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渡，今年三十二岁，手上沾过十七条人命。但我女儿今年三岁，她手上沾着的，

是草莓味儿的果泥。1我是在执行完第十四单“生意”之后，发现自己有个女儿的。

那天我从广西回来，右肩中了一枪，左肋骨裂了一根，

血把出租车的后座染得跟泼了红油漆似的。司机差点报警，我多给了两千块，他才闭了嘴。

回到出租屋，我咬着毛巾自己把子弹取了出来，用白酒浇了一遍伤口，疼得眼前发白。

就在我浑身是汗地靠在墙上喘气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犹豫了三秒，接了。

那头是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带着哭腔：“沈渡，我是林晚。”林晚。这个名字像一颗子弹，

打在我比伤口还软的地方。林晚是我五年前的女人。那时候我还没干这行，在工地搬砖，

她在旁边的小饭馆端盘子。我们挤在月租三百五的隔断间里，她用电磁炉给我煮挂面，

卧一个荷包蛋，就算改善生活。后来我出事了。工地老板拖欠工资，我去理论，

被他的人打断了两根肋骨。我躺在医院里，林晚把存了半年的三千块钱全交了医药费。

再后来，一个叫赵哥的人找到了我。他说，沈渡，你恨吗？想不想报仇？想不想赚大钱？

我说想。他就教了我第一课——怎么用一根钢丝，让一个人安静地死。我学会之后，

第一个杀的就是那个工地老板。赵哥很满意，说我天生是吃这碗饭的。从那以后，

我就消失了。换了手机号，搬了城市，和林晚断了所有联系。我以为她会忘了我。

像忘掉一场噩梦。“沈渡，”林晚在电话里说，声音在发抖，“我没有办法了。

我把笑笑放在你老家的村口，左手边第三棵槐树下面。她穿着红色的棉袄，

旁边有个粉色书包，里面装了换洗的衣服和她喝的奶粉。”我整个人僵住了。“……什么？

”“她是你的女儿，”林晚说，“沈渡，我得了病，胰腺癌，晚期。我没有钱治，

也没有人能托付。她爷爷奶奶走得早，我爸妈也不认这个孩子。我只能找你。

”“你——”“我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她打断了我，“我知道你不是好人了。

但你是我认识的，唯一还活着的人。”电话挂了。我再打过去，关机。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大概三十秒，然后像被什么东西弹起来一样，顾不上肩膀的伤，

套了件外套就冲出了门。从广西到我老家，一千二百公里。我开了一辆偷来的车，一路超速，

闯了六个红灯，用了十一个小时。凌晨三点，我到了村口。冬天，北风刮得像刀子。

槐树的叶子全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在黑夜里，像干枯的手指。我看见了那棵槐树。

树下没有人。我脑子里“嗡”了一声，疯了一样跑过去。跑到跟前，才发现槐树的背面，

避风的那一侧，蹲着一个小小的东西。一个穿红色棉袄的小女孩，缩成一团，

靠着树干睡着了。她怀里抱着一个粉色书包，书包的带子被她攥得紧紧的，

手指头都冻得发紫了。脸上有两道干了的泪痕，睫毛上结着细细的霜。我蹲下来，看着她。

她很小。比我在街上看到的同龄孩子都要小一圈。头发黄黄的，稀稀拉拉扎了两个小辫子，

皮筋上带着两颗褪了色的塑料草莓。她身上有一股味道。不是奶香，

是那种很久没洗澡、加上冷风冻出来的、酸涩的孩子味。我伸手碰了碰她的脸。冰的。

像摸在一块凉掉的年糕上。她动了动，没醒，

嘴里含糊地叫了一声：“妈妈……”我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因为冷。**这行五年，

杀人的时候手都没抖过。我把外套脱下来裹住她，把她抱了起来。她很轻，

轻得像一袋子空气。她本能地往我怀里拱了拱，把脸埋进我的脖子，呼出的气又凉又弱。

粉色书包从她怀里滑落，我一手捞起来。书包上印着一只歪歪扭扭的小兔子，

兔子的耳朵被人用圆珠笔画花了，涂成了乱七八糟的蓝色。我抱着她走回车上的时候，

她醒了。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了我的脸。我以为她会哭。会害怕，会挣扎，

会问我“你是谁”。但她没有。她就那样看着我，看了大概五秒钟，

然后用那种刚睡醒的、黏糊糊的声音说了一句：“爸爸，你好冷。”我他妈差点没绷住。

2我把她带回了广西。我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我甚至连怎么冲奶粉都不知道。

粉色书包里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条，是林晚写的，字歪歪斜斜：“笑笑，

2019年3月12号生，喝三段奶粉，一次四勺，水温五十度。对花生过敏。

晚上要摸耳朵才能睡着。怕黑，怕打雷。喜欢粉色。”我反复看了十几遍，

把每个字都背了下来。第一天晚上，我给她冲奶粉。水温我用温度计量了三遍，五十度，

一滴不差。她抱着奶瓶坐在床上喝，眼睛一直看着我，

像在看一个不太确定能不能信任的东西。喝完奶，我关了灯。她立刻开始哭。不是嚎啕大哭，

是那种小心翼翼的、压着的抽泣，像是怕哭大声了会被打一样。我开了灯。她就不哭了，

眼睛红红的，睫毛湿漉漉地看着我。“怕黑？”我问。她点点头。“那开着灯睡。

”我又关了灯，留了床头的一盏小夜灯。那是我专门去便利店买的，粉色的小猪造型，

插在插座上会发出昏黄的光。她不哭了，但也不睡，就睁着眼睛看我。我躺在床的另一边，

和她隔了半米的距离。我们之间像隔着一整条银河。“笑笑，”我说，“睡觉。”她没动。

过了一会儿，她小声说：“耳朵。”我想起来了。纸条上写的：要摸耳朵才能睡着。

我犹豫了一下，伸出手，捏住了她的小耳朵。她的耳朵很小，凉凉的，

软骨软得像是没长好一样。我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着，不知道该用什么力度。

她满意地叹了口气，闭上眼，三秒钟就睡着了。我捏着她的耳朵，一整夜没敢松手。

3前三天，她没叫过我爸爸。她叫我“你”。“你，我饿了。”“你，我要尿尿。”“你，

这个不好吃。”她不信任我。这很正常。一个三岁的孩子，被妈妈放在一棵树下，

被一个陌生男人带走，到了一个陌生的房子——她要是兴高采烈地喊我爸爸，那才叫不正常。

第三天晚上，我在给她热奶的时候，她站在厨房门口，抱着粉色书包，看着我。

“你真的是我爸爸吗？”她问。我把奶瓶从热水里捞出来，甩了甩手背上的水，转身蹲下来，

和她平视。“是。”“那你为什么不在？”这个问题比任何一颗子弹都难回答。

我想了很多答案。因为我不是好人。因为我怕连累你们。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当爸爸。

因为我是个**。但我最后说了一句实话。“因为爸爸在做一件很坏的事，”我说，

“我不想让你看到。”她想了想，问：“有多坏？”“非常坏。”她又想了想，

然后说：“那你不要做了。”我没说话。她走过来，伸出一只手，

碰了碰我肩膀上包着纱布的伤口。“你受伤了，”她说，“疼不疼？”“不疼。”“骗人，

”她说，“妈妈每次说‘不疼’的时候，都是很疼的。”我低下头，额头抵在她的小肩膀上。

她身上有奶粉的味道和洗衣液的香味。她没有推开我，而是伸出另一只手，摸了摸我的头发。

“爸爸，”她说，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叫我，“你不要哭。”我没哭。

但我的眼睛确实进了沙子。4第四天，赵哥来了电话。“沈渡，有个活儿，在昆明。

干净利落，五十个。”我看了看坐在客厅地上画画的笑笑。

她用我买的蜡笔在纸上画了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举起来给我看：“爸爸，这是你！

”“我长这样？”“嗯！”她特别认真，“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土豆，

上面长了两根头发！”我他妈是大土豆。“沈渡？”赵哥在电话里催，“听到没有？

”“听到了，”我说，“我不去。”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去，”我说，“我有个女儿，我得带她。”赵哥笑了，笑得很轻，

那种笑我太熟悉了。那是他觉得一个人不知死活的时候才会发出的笑。“沈渡，

**跟我说什么？你一个杀了十七个人的杀手，你要回家带孩子？”“是。

”“你是不是脑子让门夹了？”“也许吧。”“我告诉你，沈渡，这行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你知道的太多了。你不干了，赵哥我怎么放心？”我没说话。“这样，

”赵哥的语气软了一点，“你再干一单。就一单。干完了，我给你结了账，你想带娃就带娃，

我不拦你。”我知道这是骗人的。这行的规矩就是：没有“最后一单”。

最后一单永远是下一单。但我看了看笑笑。她正在用蜡笔给“大土豆爸爸”画嘴巴，

画了一个大大的、弯弯的笑脸。“行，”我说，“最后一单。”5我花了三天时间安排笑笑。

我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出租屋。我不能带她去昆明。我不能让赵哥的人知道她住在哪里。

我想了很久，找到了一个人——阿莲。阿莲是我在菜市场认识的女人，四十多岁，

在水果摊卖芒果。她老公死了，儿子在外地打工，一个人住着一套两居室的旧房子。

她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我是个“做生意的”，经常来买水果，

每次都买草莓——因为笑笑爱吃草莓。“阿莲姐，”我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两万块钱，

“帮我带三天孩子。三天，我来接。”阿莲看了看信封，又看了看我身后拽着我衣角的笑笑。

“你闺女？”她问。“嗯。”“长得像你，”阿莲说，“就是比你好看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