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大勇厂里要调动、全家搬去城里的消息，在家里已经热热闹闹传了好几天。从早到晚，

屋里说的、聊的、盘算的，全是进城以后的好日子。烧煤不用上山，吃粮有国家供应，

出门是柏油路，住的是砖瓦房，再也不用在黄土地里刨食，再也不用看天吃饭。

几乎每一个人，都沉浸在即将跳龙门的兴奋里，喜气洋洋，满眼都是盼头。唯独邹颖，

像是整个家里最后一个被通知、也最不被当回事的外人。大姐早就凭推荐上了大学，

户口早已迁出，有国家供养，自然不用跟着一起折腾；二姐邹兰稳稳攥着接班名额，

铁饭碗端得结实，只等手续一办，就是堂堂正正的工人，

吃商品粮、领固定工资、领粮票布票，一辈子不用沾泥土；底下的妹妹和弟弟年纪还小，

是爹娘心尖上疼着宠着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要带在身边，舍不得丢下半步。一家六口人，

掰着指头算来算去。只有刚满十八岁的邹颖，

成了那个最多余、最带不走、最可以被随手丢下、最可以毫不犹豫牺牲掉的人。没有身份，

没有工作，没有依靠，没有价值。留着，是累赘；带着，是麻烦；安排，是多余；不管，

是理所当然。这些话，没人明着说出口，可每一个眼神、每一句闲聊、每一次不经意的忽略，

都在明明白白告诉她：你不在我们的未来里。那天晚上，屋里只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

灯光微弱，照得人影忽明忽暗。一家人围坐在桌边，热火朝天地商量搬家的事情，

你一言我一语，满屋子都是奔向好日子的喜气。母亲坐在炕边，叠着攒了好几年的衣裳，

语气里全是向往：“到了城里就好了，烧煤不用上山砍柴，吃粮有供应票，

再也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弟妹年纪小，不懂什么调动、户口、工作，

只知道城里有糖吃、有新鞋穿、有热闹看，叽叽喳喳围在娘身边，问个不停。

娘笑着一口答应：“有，都有，到了城里都给你们安排。”二姐邹兰坐在屋里最亮的地方，

腰杆笔直，脸上藏不住的得意。她现在是家里的功臣，是将来的工人，是全家进城的依仗，

连说话都多了几分底气。父亲邹大勇坐在正中间，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红光满面，

只觉得一辈子熬出了头，老了还能带全家进城，在村里人面前彻底抬头，这辈子也算值了。

一屋子人，喜气洋洋，各有各的盼头，各有各的去处。只有邹颖，

一个人缩在最角落、最阴凉、离灯光最远的地方。她手脚冰凉，一颗心像是泡在冰水里，

冻得发麻发疼，连呼吸都带着冷意。她在等。安静地等，卑微地等，忐忑地等。

等有人忽然看向她，等有人忽然想起她，等有人轻声问一句：你怎么办？你要不要跟着走？

你想不想复读？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怕不怕？只要一句。只要一句关心，她就可以说服自己，

家人不是真的要抛弃她。可没有人问。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看她一眼。没有一个人，

把她放进这场关于未来的规划里。仿佛她根本不存在。

仿佛她只是一件摆放在角落里、无关紧要的旧家具。不知过了多久，

父亲邹大勇像是聊完了所有正事，安排好了所有人的去处，才漫不经心瞥到角落里的她。

他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轻飘飘扔给她几句话，

轻飘飘得像一阵风：“你十八了，成年了，能自己顾自己了。这次调动名额有限，

带不了那么多人，你就留在这边，先自己过。”轻得不值一提。可落在邹颖耳朵里，

却像千斤巨石，狠狠砸在她心上，砸得她眼前一黑，几乎喘不上气。名额有限。

带不了那么多人。你成年了。你自己过。每一句，都在明明白白告诉她：你被丢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