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腊月二十

赵金玉是被冻醒的。

冷。透进骨缝的那种冷，像有人拿井水浸过的毛巾，一条一条搭在她后背上。

她打了个寒噤，猛地睁开眼。

入目是灰扑扑的房梁，挂着二十年前就褪色的竹篮，篮子里塞着几头去年剩的干蒜。窗户纸破了两个洞，风从那钻进来，把灶台上那盏煤油灯的火苗吹得东倒西歪。

她低头。

手里攥着半截没削完的白萝卜，萝卜皮削得坑坑洼洼，是她一贯的手艺——一辈子节俭惯了，萝卜皮削得比纸还薄，舍不得多扔一指甲盖的肉。

可她明明死了。

腊月二十九，搬梯子换灯泡，后脑勺磕在门槛上。血从头发里渗出来，洇湿了半块水泥地。电视里播着春运新闻，隔壁剁馅的声音笃笃笃，像给她敲丧钟。

她躺在地上，从下午躺到天黑，从天黑躺到天亮。

没人来。

大年三十，没人来。初一，没人来。初二，大儿子推门进来，看见她硬邦邦的尸体，第一反应是掏出手机，打给两个弟弟：

“妈没了。后事怎么办，三家平摊还是怎么弄？”

她记得清清楚楚。

可这会儿，她攥着萝卜，坐在灶台边，听着院子里小儿媳周红梅不耐烦的催促声——

“妈！王屠户的车马上进村，你到底去不去？不去我自己去了啊！”

1999年腊月二十。

老头子走后的第九十三天。

赵金玉慢慢站起身。

腿不疼了。腰不酸了。后脑勺没有那个血窟窿。五十八岁的身子骨，比她记忆里最后那二十年轻了不知多少斤。

她走到灶台边那面破镜子前，看着里面的人。

头发黑的多白的少，整整齐齐挽在脑后。脸上的皱纹还没那么密，眼袋也没耷拉下来。一双眼睛，浑浊里透着一点年轻时候的光。

她看着镜子里的人。

镜子里的人也看着她。

赵金玉活了两辈子，从来没这么认真地看过自己。

——原来她也有过还没老透的时候。

“妈！”周红梅的嗓子又尖起来，“你到底——”

“不去。”

周红梅噎住了。

她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个菜篮子，羽绒服拉链只拉到一半，露出里面红底碎花的棉毛衫。那表情像见了鬼。

“……咋了？不舒服？”

赵金玉没答。

她低下头，看着灶台上那本撕了一半的老黄历。1999年，己卯年，腊月二十，宜破屋、坏垣、解除，余事勿取。

余事勿取。

她合上黄历，慢慢开口：“猪蹄不买了。”

“那排骨呢？年夜饭——”

“今年不做年夜饭。”

周红梅彻底愣在院子里。

赵金玉看着她。这个小儿媳嫁进来三年，她伺候了三年。上辈子周红梅嫌她腌的腊肉咸，嫌她烧的扣肉肥，嫌她过年非要张罗一大桌子菜“累赘”。可嫌归嫌，那年夜饭是一顿没落，年年都是她一个人从腊月二十三忙到三十晚上，站得腿肿。

今年不伺候了。

“那……”周红梅眼珠子转了几转，“不买也行，省点钱。那我回去了，大伟还等我做饭呢。”

大伟。小儿子。

上辈子跪在她床前说“妈，拆迁款给我们吧，我们给你养老”的那个小儿子。

赵金玉点点头。

周红梅像得了赦令，菜篮子往窗台一搁，脚底抹油似的走了。院门吱呀一声，又吱呀一声，风灌进来，把那棵半死不活的老枣树刮得沙沙响。

赵金玉站在灶台边，站了很久。

她把那半截萝卜削完，切成滚刀块，放进灶台上的搪瓷盆里。盆里还有昨天剩的半盆腊肉，肥瘦相间，腌得透亮。

她盖上纱罩。

然后她擦干净手，解下围裙，搭在灶台边的竹竿上。

院门没关。她走出去，站在门槛上，看着这个住了三十年的院子。

枣树是老伴三十年前亲手栽的，说是等结果了给孙子们打枣吃。可这树结的枣又小又涩，一年收不满一簸箕，孙子们尝两颗就吐了，再也不肯吃。

枣树下是那口压水井，井把磨得锃亮。她在这儿洗了三十年的衣裳，洗完了儿子的洗孙子的，洗完了孙子洗重孙的。手洗秃噜皮了，往凉水里浸一浸，接着洗。

墙角码着蜂窝煤，一共六十二块。她腊月初十拉回来的，三轮车蹬了八里地，蹬得腿肚子转筋。卖煤的老王头说：“赵大娘，你儿子呢？咋让你自个儿拉？”她笑：“儿子忙，我自己能动，不麻烦他们。”

她能动。

她一直能动。能动到八十岁，能动到摔死在自家门槛上。

赵金玉转身，回屋。

她从床底下拖出那只老旧的樟木箱子。钥匙挂在脖子上，贴肉揣了几十年，比任何首饰都亲近。

箱子开了。

里面是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老衣裳，最底下压着一个铁皮饼干盒。

她打开饼干盒。

存折三张，定期存单两张，还有一叠用橡皮筋捆着的现金——五块十块的旧票子，压得平平整整。

这是老头子走后，她省吃俭用攒下的棺材本。

也是上辈子一分没动、全分给了三个儿子的拆迁款。

1999年，村里还没人知道要拆迁。

但她知道。

她死前那几年，这块地皮卖给开发商盖度假村，每家每户赔了三十八万。她没等到那一天。

可她等到了今天。

赵金玉把存折和现金点了一遍。数字不大，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二块七毛。

够用了。

她把饼干盒盖好，重新塞进樟木箱子，箱子推回床底。动作很慢，膝盖压在地上，硌得生疼——年轻了，可骨头还是二十年后才坏的骨头，这点疼她受得住。

门外又传来脚步声。

这回不是周红梅。脚步重，拖沓，带着不耐烦的急促。

大儿子，赵建国。

“妈！”

门帘一掀，冷风裹着人进来。赵建国四十一岁，厂里下岗半年了，脸色不好看，眼袋耷拉着，像挂了两个腌过头的咸菜疙瘩。

“拆迁办的人来村里了你知道吗？”

赵金玉从床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知道。”

“知道你怎么还坐着？”赵建国嗓门拔高，“老张家的说，补偿方案这几天就定，按人头算还是按面积算，全靠村干部一张嘴！你不得去打听打听？”

赵金玉看着他。

上辈子，他也是这样冲进门来的。那时候她慌，她急，她怕儿子吃亏，颠着小脚跑了三趟村委会，把政策背得滚瓜烂熟，比村干部还懂。

这辈子，她不急了。

“打听什么？”她问。

“打听——”赵建国噎了一下，“打听怎么赔啊！你一个人住这老房子，按面积赔能赔多少？要是按人头赔，你把户口迁到我家去，咱家多算一口人，能多赔两万！”

多赔两万。

上辈子她就是听了这句话，把户口迁到了大儿子家。拆迁款五万二，大儿子分了两万，二儿子分了一万五，小儿子分了一万五，剩下两千她说留着给自己办后事。

后事没用上那两千。

因为后事是大儿子垫的钱，办完丧事，三家平摊。

她那两千，被当成了“遗产”，连本带利，一家分六百六十六。

赵金玉慢慢走到灶台边，拿起暖水壶，给自己倒了杯水。搪瓷缸子磕在灶沿上，叮当一声。

“按面积赔。”她说，“房子是我的，钱就是我的。我不迁户口。”

赵建国愣住。

“你说什么？”

“我说，”赵金玉喝了一口水，不烫，温吞吞的，“钱是我的，不分。”

屋里有三秒钟的安静。

然后赵建国的脸腾地红了。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是你儿子！当年我结婚你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给我打，一间偏房打发了，现在拆迁了你说不分？”他声音越来越高，“老二老三就算了，我是长子！长子养老送终，不该多拿？”

赵金玉看着他。

上辈子，他也是这么说的。她怕儿子寒心，把钱分了。后来呢？

后来她住院，长子说“医药费三家平摊”。她动手术，长子说“老二老三出多少我出多少”。她死了，长子说“后事办完剩的钱三家分”。

长子养老送终。

送得真好。

“你养我了吗？”赵金玉问。

赵建国张了张嘴，没出声。

“老头子走了三个月，你来过几趟？”她的声音不高，平平的，像在说别人家的事，“第一趟，报丧。第二趟，分抚恤金。第三趟，拆迁消息刚露头，你来催我迁户口。”

她顿了顿。

“第四趟呢？”

赵建国脸涨得紫红，胸膛起伏得像拉风箱。

“妈，你魔怔了？谁给你灌迷魂汤了？”

赵金玉没答。

她放下搪瓷缸子，转身走到碗柜边，打开抽屉，从里面摸出一张存折。工商银行的，折子边角磨破了，用透明胶带粘着。

她把存折放在灶台上，推过去。

“这上面有四千块。你下岗了，家里难处我知道。拿去。”

赵建国盯着那张存折。

四千块，不是两万，不是一万五，是四千。

“剩下的呢？”他声音发紧。

“剩下的，”赵金玉收回手，垂下眼皮，“是我的。”

赵建国走了。

存折带走了，门摔得山响。枣树刮下一截枯枝，砸在他脚后跟上，他头都没回。

赵金玉站在灶台边，把搪瓷缸子里剩下的半杯凉水喝完。

天快黑了。腊月的夜来得快，西边最后一抹灰白被山头吞进去，院子沉进青蓝色的暗里。她没有开灯，就那么坐着，看窗纸从灰变黑，看枣树的影子从模糊变消失。

隔壁李婶家的灯亮了，炊烟从烟囱里挤出来，带着柴火和腊肉的香。剁馅的声音又响起来，笃笃笃，笃笃笃，和上辈子那个腊月二十九一模一样。

她忽然想笑。

原来重活一世，听见的还是同一把菜刀。

半夜，赵金玉没睡着。

不是失眠——她活了八十年，死了一回，早就不怕睡不着了。她是躺着，睁着眼，把这辈子的账从头到尾算了一遍。

老头子走的时候，她五十七。下葬、待客、还债，一条龙办下来，抚恤金花得精光，还倒贴了八百。那八百是借的，第二年开春喂了两茬猪才还上。

大儿子结婚，她打了三件家具，床、柜、桌，木料是她陪嫁的樟木，工钱是老头子出殡时收的份子钱。大儿媳嫌家具样式老，结婚第三年全卖了，换了套组合柜。

二儿子结婚，她给了三千块。那时候三千块是半年的收成，她跟老头子在地里刨了三年才攒够。二儿媳拿那三千块买了台洗衣机，到现在还摆在老宅杂物间里，早坏了，修都修不起来。

小儿子结婚，她出了彩礼一万二。老头子那时候已经不在了，她一个人养的猪，一个人种的菜，一个人起早贪黑卖鸡蛋。一万二，她数了三遍才舍得递出去。

后来呢？

后来三个儿子买了房、换了车、孙子上学了、孙女出嫁了。没人问她钱够不够花，没人问她腿还疼不疼，没人问她一个人住在漏风的老宅里，害不害怕。

她害怕。

她怕了二十年，最后死在那间老宅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可现在她不害怕了。

赵金玉从床上坐起来，摸黑穿好棉袄，走到窗边。

月亮挂在枣树梢上，又白又冷。腊月的月光没有温度，照在院子里像撒了一层霜。

她看着那棵枣树。

老头子栽树那年说：“等树长大了，咱俩在底下摆个棋盘，夏天乘凉。”

树长大了。老头子没等到乘凉。

她等到了。

她等了一辈子，等来的是一个人躺在冷地上的除夕。

赵金玉收回目光，转身，从床底拖出那只樟木箱子。

这回她没开饼干盒。

她把手伸到箱子最底层，摸出一个蓝布包袱。

包袱皮是老头子生前用的汗巾，洗得发白了，边角磨出毛边。她解开结，里面是一本旧账本。

账本是她嫁进赵家那年开的，记了六十年。每一笔人情、每一笔开销、每一分借出去的钱、每一分还回来的债，工工整整，按年月排好。

她翻到最后一页。

那是老头子走的那年，她记的最后一笔账：

**1999年9月17日，老赵头走。丧葬费支出3876元，份子钱收入2840元，亏空1036元。借张三婶300，借李二娘200，余536元从卖猪款里补。**

合上账本。

赵金玉抬起头，看着窗外那轮冷月亮。

这辈子，账要一笔一笔算。

不是她欠他们的。

是他们欠她的。

第二天一早，赵金玉去了镇上。

她没有坐三轮车，也没有等儿子们谁顺路捎她一脚。她走到村口，等那趟一天只有两班的破中巴，花了三块钱，颠了四十分钟，在镇上下车。

工商银行。柜台的小姑娘脸生，二十出头，烫着小卷毛，涂着红指甲，接过存折的时候眼皮都没抬。

“取多少？”

“全取。”

“四千三？”小卷毛终于抬头了，看了她一眼，“老太太，取这么多现金干啥？放银行里多安全。”

赵金玉没解释。

小卷毛撇撇嘴，开始数钱。一百的，五十的，十块的，五块的，摞成三沓，用皮筋扎好，推过窗口。

“点一下，出门不认。”

赵金玉接过钱，没有点。她打开那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袱，把钱放进去，和账本挨着放好。

四千三百块。

她这辈子第一笔，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钱。

走出银行的时候，太阳正从云缝里挤出来，照在镇中学门口的梧桐树上，把光秃秃的枝丫镀成浅金色。

赵金玉站在台阶上，眯着眼，晒了一会儿太阳。

镇上很热闹。腊月二十一，离年关没几天了，街上挤满了置办年货的人。卖对联的，卖灯笼的，卖瓜子花生的，卖小孩儿玩具的，吆喝声一浪高过一浪。

她挤在人群里，慢慢走，慢慢看。

走到供销社门口，她停住了。

橱窗里摆着一件新棉袄。暗红的底子，印着浅金色的小碎花，领口一圈人造毛，蓬松松地翻着。标价签上写着：八十八元。

她站了很久。

上辈子，她看中了这件袄子，在橱窗外站了半个钟头，最后没舍得买。

那年八十八块钱，够买四十斤猪肉，够给三个孙子一人扯一身新衣裳，够还完老头子欠的债还剩二十块。

她把钱省下了。

省下来，分给儿子们。

分完那年冬天，她感冒发烧，躺在炕上捂汗，盖的是二十年前的老棉被，又硬又薄，压在身上像石板。

没人发现。没人给她买新被子，更没人想起那件她站了半个钟头、最终没舍得买的棉袄。

赵金玉推开供销社的门。

十分钟后，她走出来，胳膊上搭着那件暗红碎花的新棉袄。

太阳又亮了一点。

她把袄子叠好，小心地放进蓝布包袱，盖在账本和钱上面。

沉甸甸的。

腊月二十二，大儿媳来了。

没空手，拎了一刀肉，五花三层，肥膘两指厚，在案板上拍得啪啪响。

“妈，建国那天说话冲，你别往心里去。”大儿媳姓孙，叫孙秀英，嗓门比她男人还大，“他下岗了心情不好，回家冲我发了好大一通火，我说你这人，妈把你养这么大，你吼谁呢？”

她把肉往灶台上一撂，擦擦手，四下打量这间老屋。

“这房子是该拆了，墙皮都掉了，住着多危险。等拆迁款下来，你在村里租个楼房，冬天有暖气，多享福。”

赵金玉坐在灶边，慢慢地择着一把韭菜。

上辈子，孙秀英也是这么说的。“租个楼房，多享福”。

后来呢？

后来拆迁款分了，楼房租了半年，儿子们说租金太贵，让她搬回老宅。老宅没拆——开发商的地块往东挪了二百米，正好把她家绕过去了。

她又住回那间墙皮脱落的老屋，一住二十年。

“秀英。”赵金玉放下韭菜，“肉你拿回去，我牙口不好，吃不动肥的。”

孙秀英一愣。

“还有，”赵金玉看着她的眼睛，“建国那份钱我给了，四千块。老二老三的我还没想好怎么给。你们当老大的，多担待。”

孙秀英的脸色变了。

那刀肉她最后没拿走。往灶台上一搁，转身走了，门帘甩得噼啪响。

赵金玉把那刀肉拎起来，用旧报纸包好，放进竹篮，挂在灶房通风的地方。

牙口不好是真的。

但这肉没坏，浪费了造孽。

腊月二十三，小年。

二儿子赵建军从深圳打电话回来。

长途电话贵，他简明扼要：“妈，拆迁的事我听说了。大哥分多少，你看着办，我没意见。就是今年厂里忙，过年回不去了，初二再回。”

赵金玉握着听筒，听着电话那头滋滋的电流声。

上辈子，他也是这么说的。初二回，初四走，来去匆匆，像这个家是他出差路上顺路拐进来歇脚的旅馆。

“建军。”她开口。

“嗯？”

“你爸走了，这个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妈，我知道你难。等我这边稳定了，接你来深圳住。”

赵金玉没接话。

这句话，她上辈子等了一辈子，从五十八岁等到八十岁，从黑发等到白发，从能走山路等到下不了床。

他没来接过。

她也没问过。

“忙你的吧。”她挂了电话。

腊月二十四。

赵金玉去了一趟镇上，买回一床新棉被。八斤，弹的当年新棉花，又软又轻，盖在身上像裹着一层云。

她把旧棉被拆了，被面洗干净叠好，棉花胎拆出来，堆在院角。老李家的猫过来闻了闻，不屑地走了。

晚上她睡在新棉被里，一夜无梦。

腊月二十五，她去了村西的老周家。

老周头是村里的老木匠，七十多了，手还稳得很。她递过去一张皱巴巴的图纸，是从账本最后一页撕下来的，铅笔画的，歪歪扭扭。

老周头戴上老花镜，对着图纸看了半天。

“这是……躺椅？”

“嗯。”

“你画这扶手，是圆的？”

“圆的。像他那把。”

老周头抬头，看了她一眼，没问“他”是谁。

“行。樟木还是榆木？”

“樟木。家里那棵枣树……”

“枣木太脆，做不了椅。”老周头放下图纸，“樟木好，防虫。我库里有一根，放了十二年了，给你算便宜点。”

“多少钱？”

“连工带料，三百六。”

赵金玉从蓝布包袱里数出三百六十块，压在图纸上。

老周头收下钱，又问：“赶着要不？”

“不赶。”她顿了顿，“三月之前就行。”

三月。老头子生日。

老周头点点头，没再多问。

腊月二十六，下了雪。

不大，细细碎碎地飘，落在地上就化，只在瓦楞和枯草叶子上积了薄薄一层白。

赵金玉坐在灶台边，把剩下那半盆腊肉切成薄片，一片一片码进搪瓷盆里，浇上酱油和糖，搁在灶边慢慢煨。

肉香从锅盖缝里挤出来，和雪气搅在一起，钻进鼻子里。

她想起老头子。

他爱吃腊肉，一顿能就着吃三大碗米饭。牙口好的时候爱吃，牙口不好了也爱吃，咬不动了就含在嘴里慢慢抿，抿到没味才舍得咽下去。

他说，金玉，你腌的腊肉是全村最好的。

他走那年，她腌了一缸，他一筷子都没尝上。

赵金玉把煨好的腊肉盛出来，用油纸包好，放进竹篮，挂在灶房通风的地方。

和那刀五花肉并排挂着。

雪下了一夜。

腊月二十七，天放晴了。

赵金玉起得很早，把院子扫了一遍。雪水渗进地缝，把枯叶和碎枝泡得软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