求心爱的姑娘那样。送花，写信，

在你家楼下等。”“可是……”“没有可是。”我打断她，“从今天起，这是我的战争。

而你，苏槿**，你只需要做一件事。”“什么事？”“相信我。

”我们那天在翠湖待到很晚。说了很多话，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大部分时间只是并肩坐着，

看天色从湛蓝变成橙红，再变成深紫。她的手一直在我手里，

伤口处的布条是我们之间唯一的隔阂。黄昏时分，我送她回小吉坡。

在距离她家还有一条街的地方，她停下脚步。“就送到这里吧。”她说，

“前面……不太安全。”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她家的司机、佣人，甚至邻居，

都可能成为她父母的眼线。“明天见。”我说。“明天见。”她踮起脚尖，

在我脸颊上轻轻一吻。那个吻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但我感觉整个人被雷劈中了，

从头顶到脚底都是麻的。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跑向街角，黄色的裙摆一闪，消失在暮色里。

那晚我回到家，母亲已经睡了。我点上煤油灯，在狭小的阁楼里翻出纸笔。我要给她写信，

写第一封正式的情书。但提笔半天，只写下三个字：苏槿，见。我撕掉纸，重新写。又撕掉。

再写。煤油灯的火苗跳动，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晃动，像一出皮影戏。最后我放弃了，

就写最简单的话——“今日见你，甚好。望明日再见。”我把信折好，放进信封。没有邮票，

因为我知道寄不出去。我只是需要这个仪式，需要把心里满得快溢出来的东西，

找个地方安放。后来这成了习惯。每天一封，有时几句话，有时几页纸。

我把它们藏在阁楼的梁柱后面，用油纸包好。我想着，等我们老了，可以一起读这些信，

笑着回忆年轻时的傻气。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些信永远等不到被一起读的那天。

疗养院的下午，雷雨突然来了。昆明的雨总是这样，来得急，去得也快。先是天色暗下来，

像有人拉上了窗帘；然后风起，吹得院子里的桂花树疯狂摇摆；最后雨点砸下来，噼里啪啦，

像千军万马冲过屋顶。苏槿被雷声惊醒，尖叫起来。她挥舞着手臂，打翻了床头的水杯。

玻璃碎裂的声音让她更惊恐，她蜷缩成一团，浑身发抖。“没事，没事……”我抱住她，

轻轻拍她的背，“只是打雷。”“火……好大的火……”她语无伦次，

“医院……着火了……”这不是第一次。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记忆会混乱，

会把不同时间的事拼接在一起。她说的应该是战时医院——一九四四年，

曲靖那家战地医院确实发生过火灾，烧掉了半个仓库。“火已经灭了。”我在她耳边说，

“你看，这里是安全的。我们的白房子，记得吗？西山脚下的白房子。”她抬起头，

眼神空洞地看着我：“白房子？”“对。有大大的窗，推开就能看见滇池。院子里有桂花树，

秋天开花时，香得整夜睡不着。”她安静下来，靠在我肩上。我感觉到她的颤抖渐渐平息，

呼吸也平稳了。“我想去看桂花。”她轻声说。“等雨停就去。”“现在。”我看看窗外。

雨确实小了，从倾盆变成了淅淅沥沥。昆明就是这样，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像年轻人的脾气。

“好，现在。”我给她穿上外套，围好围巾，推着轮椅走出房间。小杨看见了，想说什么，

我摇摇头。她叹了口气，递给我一把伞。疗养院的院子里有个小小的花园，种着几棵桂花树。

雨后的桂花被打落不少，金黄的花瓣沾着水珠，铺了一地，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

我们停在树下。她仰起头，深深吸气。“香。”她说，露出孩子般的笑容。“是啊，香。

”我蹲下来，和她平视，“你最喜欢桂花。说它香得不张扬，但执着，隔着几条街都能闻到。

”“我……”她努力回忆，“我好像用桂花做过香囊。”“做过很多。给我们，给孩子们，

给孙辈。”我从轮椅侧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这是我一直随身带着的，里面装着干桂花，

“闻闻。”她把布袋凑到鼻尖，闭上眼睛。雨后的阳光穿透云层，照在她脸上，

那些深深浅浅的皱纹在光里变得柔和。“未明。”她突然叫我。“嗯？

”“我是不是……病得很重？”这个问题像一根针，扎进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我握住她的手：“你会好起来的。”“骗人。”她笑了，眼角有泪光，“但我喜欢听你骗我。

”我们就这样在桂花树下待了很久。直到太阳完全出来，水汽蒸腾，整个世界亮晶晶的，

像刚洗过一样。她打了个哈欠，困意上来。推她回房间的路上，

她突然说：“那个故事……后来怎么样了？”“哪个故事？”“翠湖边的故事。

穿黄裙子的姑娘，和那个……那个扛米袋的男孩。”我的心轻轻一颤。“你想听？”“想。

”回到房间，安顿她躺下，我重新翻开笔记本。雨后的阳光透过窗户，

在纸页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上回说到，”我清了清嗓子，“男孩决定正式追求女孩。

这是场硬仗，但他准备好了。”笔记本·第五十二页·一九四二年八月战役从一束花开始。

不是玫瑰——昆明那时候玫瑰还不多见，也贵。是野花，我在西山脚下采的，叫不出名字，

蓝色的小花，一簇簇的，像星星。我捧着这束花，

穿着唯一一件还算体面的白衬衫——领口已经磨得起毛，

但洗得很干净——站在小吉坡八号门口。按门铃的手心全是汗。开门的佣人是个中年妇女，

用戒备的眼神打量我：“找谁？”“我找苏槿**。我是她朋友，林未明。”“**不在。

”门就要关上。我用手挡住。“那请转交给苏太太，就说林未明来拜访。”佣人犹豫了。

这时，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谁啊？”她出现了。苏槿的母亲，穿着藕荷色的旗袍，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拿着一把团扇。她走到门口，目光落在我手里的野花上，

又落在我洗得发白的衬衫上，最后落在我脸上。那目光像手术刀，冷静，锋利，不带感情。

“林先生。”她说，语气平淡，“有事吗？”“苏太太好。”我微微鞠躬，

“我来拜访您和蘇先生，也想见见苏槿**。”“不巧，槿儿和她父亲出门了。”她说，

“至于拜访，林先生，我们素不相识，似乎没有这个必要。”“现在不相识，

多见几次就相识了。”我坚持，“苏太太，我是真心对苏槿好。我知道我家境贫寒，

配不上她。但我会努力，给我时间，我会让她过上好日子。”她笑了。不是嘲讽的笑，

也不是轻蔑的笑，而是一种……悲悯的笑。好像我在说一个天真的童话。“林先生，

你多大了？”“二十。”“我女儿十八。”她摇着团扇，“十八岁的姑娘，心思像云，

今天飘到这里，明天飘到那里。你今天看见她喜欢蓝色野花，也许明天她就喜欢红玫瑰了。

你能保证，到那时你还能采到红玫瑰吗？”“我能保证的是，”我直视她的眼睛，

“不管她喜欢什么，我都会去为她找来。”我们僵持了几秒。最后她说：“花我收下。

但请你以后不要来了。为了槿儿好，也为了你自己好。”她接过花束，转身进屋。

门在我面前轻轻关上，没有声响，却比摔门更有力量。我没有离开。

我在那棵老槐树下站了整整一下午。太阳从头顶移到西边，影子从短变长。我看见佣人进出，

看见邮差送信，看见隔壁家的猫在围墙上散步。黄昏时分，二楼的窗帘动了动。我抬起头，

看见苏槿的脸一闪而过。她朝我摇头，用口型说：走。我摇头，指指自己的心，又指指她。

她消失了。几分钟后，一张纸片从二楼飘下来。我捡起来，上面只有两个字：傻瓜。

我把纸片小心折好，放进衬衫口袋。心脏在胸腔里有力地跳动，咚，咚，咚，像战鼓。

那天之后，我每天都去。有时带一束花，有时带一本书——旧书店淘来的，她喜欢的诗集。

有时什么都不带，只是站在那儿。苏太太不再见我。

佣人每次都说“太太不在”或“**不在”。但我能感觉到，

二楼的窗帘后总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第七天，事情有了转机。那天下雨，我没带伞，

站在雨里，很快就湿透了。一辆黑色汽车驶来，停在我面前。车窗摇下，

露出一张男人的脸——五十多岁，穿着灰色长衫，戴金丝眼镜，气质儒雅但眼神锐利。

苏槿的父亲。我们隔着雨幕对视。雨打在他的车窗上，打在我脸上，世界一片模糊。“上车。

”他说。疗养院的夜晚来得很快。昆明的秋天就是这样，白天还暖洋洋的，太阳一落山，

凉气就从地底钻出来。我给苏槿加了床毯子，调高空调温度。她睡得很沉，

下午在花园里消耗了她太多精力。小杨值夜班，轻手轻脚地进来量体温和血压。“都正常。

”她小声说，“林爷爷，您也去休息吧。隔壁空床可以睡。”我摇摇头。“我再坐会儿。

”小杨叹口气，出去了。走廊的灯光从门缝透进来，在地上切出一道细细的光带。

我坐在黑暗里，听着苏槿均匀的呼吸声。这声音我听了六十四年，从她十九岁到八十四岁，

从清脆到浑浊，但始终是我在这世界上最安心的声音。有时候我会想，

如果当初没有爬上那棵槐树，如果没有每天站在她家门外，

如果没有上那辆车……人生会不会不一样？也许会。也许我会娶一个普通的姑娘，

生几个孩子，在码头干到退休，老了在正义坊晒太阳，和街坊下象棋。那也是一种人生，

平淡，安稳，没什么不好。但那就不是我和苏槿的人生了。我们的生命注定要纠缠在一起，

像西山和滇池，像翠湖的荷花和荷叶，像笔记本里那些被泪水晕开的字迹和后来补上的注脚。

我拿出老怀表，借着走廊透进来的微光看时间：晚上九点四十七分。

表盘上的罗马数字已经磨损，但指针还在走，坚定地，不知疲倦地。就像爱。

笔记本·第六十八页·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那辆车载着我驶向翠湖宾馆。

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苏先生——后来我知道他叫苏慕尧——只是沉默地看着前方，

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像在打拍子。翠湖宾馆的咖啡厅，靠窗的位置。他点了两杯咖啡，

侍者端上来，白色的瓷杯，银色的勺子，杯子里深褐色的液体冒着热气。“加糖吗？”他问。

“不用，谢谢。”他点点头，自己加了方糖，用小勺慢慢搅动。勺子碰触杯壁，

发出清脆的声响。“林先生，”他终于开口，“我调查过你。父亲早逝，

母亲在正义坊卖米线，你中学辍学，在码头做工，晚上自学，想考大学。品性不错，

工友都夸你仗义，邻居也说你好。是个上进的年轻人。”我没说话，等他继续。“但是，

”他放下勺子，“上进和配得上我女儿，是两回事。”“我明白。”“你不明白。

”他直视我，“如果你明白，就不会每天站在我家门口，像个……像个讨债的。

”这话很伤人。但我没退缩。“苏先生，我不是讨债。我是来告诉您，我爱苏槿，

我会对她好。”“爱？”他笑了，这次是真正的嘲讽，“年轻人，爱是最廉价的东西。

它不能当饭吃，不能遮风挡雨，不能给她体面的生活和社会地位。槿儿从小锦衣玉食，

你让她跟着你住阁楼？跟着你吃米线摊？跟着你被人指指点点，

说苏记药行的大**嫁了个扛米袋的？”每个字都像鞭子，抽在我心上。但我挺直了背。

“我不会永远扛米袋。我在自学，明年就考大学。我会让她过上好日子，也许不是锦衣玉食，

但一定是安稳踏实的日子。”“大学？”他摇摇头，“就算你考上，毕业也是四年后。

四年里会发生什么？战争在扩大，物价在飞涨，谁知道明天会怎样？林先生，我是商人，

我只看现实。现实就是，你给不了我女儿未来。”咖啡凉了。窗外的翠湖在雨中朦胧一片，

荷花看不清了，游人也少了。世界好像只剩下这个角落，和两个为了同一个女人对峙的男人。

“那您要我怎么做？”我问。“离开她。”他说得干脆，“彻底地，永远地离开。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足够你去外地重新开始，做点小生意，娶个门当户对的姑娘。

”我从口袋里掏出苏槿写在我掌心的电话号码——虽然字迹早已洗掉，但我记得每一个数字。

“苏先生，”我说，“您开个价。”他愣住了。“您女儿在我心里值多少钱，您开个价。

”我继续说，“我看看我这条命，我这辈子，够不够付。”他的脸色变了。从冷静到愤怒，

再到一种复杂的、我说不清的情绪。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雨都停了，

阳光重新露出来。“你很像年轻时的我。”他突然说。我没料到他会说这个。

“我娶槿儿母亲时，也是个穷小子。”他望向窗外，眼神变得遥远，“她家是开钱庄的，

看不上我这个药材铺学徒。我跪在她家门前三天三夜，最后她父亲把我打出去，

打断了一根肋骨。”我屏住呼吸。“后来我发誓要出人头地。我跑到缅甸贩药材，

差点死在土匪手里；我学英文，跟洋人做生意，被同行排挤；我用了十年时间，

把苏记药行做到昆明第一。”他转回头看我，“所以我知道这条路有多难。

我不希望我女儿再走一遍。”“但您走出来了。”“是，我走出来了。”他叹气，

“可你知道吗？槿儿母亲跟着我吃了多少苦？怀孕七个月还要躲债主，

生孩子时家里连请稳婆的钱都没有，落下病根，到现在阴雨天就关节疼。每次看见她疼，

我就恨自己为什么当年没本事。”他站起来，从皮夹里掏出一张钞票放在桌上。“咖啡我请。

林先生，听我一句劝：如果你真的爱槿儿，就放手。爱一个人，不是拉着她一起跳火坑，

是放她去更安全的地方。”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和两杯凉透的咖啡。我坐了很久。

直到侍者来问是否需要续杯，我才起身离开。走在翠湖边，雨后的空气清新得刺鼻。

荷花被打得七零八落，但还在那里，顽强地开着。我想起母亲。想起她长年劳作变形的手指，

想起她冬天生冻疮的脚，想起她看着我时那种混合着骄傲和心疼的眼神。苏先生说得对。

爱不是拉着一个人跳火坑。但爱也不是放手。爱是两个人一起，把火坑填平，种上花。

那天晚上，我做了决定。我不再每天去小吉坡站岗，我要用行动证明。

我要在明年考上西南联大，我要找到更好的工作，我要让所有人看见，林未明配得上苏槿。

第一步，是给苏槿写信。真正的信，寄到她家，让她父母看见的那种。

我在煤油灯下写到深夜。不是情书，

是一份“计划书”——我未来五年的计划：自学考大学、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攒钱、等等。

我写得很详细，甚至列了时间表。最后我写道：“苏槿，请等我五年。五年后，

我会光明正大地来娶你。如果你等不了，我不怪你。如果你愿意等，请相信，

我不会让你失望。”我把信投进邮筒时，天已经蒙蒙亮。邮筒是绿色的，

在晨光里像一棵安静的树。我把信塞进去，听见它落到底部的声音，轻轻的，但很确定。

那是我寄出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因为从那天起，我每天写，每天寄，

却再也没有收到回音。笔记本·第一百零三页·一九四二年十月秋天深了。

文林街的梧桐叶开始变黄，一片片落下，在地上铺成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有簌簌的声响，

像在说什么悄悄话。我已经一个月没有见到苏槿。信寄了三十封，石沉大海。

我去了翠湖边我们常去的地方，她不在；我打过那个电话，总是佣人接，说**不在。

但我没有放弃。我白天在码头做工，晚上去夜校补习，深夜自学到凌晨。

我的目标很明确：考上西南联大，哪怕是最冷门的专业。有了大学生身份，

我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就能离苏槿近一点。母亲看出我的变化。她没多问，

只是每天给我煮两个鸡蛋，夜里给我留一碗热汤。有时候我学到太晚，

她会轻轻推开阁楼的门，放下一杯热水，又轻轻关上。十一月初，事情有了转机。

那天我在码头卸货，工头老陈叫住我：“未明，有人找。”我抬起头，

看见一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站在不远处，戴眼镜，文质彬彬的。“你是林未明？”他问。

“我是。”“我叫周子安，苏槿的同学。”他压低声音，“她让我带句话给你。

”我的心跳加快了。“什么话？”“她说，信她都收到了，但被她母亲截下了。她出不来，

家里看得紧。让你……”他左右看看，声音更低了，“让你下周三下午三点，去圆通山后门，

她在那里等你。”“真的？”“真的。”周子安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这是她借给你的，

《诗经》，里面有她写的字。”我接过书。是商务印书馆的版本，蓝色布面，已经有些旧了。

翻开扉页，上面有一行娟秀的字迹：“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槿”我的眼眶突然就湿了。“还有，”周子安说，“她在攒钱，想跟你一起走。

让你也准备。”“一起走？去哪里？”“她说，去哪里都好，只要在一起。

”周子安拍拍我的肩，“林兄，苏槿是认真的。你别辜负她。”他走了。

我抱着那本《诗经》，站在码头，看着盘龙江的水滚滚东去。江面上有船，船上有帆，

帆被风吹得鼓鼓的，像要飞起来。那天晚上，我翻开《诗经》，找到苏槿写的那一页。

在“死生契阔”旁边，她画了一朵小小的木槿花。我用手指抚摸那朵花，

好像能摸到她画时的温度。我开始攒钱。码头工资微薄，

我就接私活——给人修家具、刷墙、甚至写家书。我戒了烟，早饭从两个馒头减到一个，

把每一分钱都存进瓦罐里。瓦罐藏在床底下，每天睡前我都拿出来数一数。

铜板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像在唱歌。十二月，昆明下了一场罕见的雪。雪不大，

但足够让整座城市兴奋。翠湖结了薄冰，孩子们在冰上嬉戏，摔倒了也不哭，

笑着爬起来继续跑。我和苏槿在圆通山见了面。这是两个月来第一次见面，她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