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滨海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凌晨两点四十七分，

抢救室的红灯像一只永不闭合的血色眼睛。林渊摘下听诊器，揉了揉酸胀的太阳穴。

这是他今晚接诊的第十七个病人——一个从三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下来的农民工，脾脏破裂，

腹腔积血，已经推进了手术室。他站在洗手台前，冷水冲过指缝，带走了一些血迹，

但指甲缝里那些干涸的红褐色痕迹，像是刻进去的。“林医生，三号留观床的病人又闹了。

”护士小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一种疲惫的无奈。林渊从镜子里看到她靠在门框上，

整个人像一根快要折断的芦苇。“哪个三号？”“就那个……‘上面有人’的那个。

”林渊的手顿住了。他当然知道小周说的是谁。三号留观床，赵德贵，六十二岁，

退休前是市卫生局的一个副处长。三天前因为“胸闷、心悸”被家属送来，

心电图、心肌酶、动态监护做了一圈，连冠脉CTA都安排了，结果出来——轻度高血压，

一级，连住院标准都够不上。但赵德贵不肯走。“**了三十年卫生系统，我还不懂？

”赵德贵躺在病床上，声音洪亮得不像个病人，“我这症状，绝对是心梗前兆！

你们要是不收我住院，出了事谁负责？”林渊记得自己当时站在床边，

耐心地解释了三遍：检查结果没有心梗依据，血压控制得很好，

回家按时服药、定期复查就行。赵德贵听完，翻了个白眼，

说了一句让林渊至今想起来都觉得荒诞的话：“你一个住院医，懂什么？叫你们主任来。

”主任来了。看完检查报告，说了和林渊一模一样的话。赵德贵不买账，

直接一个电话打到了医院医务科。医务科的人半夜被叫起来，

听赵德贵在电话里讲了四十分钟“我在卫生局的时候如何如何”，最后妥协了。先留观，

明天再说。于是赵德贵在留观室住下了。这一住就是三天。林渊走进留观室的时候，

赵德贵正坐在床上吃苹果。他穿着一件蓝白条纹的病号服，但精气神比林渊还好，面色红润，

中气十足。床头柜上摆着保温杯、降压药、老花镜和一份当天的《参考消息》。“赵老师，

听说您找我？”林渊站在床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他今年二十九岁，

从国内顶尖的协和医学院博士毕业，在急诊科轮转了两年，

见过撒泼打滚的、见过跪地磕头的、见过拿刀威胁的，

但像赵德贵这样“用体制内的方式解决问题”的，确实不多见。

赵德贵把苹果核精准地投进垃圾桶，摘下老花镜，上下打量了林渊一眼。“小林啊，

我跟你说个事儿。”“您说。”“我这胸口啊，还是不舒服。”赵德贵用手捂着心口，

眉头皱成一个“川”字，“不是我说你们，你们这些年轻医生，就知道看检查报告。

报告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清楚？”林渊沉默了两秒。

他想说：您的肌钙蛋白正常，心电图没有动态演变，

冠脉CTA显示血管狭窄程度不超过百分之三十，所有客观指标都不支持您的主观感受。

但他知道这些话说了也白说。“那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检查？

”赵德贵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坐直了身体，表情变得郑重起来，像是在主持一场工作会议。

“我跟你们医务科的老刘通了电话，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做个动态心电图，二十四小时的。

”“另外，我怀疑有微血管病变，这个冠脉CTA看不出来，最好做个PET心肌灌注显像。

”“还有，我睡眠不好，你们得给我开点阿普唑仑，我要用进口的。”巴拉巴拉说了一堆，

那指点江山的气势，至少是个内科大主任级别。林渊听完，差点笑出来。

PET心肌灌注显像？这个检查的适应症是明确的冠心病心肌缺血评估。

赵德贵一个一级高血压患者做这个，等于用大炮打蚊子。而且这个检查全自费，八千多块。

“赵老师，PET的辐射剂量不小，而且——”“辐射？”赵德贵打断他，

“我在卫生局的时候，管的就是放射卫生。那点剂量算什么？”“小林，你是不是怕花钱？

我跟你说，我有医保，我有补充医疗，我不差钱。”不是钱的问题。林渊在心里说。

是没必要，是不合理，是医疗资源不应该这样浪费。

但他看着赵德贵那张写满了“我比你懂”的脸，忽然觉得很累。“行，赵老师，我给您开。

”林渊说。小周在护士站听到这句话，手里的棉签差点掉在地上。等林渊走过来，

她压低声音说：“林医生，你真给他开啊？那个PET，八千多，医保不报的。

”“他要求的。”“可他根本不需要啊！”林渊靠在护士站的台子上，

拿起一瓶矿泉水喝了一口。水是凉的，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小周，你在这行干了几年？

”“五年。”“那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林渊拧上瓶盖，声音很轻，“有些病人，

你跟他讲道理是没用的。他觉得自己是专家，你就让他当专家。他觉得自己该住院，

你就让他住。他觉得自己该做PET，你就让他做。

”小周瞪大眼睛：“那……那要是出了问题呢？”林渊看了她一眼，

眼神里有一种不属于二十九岁年轻人的疲惫。“出了问题，他签字。他要求做的，

他承担后果。”“可他要是最后出不了院呢？”林渊没有回答。他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

转身走向了急诊大厅。身后，小周的声音像一根细细的针，扎在他的后脑勺上，隐隐作痛。

出不了院。这四个字在急诊科，像一句咒语。滨海市人民医院的急诊科，

常年处于“爆满”状态。四十张留观床位，平均每天要挤进六十多个病人。走廊里加满了床，

推车上的病人和家属挤在一起，输液架像一片钢筋水泥的森林。

心电监护的滴滴声、病人的**声、家属的争吵声、护工的吆喝声，

混合成一种独特的交响乐。而在这片混乱中，有一类特殊的病人，他们被称为“钉子户”。

钉子户不是治不好的病人，而是不想好的病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想“出院”的病人。

他们有医保、有背景、有时间、有精力，他们深谙医疗体系的每一个漏洞，

知道怎么投诉、怎么闹、怎么把“医疗纠纷”这四个字变成悬在医生头顶的一把刀。

赵德贵只是其中之一，但绝不是最后一个。林渊走进急诊大厅的时候，分诊台前围了一群人。

一个穿着貂皮大衣的中年女人正对着分诊护士大吼大叫，声音尖锐得像指甲划过黑板。

“我爸爸都发烧三十九度五了！你们凭什么不给他看？！你们这是什么医院？！我要投诉！

我要找你们院长！”林渊走过去，看了一眼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老人面色潮红，呼吸急促，

但神志清醒，正用一种羞愧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女儿。林渊伸手摸了摸老人的额头——滚烫。

“阿姨，您别急，我先看看。”林渊蹲下来，一边给老人量血压，一边问，

“老人家发烧多久了？”“三天了！”中年女人叉着腰，“我们在社区医院看了，

吃了药没用！转到这里来，你们分诊台居然说要排队！我爸爸都烧成这样了，排什么队？！

”林渊没有接话。他看了看老人的生命体征——血压偏高，心率偏快，

血氧饱和度百分之九十四。不算危重，但确实需要尽快处理。“阿姨，您稍等一下，

我让护士先给老人家做个退烧处理，然后——”“我不要然后！

”中年女人一巴掌拍在分诊台上，“我现在就要住院！我爸爸这个情况，必须住院！

你们要是不收，我就打12345！我认识电视台的人！我让你们上新闻！”林渊站起来，

深吸了一口气。又是住院。在这个城市的三甲医院，住院床位比黄金还珍贵。

内科平均等床时间两周以上，外科等一个月是常态。急诊科的病人挤破头想住进去，

但能住进去的，要么是真正危重的，要么是“有关系”的。而更多的人，像这位老人的女儿，

以为只要闹得够凶，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阿姨，”林渊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住院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先给老人家看病，如果需要住院，我会帮您联系床位。

但您这样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中年女人还想说什么，

但林渊已经转身推着轮椅往抢救室走了。他的白大褂在身后飘起来，像一面投降的白旗。

02第二天早上八点，林渊终于下班了。他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走出急诊大楼，

外面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滨海市的冬天不算冷，但海风带着咸腥的湿气，钻进骨头里，

让人从里到外都是凉的。他住在医院后面的一栋老宿舍楼里，步行只要七分钟。

这栋楼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墙的瓷砖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算是员工福利，

六人间，一个人两百，林渊这间只住了他一个人。他一个人，一张床，一台电脑，

几本医学书，够了。他打开门，踢掉鞋子，把自己扔在床上。天花板上有道裂缝，

像一个歪歪扭扭的“人”字。他盯着那道裂缝，脑子里却在转着别的事情。赵德贵。

昨天晚上，他给赵德贵开了动态心电图和PET的申请单。赵德贵拿到单子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像是打赢了一场官司——得意、满足、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感。“小林啊，

你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虽然经验少了点，但态度好，听得进意见。我跟你们主任说了，

让他多带带你。”林渊笑了笑，说：“谢谢赵老师。”然后他走出病房，

在走廊里站了三十秒。他需要三十秒来消化自己的恶心感。他不恨赵德贵。甚至，

他有一点点理解赵德贵。一个退休的副处长，离开了权力中心，儿女不在身边，

老伴三年前走了。他唯一的身份认同，就是“我曾经是卫生局的干部”。

他用医疗知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用折腾医生来获得存在感。他不是一个坏人，

他只是一个——可怜的人。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赵德贵占着一张留观床，

就意味着真正需要的人可能要睡在走廊里。赵德贵做一个没必要的PET，

就意味着八千块的医保基金打了水漂。赵德贵的“我比你懂”，

就是对医生专业判断的否定和践踏。而最让林渊感到无力的，不是赵德贵这个人，

而是整个系统对赵德贵们的纵容。医务科一个电话，赵德贵就留观了。

主任一句“别惹麻烦”，赵德贵就为所欲为了。医院上上下下，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句“不”。

因为在这个时代，病人是上帝，病人说的永远对，得罪了病人就是医疗纠纷，

医疗纠纷就是赔钱，赔钱就是扣奖金、降职称、甚至丢工作。于是所有人都选择了沉默。

林渊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他想起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学医。高考那年，

他的母亲因为一场车祸送进了县医院。那天晚上，他守在手术室外面，看着那盏红灯，

觉得自己的人生被劈成了两半——之前是懵懂无知的孩子，之后是必须扛起一切的成年人。

手术做了六个小时。主刀的医生姓陈，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

手术衣上全是血。陈医生走到他面前，摘下口罩，说了一句话：“你妈妈没事了。放心。

”就是那三个字——“放心”——让林渊在那一刻决定，这辈子要做一名医生。

他想成为那个能让人“放心”的人。十年过去了。他考上了协和，读了博士，

发表了六篇SCI论文，其中一篇影响因子超过十分。他本可以留在北京，

去一家顶尖的三甲医院，走一条光鲜亮丽的学术道路。但他选择了回到滨海市，

回到这座他长大的海边城市，回到最苦最累的急诊科。因为他觉得，

急诊科是最需要医生的地方。这里没有预约，没有筛选，没有门槛。任何一个病人，

无论贫富、贵贱、善恶，都可以走进来，说一句“医生，我难受”。

这是最纯粹、最原始的医疗。但他没想到，纯粹的另一面，是残酷。林渊闭上眼睛，

在疲惫中沉入了睡眠。他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亮了一下，是一条微信消息。

他没有看到。消息是急诊科主任老徐发的：“林渊，明天下午三点，医务科开会，

讨论赵德贵的事情。你必须到。”林渊是被一阵急促的手机**吵醒的。

他看了一眼时间——上午十一点半。他只睡了三个多小时。来电显示是急诊科的电话号码。

“喂？”“林医生，你快来！”小周的声音带着哭腔，“三号床的赵德贵，

他……他在留观室里摔倒了！”林渊的脑子在零点三秒内完全清醒。他从床上弹起来，

一边套衣服一边问：“什么情况？摔到哪了？有没有意识改变？

”“他说他上厕所的时候滑倒了，后脑勺着地。现在他说头晕、恶心，

还说有一侧肢体没力气。我给他量了血压，一百八over一百一！林医生，

我怕他是——”“脑出血。”林渊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手在发抖。

三分钟后，他站在了留观室门口。赵德贵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额头上有一块青紫色的淤痕。

他的左侧肢体明显活动受限，嘴角向右歪斜，说话含含糊糊的。但最让林渊心惊的，

是他的眼神——那里面没有了昨天的傲慢和得意，只有一种**裸的恐惧。

“林……小林……”赵德贵伸出右手，抓住了林渊的白大褂袖子，力气大得不像一个病人，

“我……我是不是中风了？”林渊没有回答。他迅速做了神经系统检查——左侧鼻唇沟变浅，

伸舌左偏，左侧上下肢肌力三级，巴氏征阳性。所有体征都指向一个诊断：急性脑血管意外。

“立刻做头颅CT。”林渊对小周说，声音短促有力，“通知神经内科会诊，

准备急诊溶栓或者取栓。”赵德贵被推走了。林渊站在留观室里，看着那张空荡荡的床，

床单上还有赵德贵留下的体温。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怎么会这样？

赵德贵的高血压是一级的，140/90mmHg，控制得很好。

他的脑血管没有明显的狭窄，CTA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他的凝血功能正常，没有房颤，

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所有中风的危险因素，他都没有。那他为什么会摔倒？

为什么会脑出血？除非……林渊猛地转身，冲向了护士站。

他调出了赵德贵这三天的所有医嘱记录，一页一页地翻看。然后他看到了。昨天晚上，

赵德贵要求开阿普唑仑。林渊当时犹豫了一下——阿普唑仑是苯二氮卓类药物，

有镇静和肌肉松弛作用，对老年人的平衡功能有影响。但他还是开了，

因为赵德贵“要进口的”，因为赵德贵“在卫生局的时候管过这个”，

因为赵德贵“比你懂”。林渊开了。一片，0.4毫克，睡前口服。赵德贵吃了。今天早上，

他起床去上厕所，药物的残留效应还没有完全消退。他的平衡功能受损，脚下不稳，

在湿滑的卫生间地板上摔倒了。后脑勺着地。颅内出血。而这一切的起点，

是林渊开出的那张处方。林渊站在护士站前，手指攥着那张医嘱单，指节发白。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胸口像是被一块巨石压住了。

他想起了小周昨晚的话：“可他要是最后出不了院呢？”现在，赵德贵可能真的出不了院了。

03下午三点的会，林渊提前十五分钟到了医务科。医务科在行政楼的四楼，

走廊里铺着灰绿色的地毯，墙上挂着“医者仁心”的书法作品和一堆锦旗的照片。

这里和急诊科像是两个世界——安静、整洁、有秩序，空气里弥漫着复印纸和咖啡的味道。

林渊推开门，发现已经有人在了。医务科科长刘建国坐在长桌的主位，面前摊着一沓材料。

他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无框眼镜，

表情永远是那种“我在听你说，但我已经做了决定”的官僚式微笑。

徐主任坐在刘建国右手边，手里捏着一支烟——虽然会议室里明令禁止吸烟。

他看到林渊进来，点了点头，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责备。

还有一个林渊不认识的女人，三十出头，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灰色西装套裙，

头发盘成一个利落的髻，面前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录音笔。

她的表情是那种职业化的专注，像是在准备一场庭审。“林渊，坐。

”刘建国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和蔼得像一个小学班主任。林渊坐下来。

他的白大褂还没脱，左袖口上沾了一小块碘伏的棕色痕迹。“这位是法务部的孙律师，

”刘建国介绍道，“赵德贵家属那边已经联系了律师，我们也要做好准备。

”孙律师朝林渊微微点头，没有说话。刘建国清了清嗓子，翻开面前的材料。

“我先说一下情况。赵德贵，男，六十二岁，因‘胸闷、心悸’于三天前收治急诊留观。

今天上午九点十五分，在留观室卫生间摔倒，后脑勺着地，头颅CT显示右侧颞叶脑出血，

出血量约三十毫升，目前已转入神经外科监护室，准备急诊手术。家属那边……情绪很激动。

”刘建国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林渊。“赵德贵的女儿赵琳，在市**工作，

她丈夫是滨海市公安局的一个处长。今天上午，赵琳已经给院长打了电话，

要求‘彻查此事’。“另外，她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帖子，标题是——‘父亲在医院摔倒，

医生该不该负责？’目前已经有两万多转发。”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空调的出风口发出嗡嗡的声音，像一只苍蝇在飞。“林渊，”刘建国的语气变了，

变得像是在审问，“你给赵德贵开了阿普唑仑？”“开了。

”“你知道阿普唑仑对老年人的副作用吗？”“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开？

”林渊抬起头，看着刘建国的眼睛。“因为赵德贵要求开。因为他反复投诉，

医务科同意了他的要求。因为——”林渊的声音微微发抖，但他控制住了，

“因为所有人都在告诉我，不要惹麻烦。”刘建国的表情没有变化，

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林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要明白，开药的是你，

签字的也是你。病人可以要求，但医生有义务把关。这是医疗原则。”“医疗原则？

”林渊差点笑出来，“刘科长，三天前赵德贵要求留观的时候，是谁一个电话就同意了？

他要求做PET的时候，是谁说‘别惹麻烦’？现在出了事，就变成我一个人的责任了？

”“林渊！”徐主任低声喝止了他。刘建国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摘下眼镜，

用一块绒布慢慢地擦着镜片，动作一丝不苟。“小林，你情绪太激动了。

我们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追责的。但是——”他把眼镜重新戴上，

镜片后的眼睛锐利得像两把手术刀，“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赵德贵的情况，

确实和你的用药有直接关系。如果他最终……预后不好，你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相应的责任。这五个字像五颗子弹，一颗一颗地打进林渊的胸口。

他想起自己在医学院宣誓的那一天——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他想起母亲手术成功后的那个凌晨，陈医生对他说“放心”。

他想起自己选择急诊科时的理想——在最需要的地方，做最纯粹的医生。但现在，

他站在一个会议室里，被一群穿着西装的人审判。

的“罪过”是：开了一片病人要求的、病人“比医生更懂”的、整个系统都默许的阿普唑仑。

“刘科长，”林渊站起来，声音出奇地平静，“我想见赵德贵的家属。”刘建国愣了一下。

“现在？”“现在。我要去跟她们谈谈。”林渊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徐主任跟了上来。

老徐今年五十五岁，在急诊科干了三十年，头发白了一大半，

脸上的皱纹像是被风沙打磨过的岩石。他是那种典型的“老急诊”——话不多，下手快，

天塌下来当被子盖。但今天，他的眼神里有了一种林渊从未见过的东西。焦虑。“小林，

”老徐在走廊里拦住他，压低声音说，“你听我说，赵德贵这个事儿，

你不要自己去跟家属谈。让医务科和法务部的人去。你是当事人，你说多错多。”“徐主任，

我不怕说错话。”“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老徐急了，一把抓住林渊的胳膊。

“你知不知道，赵德贵的女儿赵琳是什么人？她在市****办干了五年，专门处理投诉的。

她比谁都懂得怎么套你的话、怎么抓你的把柄、怎么把你说的话变成对你不利的证据。

你现在去见她，等于送上门去！”林渊看着老徐的手。那只手上有几道陈旧的疤痕，

是二十年前被一个醉酒的病人用玻璃碎片划的。“徐主任，”林渊轻轻挣开他的手，

“赵德贵现在躺在监护室里，脑子里的血肿压迫着神经，随时可能脑疝。

他的女儿可能很愤怒，可能很不讲理，但她首先是一个女儿。我想去跟她说一声——对不起。

”老徐愣住了。他当了三十年急诊医生，见过无数生死，听过无数句“对不起”。

但从一个年轻医生嘴里听到这三个字，用这种语气说出来，他还是第一次。

“你……”老徐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林渊已经转身走了。

神经外科监护室在住院部六楼。林渊坐电梯上去的时候，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黑眼圈，苍白的面色，干裂的嘴唇。白大褂皱巴巴的，

左口袋里的听诊器露出一截橡胶管。他突然想起自己已经超过二十个小时没吃饭了。

电梯门开了。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

混合着某种说不清的甜腥味——那是脑脊液和血液的味道。监护室的大门紧闭着，

门上贴着“家属止步”的标识。但门口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女人。她四十岁左右，

穿着一件黑色的羊绒大衣，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眼睛红肿，手里攥着一团揉烂的纸巾。

她不是赵琳——赵琳应该在市**上班，三十出头。那这个女人是谁？“你好，

”林渊走过去，“我是急诊科的林渊，赵德贵的主治医生。”女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里有疲惫、有担忧、有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让人心碎的茫然。“我是赵德贵的老伴。

”女人的声音沙哑，“我姓王。”林渊愣了一下。他记得赵德贵的档案上写的是“丧偶”。

但转念一想，也许是再婚，也许是……档案没有更新。“王阿姨，

我想跟您谈谈赵老师的情况。”“你是那个开药的医生？”王阿姨突然站起来，

声音提高了八度，“就是你给我老头子开的安眠药？！

”走廊里的几个家属转过头来看着他们。监护室的护士探出头来，皱了皱眉，又缩回去了。

“是我开的。”林渊说。他没有退缩，也没有辩解。王阿姨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她举起手，像是要打林渊，但那只手在半空中停住了，颤抖着，最后无力地垂了下来。

“他……他只是睡不好觉……”王阿姨哭得浑身发抖。“他说他在医院睡不着，

不高兴了……他就去找你们开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会这样……”林渊的眼眶也红了。

他伸出手，想扶住王阿姨的肩膀，但又缩了回去。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王阿姨，

对不起。”他说。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轻得像一片羽毛，但重得像一座山。

王阿姨没有回答。她蹲在地上，捂着脸，哭得像一个孩子。林渊站在她面前，

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说“我会尽力的”，但这句话他已经对太多病人说过太多次了。

有些时候，“尽力”是不够的。有些时候，“尽力”本身就是一种讽刺。监护室的门开了，

神经外科的主治医生陈默走了出来。他三十五六岁，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表情永远是一副“我在手术台上见过比这更糟的”的淡定。“林渊？”陈默看到他，

挑了挑眉，“你来干什么？”“我想看看赵德贵的情况。”陈默沉默了一下，

然后说：“出血量稳定在三十毫升左右，暂时没有继续增大的趋势。

我们给他用了甘露醇脱水，血压控制住了。目前意识状态是嗜睡，但能唤醒，对答基本切题。

左侧肢体肌力有所恢复，到了四级。”“那手术呢？”“暂时不需要。但如果再出血，

或者出现脑疝征兆，就要开颅。”陈默顿了顿，压低声音说。“林渊，我跟你说实话。

赵德贵的出血位置不太好，在颞叶深部，靠近语言中枢。就算这次挺过来了，

也可能有后遗症——比如失语症，或者认知功能障碍。”林渊闭上了眼睛。失语症。

认知功能障碍。一个六十二岁的老人，一个曾经在卫生局当副处长的“体面人”，

如果连话都说不清楚、连人都认不出来，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而这一切，

始于一片阿普唑仑。“我知道了。”林渊说，“谢谢陈哥。”他转身要走，陈默叫住了他。

“林渊。”“嗯？”陈默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别太自责。阿普唑仑导致老年人跌倒，

这是个已知的风险，但不是必然发生的。赵德贵摔倒，可能有其他原因——比如他起床太急，

比如卫生间地面湿滑，比如他本身的平衡功能就有问题。你不是唯一的原因。

”林渊苦笑了一下。“陈哥，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什么？”“赵德贵摔倒之前，

一直在说‘病人说的永远对’。他觉得自己比我懂，觉得自己的要求都应该被满足。

而我……我明明知道不应该开那个药，但我还是开了。因为我怕他投诉，怕惹麻烦，

怕‘出不了院’。”林渊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是在自言自语。“结果呢？

他现在真的出不了院了。”陈默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拍了拍林渊的肩膀。“兄弟，

这就是急诊。”04赵琳来了。她是在下午五点半到的，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职业装，

脚踩一双八厘米的细跟高跟鞋，走路带风。她的五官和赵德贵有七分相似，

但多了几分凌厉——那种在体制内摸爬滚打多年淬炼出的、刀锋一样的凌厉。

她没去监护室看父亲，而是直接到了医务科。刘建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把赵德贵的所有病历资料整理好，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用荧光笔标注了关键节点。

法务部的孙律师也到了，笔记本电脑打开着，

屏幕上是一份已经拟好的“医疗纠纷处理告知书”。林渊也在。

是老徐让他来的——“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赵琳走进会议室的时候，谁也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