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声消失后，村子反而更安静了。

那种安静不是平常的静谧，而是像什么东西压在头顶上，连狗都不敢出声。钱前躺在床上——如果这也算床的话——盯着头顶黑乎乎的房梁，耳朵却一直竖着。

所谓的床，不过是靠墙搭的一溜木板，铺了一层干草，再盖一张磨得发亮的旧席子。草里有虫子，窸窸窣窣地爬，爬到胳膊上痒痒的。她伸手挠了挠，指甲里刮下一层泥。

原主连个单独的房间都没有。这间“屋”其实是灶房旁边堆柴火的棚子，四面透风，用玉米秆扎的篱笆墙，一推就倒。棚子里除了这张“床”，就剩一堆干柴、几把破锄头、两只豁了口的陶罐。头顶的茅草漏了几个洞，能看见外面灰蒙蒙的天，和偶尔闪过的星星。

隔壁灶房里，老太婆的呼噜声已经响起来了，一长一短，像拉锯。堂屋那边没有声音，那个叫阿弟的少年大概还在看书——他点灯的油是省着用的，每晚只点一刻钟，老太婆掐着时辰算，多烧一息都要骂。

钱前翻了个身，干草窸窣响。

她睡不着。

脑子里太乱了。后脑勺的伤还在隐隐作痛，提醒她白天发生的一切不是梦。那些记忆碎片像放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往外跳——不是她的记忆，是那个已经消失的“前丫头”的。

三年。从十四岁到十七岁，每天天不亮起来，挑水、砍柴、喂鸡、洗衣、做饭、下地。老太婆带着她，一天也不让歇。栽秧的季节，天不亮就下田，天黑了才上来，腿泡得发白起皱，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净的泥。

工钱呢？

没有工钱。

老太婆说，攒着，给阿弟交束脩。将来阿弟考中了，你就是官家姐姐，吃香的喝辣的，享不完的福。

于是那些铜板，一枚一枚，从“前丫头”的手里过一遍，然后进了老太婆的荷包，再从荷包里出去，变成阿弟的书本、纸笔、束脩。

“前丫头”信了三年。

直到今天，死在秧田里。

钱前不知道她是栽着栽着忽然栽倒的，还是被什么东西砸了——后脑勺那个伤，位置刁钻，不像是摔倒能磕出来的。但原主的记忆里没有那个瞬间，只有一片黑暗，和一种说不清的、深深的疲倦。

那种疲倦，钱前懂。

她读研那三年，也累。白天泡在试验田里测数据，晚上熬夜写论文，导师催，项目压，毕业遥遥无期。有几次她也累得想躺下算了，再也不起来。

但那种累，和原主的不一样。

原主的累，是没有尽头的。没有毕业，没有未来，没有希望。只有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死在田里，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钱前盯着房顶的破洞，看着那一小块灰蒙蒙的天。风从玉米秆缝隙里钻进来，凉飕飕的，带着泥土和腐烂植物的气息。

远处，忽然又响起狗吠。

这回不是一声两声，而是一片，整个村子的狗都在叫，此起彼伏，像炸了窝。

钱前腾地坐起来。

隔壁的呼噜声停了。老太婆的声音从灶房里传出来，带着没睡醒的沙哑：“咋了？”

“狗叫。”钱前说。

“我耳朵不聋！”老太婆骂了一声，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出去看看。”

她还没动，院门忽然被拍响了。

“开门！快开门！”

是个男人的声音，又急又哑，拍得门板咣咣响。那只瘦狗汪汪狂叫，扑到门边，又被踹得嗷嗷惨叫。

老太婆的脚步停住了。

钱前从床上爬起来，摸黑往外走。棚子门口挂着一条破布帘，她掀开帘子，看见灶房的灯亮了——老太婆点了油灯，端在手里，火苗一颤一颤的，照得她脸色蜡黄。

“谁？”老太婆朝院门喊。

“是我！老周家的！”外面的男人喊，“快开门！有急事！”

老太婆迟疑了一下，走过去开了门。

门一开，一个黑影闯进来，险些撞倒她。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满脸汗，衣裳歪着，像是从床上爬起来就跑出来的。他一进门就喘着气喊：“出事了！出大事了！”

“啥事？”老太婆端着灯凑过去。

男人看见钱前站在棚子门口，愣了一下，又移开目光，压低声音说：“县里来人了，夜里进的村，把老杨家的儿子带走了！”

“啥？”老太婆的声音尖起来，“为啥？”

“征兵！”男人跺了跺脚，“说北边打起来了，朝廷要人，每家每户抽一个男丁！老杨家的儿子刚满十六，正好顶上，哭得跟啥似的，他娘追出去二里地，让人一脚踹回来，腿都瘸了！”

钱前站在阴影里，听着这话，后背忽然一阵发凉。

白天听见的马蹄声，不是她的幻觉。

“咱们村……抽了几个？”老太婆的声音发抖。

“还不知道！老周家离得近，我先跑出来报信！”男人说着，忽然看向堂屋的方向，“你家那个念书的，多大了？”

老太婆的脸刷地白了。

“十……十四，虚岁十五……”

“十五！”男人一拍大腿，“那得算！人家说了，十四以上，六十以下，全算！你家这，躲不过！”

油灯晃了晃，险些掉在地上。老太婆一把扶住墙，嘴唇哆嗦，半天说不出话来。

钱前站在棚子门口，看着这一幕，忽然明白她在怕什么。

阿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