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1973

“岸”字的写法

1969年的春天，新济洲的芦苇长得比人还高。

秦执回来了。这一次，他不是偷偷摸摸的流浪儿，而是作为县里派来的防汛观察员，一个临时的、没有编制的“守洲人”。

他二十一岁，骨架已经撑开了少年的单薄，像一株在风浪里扎下了根的苦楝树。他的口袋里永远揣着那片碎瓷，指尖摩挲着“秦”字的笔画，仿佛那是父亲留下的唯一的脉搏。

也是在这一年，戴雪来了。

十八岁的戴雪，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扎着两条乌黑的长辫。她被分配到新济洲小学当老师。可那时候，哪还有什么像样的校舍？1954年的洪水把砖瓦房都泡酥了，后来的几场大水又冲垮了围墙。

校长是个老洲民，叼着烟杆，指着大堤说：“戴老师，学校就在这儿。天是屋顶，地是地基，堤坝就是围墙。”

于是，戴雪的课堂，就开在了大堤的背水坡上。

她用石灰粉在堤面上画出田字格，领着孩子们读：“岸——an——àn。”

风吹得书页哗哗响，也吹乱了她的头发。

秦执第一次见到戴雪，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背着测绘包，远远地看着那个站在堤坡上的姑娘。她声音清亮，像新济洲清晨的鸟叫。她正教孩子们写“岸”字。

“孩子们，看好了，”戴雪握着一根芦苇杆，在泥地上用力地划着，“‘岸’字上面是‘山’，下面是‘厂’字头，里面一个‘干’。山，是靠山；厂，是遮蔽；干，是脊梁。我们住在江心，水是流动的，但我们的心，要像这座山一样稳。”

秦执站在芦苇丛边，听得入了神。

他从小在铜井镇长大，学的是标准的课本，从没听过谁把一个汉字拆解得如此有血有肉。在他眼里，“岸”只是一个地理名词，是地图上那条弯弯曲曲的线。可在戴雪嘴里，“岸”变成了一个家，变成了一种信仰。

课间休息时，孩子们像野鸭子一样散开。戴雪收拾着教案，秦执走过去，递给她一个水壶。

“喝点水吧，堤上风大，嗓子容易干。”

戴雪抬起头，看见一张被江风吹得黝黑的脸，眼神却很亮。她接过水壶，道了声谢。

“你是新来的观测员？”

“嗯，秦执。”

“戴雪。”

两个名字在江风里轻轻一碰，像是两粒沙子落进了水里，没起什么波澜，却从此沉在了彼此的河床。

堤上的日子

日子就像江水，看似平静，底下却暗流涌动。

秦执白天在洲头测水位、记流速，晚上就回到简陋的工棚，对着地图发呆。他一直在找父亲的线索。有人说父亲被冲到了下游的镇江，有人说早就沉在了江底。他不信，他觉得父亲一定还在这片水域，像一块沉船的木头，或者一截没被冲走的骨头。

戴雪的学校越办越红火。没有课桌，她就带着孩子们搬来被洪水冲上来的圆木；没有黑板，她就用烧黑的木炭在石棉瓦上写字。

她有一个奇怪的规定：所有的孩子，入学第一课，必须先学会写“岸”字，然后才能学写“船”字。

孩子们不解：“老师，我们天天见船，为什么不先学船？”

戴雪蹲下来，看着孩子们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因为船是漂的，岸是定的。我们住在沙洲上，沙洲也是会动的。但只要我们心里有岸，人就不会漂走。”

秦执听了这话，心里猛地一震。

那天晚上，他找到戴雪，问她：“你怎么知道沙洲会动？”

戴雪指着江面说：“你看，去年的柳树还在那儿，今年的水线却已经淹到了树腰。沙洲在长，也在缩。就像人，会长大，也会老。”

秦执看着她，月光下的戴雪，眼神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沉静。他忽然觉得，这个在霸王庙长大的姑娘，似乎比谁都懂这片水。

芦苇里的课堂

1971年的夏天，洪水又来了。

虽然没到1954年的量级，但水位还是漫过了低洼处的庄稼地。学校被迫停课，孩子们都回了家。

秦执帮着戴雪把教学用具搬到高处的工棚里。那是一只旧木箱，装着孩子们的作业本和她的教案。

“以后打算怎么办？”秦执一边擦着汗，一边问。

“等水退了，继续教。”戴雪的回答很简单。

“你不害怕吗？这里随时可能会被淹。”

“怕。”戴雪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却又无比坚定，“但我更怕这里的孩子，长大了只会撑船，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水上漂。”

她从箱子里拿出一本作业本，翻开，里面是孩子们歪歪扭扭的字迹。有的写“岸”，有的写“家”，有的写“爸爸”。

“你看，”戴雪指着一个“圩”字说，“这个字，左边是‘土’，右边是‘韦’。‘韦’是围绕、是守护的意思。我们修堤筑坝，就是用‘土’去‘守护’我们的家园。这就是‘圩’。”

秦执看着那个字，忽然有了一个念头。

“戴老师，我想教你一样东西。”

“什么？”

“认图。”

秦执铺开他那张皱巴巴的水文图，指着上面的等高线和水深点，教戴雪如何看懂江流的脾气。戴雪学得很快，她甚至能根据秦执记录的数据，预测明天的水位会涨多少。

“原来，水也是有语言的。”戴雪感叹道。

“是啊，”秦执说，“它每天都在说，只是听懂的人不多。”

从那以后，堤坝上常常出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男人指着江面比划着，一个女人认真地听着，旁边是大片大片摇曳的芦苇。

1973年**：豁口

灾难总是在人最没有防备的时候降临。

1973年**，中午。连日的暴雨让江水暴涨，水位超过了警戒线。

大套口的涵闸年久失修，在巨大的水压下，发出“咯吱咯吱”的**。

秦执和戴雪正在堤上观测水情，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像是大地裂开了嘴。

“不好！”秦执脸色大变，拔腿就往涵闸跑。

戴雪也跟了过去。

眼前的景象让人心惊肉跳：涵闸的右侧墙体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浑浊的江水像一条愤怒的黑龙，正从那道裂缝里疯狂地涌入，吞噬着堤坝的根基。仅仅十几分钟，豁口就从半米扩大到了几米，然后是十几米……

“快！报警！组织抢险！”秦执对着对讲机大吼。

整个新济洲都震动了。

附近的村民、驻军、还有县里派来的抢险队，像潮水一样涌向大套口。

戴雪没有退缩。她把孩子们安顿好，转身就去了临时医疗点。那里是用帆布搭起来的，地上铺着稻草，躺满了受伤的抢险队员。

她拿着缝衣针，帮着卫生员给战士们挑脚上的血泡。那些战士的脚，泡得发白，肿得像馒头，满是泥浆和血水。

“疼吗？”戴雪轻声问一个年轻的战士。

战士咧嘴一笑：“不疼！只要堤保住了，就不疼。”

戴雪的眼圈红了。

六昼夜

接下来的六天六夜，是新济洲最黑暗的日子。

洪水在咆哮，人在呐喊。

秦执像疯了一样。他忘了自己只是个观测员，他扛着沙包，冲在最前面。他的肩膀磨破了，手心被铁丝划得鲜血淋漓，但他感觉不到疼。他只有一个念头：堵住它，一定要堵住它。

戴雪在后方，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她给战士们送水、送饭，帮他们包扎伤口。她的眼睛布满血丝，声音也嘶哑了。

第三天夜里，雨下得更大了。

豁口已经扩大到了四十多米。眼看就要守不住了，秦执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他找来几辆装满石块的卡车，准备连车带石一起开进豁口，做“沉船堵口”。

“秦执！你疯了！这样你会没命的！”戴雪死死拉住他的胳膊。

秦执转过头，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他看着戴雪，声音沙哑地说：“戴雪，如果我回不来……帮我照顾那些孩子。”

“你**！”戴雪哭着骂他，“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孩子们交代？怎么跟……跟你自己交代？”

秦执愣住了。

他看着戴雪哭红的眼睛，忽然伸出手，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泪水。

“我不会死。”他低声说，“我还要……看着你教完所有的孩子。”

那一刻，风在吼，水在叫，但他们的世界，却安静得只剩下彼此的心跳。

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六天凌晨，豁口终于合龙了。

浑浊的江水被重新挡在了堤外。

人们欢呼着，拥抱着，倒在堤坡上，像一具具被抽去了灵魂的躯壳。

尾声：两枚石子

天亮了。

雨停了。

秦执和戴雪并排躺在堤坡上，浑身泥泞，精疲力竭。

他们看着东方泛起的鱼肚白，看着那一轮红日从江面上缓缓升起。

“你看，”戴雪轻声说，“太阳还是出来了。”

秦执侧过头，看着她：“是啊，出来了。”

“秦执，”戴雪忽然问，“你为什么这么拼命？”

秦执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我是在这儿被冲走的。我想回来，我想证明，这片土地，值得我们用命去守。”

戴雪没有再问。

她只是伸出手，轻轻握住了秦执那只满是伤痕的手。

秦执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缓缓地，反握住了她的手。

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那一刻，他们像两枚被水纹推开的石子，虽然渺小，却在彼此的触碰中，找到了依靠。

而在他们身下，那道被堵住的豁口，像一道刚刚结痂的伤疤，静静地躺在大堤上，记录着这场人与水的搏斗。

1973·抢险

“人墙”

1973年**，深夜。

暴雨如注，砸在江面上，炸开无数个浑浊的水泡。大套口涵闸的断裂处，已经不是一道缺口，而是一张吞噬一切的巨口。江水咆哮着，以每秒几十立方米的流量疯狂涌入，卷起的漩涡像巨大的搅拌机，把堤坝的根基一点点掏空。

警报拉响了。

县防汛指挥部的电话像烧红的铁条，烫在每一个相关责任人手里。40个单位，2000余名抢险队员，像接到无声命令的蚂蚁，从四面八方星夜驰援新济洲。

卡车、拖拉机、板车，满载着沙袋、石料、木材，在泥泞的堤坝上排成长龙。车灯划破雨夜，像一道道刺向黑暗的利剑。

秦执混在第一批冲上去的人群里。

他把军装外套脱了，扔在泥水里，露出精瘦却结实的脊梁。他才十六岁，个头却已经窜到了一米七五。他抢过别人肩上的一百斤沙袋，咬着牙，踩着打滑的泥泞，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咆哮的豁口。

“让开！让开！”

有人推了他一把：“小孩，滚一边去！这不是你玩的地方！”

秦执回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像一头被激怒的小兽：“我不是小孩！”

为了不被赶走，他扯了个谎：“我十八了！”

没人有工夫去核实他的年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只要能喘气，能扛包，就是战士。

戴雪在临时医疗点。

那是一个用油毛毡和竹竿搭起来的简易棚子，里面铺着稻草。雨水顺着棚顶的破洞滴下来，打湿了消毒水和血腥味混杂的空气。

她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她的白衬衫上沾满了泥点和血迹，头发被汗水打湿，贴在脸颊上。

她的手里拿着一根缝衣针，那是她从老乡家里借来的。她用针尖挑破战士们脚上磨出的血泡，动作轻柔，却又无比坚定。

“疼吗？”她问每一个进来的人。

得到的回答总是同一个：“不疼。”

可当针尖刺破皮肤，脓血涌出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会疼得龇牙咧嘴，却硬是没一个人喊出声。

“戴老师，”一个年轻的战士咧着嘴笑，“只要堤保住了，这点疼算啥？回家我就能娶媳妇了。”

戴雪鼻子一酸，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她低下头，继续手里的活计。

“如果堵不住，我就用身体填。”

这句话，是秦执在扛着第五十袋沙包经过戴雪身边时，对着那个豁口吼出来的。

声音被风雨撕碎，却清晰地传到了戴雪的耳朵里。

她猛地抬起头，看见秦执那张被泥水糊满的脸，和那双在黑暗中闪着决绝光芒的眼睛。

那一刻，她手里的针抖了一下，刺破了自己的手指。鲜血滴在泥地上，瞬间被雨水冲走。

她想冲出去拉住他，想告诉他不要命了。但她知道，她拉不住。

有些东西，比命还重。

第六天凌晨：合龙

六天六夜，人与水的拉锯战。

沙袋像不要钱一样扔进豁口，瞬间就被冲得无影无踪；巨大的石块被吊车吊起，投入水中，也只能勉强减缓水流的速度。

抢险队想尽了办法：沉船堵口、抛石护底、打桩挂柳……

秦执几乎不眠不休。他从一个扛包的“小工”，变成了一个熟悉水性的“技术员”。他熟悉新济洲的每一条水纹，他知道哪里是主溜，哪里是回水。他指着水底对指挥长喊：“往这里抛！这里的流速最快！”

他的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双手被铁丝和粗糙的麻袋磨得血肉模糊，指甲盖都翻了起来。

戴雪几次想把他拉下来，让他歇一歇，都被他固执地甩开了。

“还差一点……就差一点了……”秦执喃喃自语，像是在跟自己较劲。

第六天的凌晨，天边泛起鱼肚白。

经过连续的高强度作业，豁口终于被填埋了大半。水流的速度明显减缓了。

最后的决战开始了。

秦执和几十个汉子跳进了齐腰深的水里。冰冷的江水刺骨，水下的乱石和木桩划破了他们的腿脚，但他们浑然不觉。

他们手拉着手，在齐腰深的水里站成一排，组成了一道“人墙”。

“抛石！快！”

岸上的吊车和挖掘机疯狂地运作起来，一块块巨大的条石、一袋袋沉甸甸的沙土，顺着人墙的缝隙，被填进了最后的缺口。

水花溅了他们一脸，泥浆糊住了眼睛，他们就用手抹一把，继续站着。

秦执站在最中间，水流冲击着他的胸口，他像一块礁石，纹丝不动。

他能感觉到，脚下的土地正在一点点稳固起来，那股疯狂的吸力正在消失。

当最后一块巨石落下，当水流终于被彻底截断，当浑浊的江水被挡在堤坝之外时，天，亮了。

人墙轰然倒下。

不是被水冲倒的，而是累倒的。

他们像一截截被砍倒的木头，躺在堤坡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膛剧烈地起伏，仿佛要把这六天六夜憋在心里的浊气全部吐出来。

谁也没有说话。

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劫后余生的抽泣声。

像两枚被水纹推开的石子

秦执和戴雪躺在一起。

不是并肩，而是隔着一小段距离。他们中间，隔着一滩浑浊的积水，和几株在风雨中幸存下来的、顽强的狗尾巴草。

秦执仰面朝天，看着那片渐渐变蓝的天空。云层裂开了一道缝，阳光像金色的瀑布一样倾泻下来，照在他满是泥污的脸上。

他动了动手指，指尖触碰到了一片柔软的泥土。泥土里，有一颗被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白色石子。

他捡起来，握在手心里。石子很凉，却让他感到一种踏实的温暖。

他侧过头，看向戴雪。

戴雪也正在看他。

她的眼睛很亮，像雨后清澈的湖水。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最终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

那口气，像江面上的雾，轻轻飘散在晨风里。

秦执把手里的石子扔了出去，石子落在那滩积水中，激起了一圈小小的涟漪。

涟漪扩散开来，把他和戴雪的身影都揉碎了，又慢慢拼凑起来。

他们就像这水面上的两枚石子，被那场疯狂的洪水（豁口）冲到了一起，又被这劫后余生的平静（合龙）推开了些许。

他们离得很近，却又仿佛隔着一个世界。

一个关于1954年的洪水，一个关于1973年的豁口。

秦执挣扎着坐起来，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那是他一直贴身藏着的，一只从1954年洪水中幸存下来的、搪瓷已经掉了一大半的旧碗。碗里，不知何时积了半碗浑浊的雨水。

他把碗递向戴雪。

“喝点水。”

戴雪看着那只碗，看着碗底那个模糊的“秦”字。她犹豫了一下，伸手接了过来。

她没有喝，只是把碗抱在了怀里。

风吹过堤坝，吹干了他们的衣服，也吹来了远处芦苇荡的沙沙声。

那声音，像是在为这场胜利低吟，又像是在为那些被水带走的良田和岁月哀悼。

3200亩良田，终究是没能保住。

就像他们的初恋，被那场洪峰卷走，沉进了深深的江底。

再也捞不起来了。

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太阳越升越高，看着抢险队开始清理现场，看着被洪水冲垮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