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我学会了三件事。第一，永远不要相信漂亮女人的话。第二，

高冷的人往往只是还没找到愿意犯贱的对象。第三，命运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在你觉得自己终于抓住点什么的时候，一把夺走。我叫裴衍之。

这个名字是我爷爷翻烂了三本字典取的，说衍是水流广布的意思，之是虚词凑数。

所以我这名字翻译过来就是——水太多了，随便吧。而她的名字叫岑雾谣。

我第一次听说她是在高二分班的时候。同桌陆辞跟我咬耳朵，说隔壁班要转来一个女生，

长得巨好看，但是脾气巨差，在原来学校谈崩了三个男朋友，

其中一个为了她跟人打架被开除了。我那时候正埋头做数学卷子，头也没抬地说了句“哦”，

心里想的是这种女生离我越远越好。结果高三重新排座位，班主任不知道抽什么风，

把她排到了我后桌。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九月初的太阳还很毒，

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汗味和粉笔灰混合的味道。我趴在桌上补觉，

后背突然被什么东西轻轻戳了一下。我没理。又戳了一下。我还是没理。

然后一个声音从我脑后传过来，像冰块撞在玻璃杯上，清清脆脆地碎开。“你后背有只虫子。

”我猛地弹起来，反手疯狂拍打自己的校服，拍得啪啪响。身后传来一声很短促的气音，

像是笑，又像是叹息。我回头，就看见岑雾谣支着下巴看我，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

把她半边脸照得几乎透明。她的头发很长，没扎，垂下来遮住一半的锁骨。

校服袖子卷到手肘，露出细白的手腕上戴着一条很旧的红绳。她没有再笑，

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低下头翻开课本，好像刚才那句话不是她说的一样。我重新趴回去，

心跳得莫名其妙地快。不是因为虫子，是因为我回头的那一瞬间，看见她的眼睛。

那种眼睛不是黑色也不是棕色，是一种很深很暗的灰蓝色，像冬天傍晚五点半的天空，

马上就要黑了，但还残留着最后一点点光。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岑雾谣。雾谣，

雾里的歌谣。这个名字配她那张脸，简直像是某种精心设计的陷阱。

最开始那几周我们几乎不说话。她在班里独来独往，课间要么趴在桌上睡觉，

要么戴着耳机望着窗外发呆。班上关于她的传言越来越多，说她初中就被好几个男的追过，

说她在外面认识社会上的混子，说她跟上一个男朋友分手的时候对方在她家楼下跪了一整夜。

我全都听见了，也全都装作没听见。直到有一天晚自习。那天数学老师发了上周的月考卷子，

我考了一百四十二，全班第二。第一是班长顾衡，一百四十五。我正把卷子折起来塞进抽屉，

身后突然传来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钻进我耳朵里。

“考那么高有什么用，还不是个闷葫芦。”我整个人僵住了。教室里安安静静的，

翻书声和写字的沙沙声里，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来，扎得我又疼又懵。我转过头看她，

她正低着头在草稿纸上画什么东西，睫毛垂下来，一脸无辜。“你说什么？”我问。

她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那种灰蓝色的目光轻飘飘地落在我脸上，又轻飘飘地移开了。

她耸了耸肩，没说话。我转回去，手里的笔攥得指节发白。

那一个晚自习我一个字都没写进去，脑子里全是她那句话翻来覆去地回放。

考那么高有什么用，还不是个闷葫芦。我生气不是因为她骂我闷，是因为她说对了。

我确实是个闷葫芦。我从小到大都是。成绩好、话少、不惹事，老师眼里的好学生，

同学眼里的小透明。我活得像一颗被磨得很光滑的鹅卵石，没有任何棱角，

也没有任何存在感。但从那天开始，我发现自己控制不住地注意她了。

我发现她上课从来不做笔记，但每次被老师点起来回答问题都能答对。

我发现她课间不吃零食，只喝一种绿色包装的酸奶，喝完了会把盒子捏扁再丢掉。

我发现她右手虎口有一颗很小的痣，写字的时候笔杆刚好压在那颗痣上。

我发现她笑的时候左边嘴角比右边高一点点，但她在班里几乎从来不笑。

我还发现她晚自习经常提前走。不是请假，是直接拎着书包从后门溜出去。

有一次我去上厕所，经过后门的时候看见她站在走廊尽头，对面站着一个染黄头发的男的，

年纪看着比我们大，穿着一件皮夹克，手里夹着烟。她站在他对面，双手插在校服口袋里，

脸上的表情我看不清，但她整个人的姿态很冷，像一棵冬天里光秃秃的树。

那个男的说了句什么，伸手去拉她的胳膊。她往后退了一步，动作很轻但是很坚决。

男的脸色变了，烟头扔在地上踩灭，转身走了。她一个人站在走廊尽头，站了很久。

走廊的声控灯灭了，她也没跺脚让它亮起来。就那么站在黑暗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走。

**在门框上，隔着十几米的距离看着她模糊的轮廓。那是我第一次觉得，

岑雾谣可能不是别人说的那样。不是高冷，不是不好相处，

不是随随便便就跟人谈恋爱的女生。她只是习惯了站在黑暗里，

习惯了不让任何人看见她的表情。那之后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找她说话。借橡皮，借涂改液，

问她数学作业是哪几页。她每次都回应得很简短，有时候甚至懒得开口，

只是把东西递过来或者用下巴指了指黑板的方向。但我觉得她并不讨厌我。

因为如果她真的讨厌一个人，她会直接不搭理。而她没有不搭理我。十月底的一个晚上，

晚自习下课之后，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提前溜走，而是趴在桌上。教室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

只剩后排几个男生在收拾书包。我磨蹭了很久，把课本装进书包又拿出来，反复了三次。

最后我深吸一口气，转过身。“岑雾谣。”她抬起头看我，眼睛底下有很淡的青黑色，

像是很久没有睡好。“加个微信呗。”我说。声音比我预想的要稳得多。她看着我，

看了大概有五秒钟。那五秒钟长得像五个世纪。然后她嘴角动了一下，

左边比右边高那么一点点。“你憋了一整个晚自习就是为了说这个？”她说。

我的耳朵一下子烧起来。她从草稿纸上撕了一个角，

用她那支笔杆压着虎口痣的黑色水笔写了一串数字，推过来。字迹很潦草，

像被风吹乱的头发。“别半夜发消息，”她站起来拎书包，“我睡觉关静音。

”她从我旁边走过去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很淡的味道。不是香水，像是洗衣液，

又像是某种植物被太阳晒过之后散发出的气息。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皂角的味道。

我加了她的微信。她的头像是一只蹲在墙头的黑猫，脖子上的毛缺了一块，

像是跟别的猫打过架。朋友圈三天可见，什么都看不到。我们开始聊天。一开始是问作业，

后来慢慢地聊别的。她说话的方式跟在学校里完全不一样。在学校她惜字如金，

但在微信上她会发很长很长的语音，有时候是半夜一两点，

我躲在被窝里插着耳机一条一条地听。她说她不喜欢学校，不喜欢这个城市，

不喜欢每天睁开眼睛就看见同样灰蒙蒙的天。她说她小时候跟外婆住在乡下，

外婆家后面有一条小河，夏天可以下去摸鱼。她说那条河后来被填了，上面盖了厂房。

她很少提她的家庭。只有一次，她说她爸在她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走了，

她妈改嫁之后生了一个弟弟。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念一段跟自己无关的文字。

我问她外面那些传言是不是真的。她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然后说：“你觉得呢。

”我说我不知道。她说：“那你信我还是信他们。”我说信你。她隔了很久才回我，

只有两个字：“好。”十二月的时候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南方的雪下得很敷衍，

落到地上就化了，只有屋顶和车顶上薄薄地积了一层。那天是周六，她发消息问我在不在。

我说在。她说那你出来。我骑着自行车到了她说的地方，是城西的一座老桥。桥下是运河，

冬天水浅，露出两边灰黄色的河滩。她坐在桥栏杆上，两条腿悬在外面晃，

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风吹得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飞，鼻尖冻得通红。“你不怕掉下去？

”我站在她旁边。“掉下去你会捞我吗？”她歪着头看我，

灰蓝色的眼睛里映着桥下浑浊的河水。“会。”我说。她把棒棒糖从嘴里拿出来，

白色的糖棍上沾着一点口红。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转过去对着河面，声音被风吹散了一半。

“裴衍之，你是不是喜欢我。”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我没说话。她也没等我回答。

“我妈以前跟我说，”她把棒棒糖重新塞回嘴里，含含糊糊地说，

“不要跟成绩好的男生谈恋爱。因为他们迟早会走。”“我不会走。”我说。她笑了。

不是那种嘴角歪一点的笑，是真的笑出声来，哈了一声，白色的雾气从她嘴里散出来，

跟河面上的水汽混在一起。“你现在说这个还太早了，”她从桥栏杆上跳下来，

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吧，冷死了。”那天晚上她发了一条朋友圈，

配图是那座老桥的照片，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水，桥栏杆上有一层薄薄的雪。

配文只有四个字——有人来过。那是她那条朋友圈下面唯一一条我的评论。

后来她把那条朋友圈删了，但我把那四个字和那个评论的截图存在了手机里，存了很久。

高三下学期像被人按了快进键。一模二模三模，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一天比一天小，

教室后面的黑板报换成了“决战高考”四个大红字。岑雾谣的成绩一直不差，但也算不上好，

稳定在班级二十名左右。她上课还是不做笔记，还是喝那个绿色包装的酸奶，

还是会在晚自习的时候提前溜走。但我不一样了。我开始每天给她带酸奶，

早上路过小卖部的时候买两盒，一盒塞进她抽屉里，一盒自己喝。

她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什么都没说，插上吸管喝了一口。

后来这就成了我们之间一个没有说出口的习惯。我买酸奶，她喝。她不谢我，

我也不需要她谢。二月份的时候我跟人打了一架。

原因是隔壁班一个男生在厕所里说岑雾谣的坏话，说她跟好几个男的纠缠不清，

说她就是个破鞋。我推开门走进去的时候那个男生还在笑，下一秒我的拳头就砸在了他脸上。

那是我活了十八年第一次打架，毫无技巧可言，全凭一股火气。他比我高半个头，

反应过来之后还手，一拳打在我颧骨上，我整个人撞在洗手台上，后腰磕在大理石边沿，

疼得我眼前发白。后来是陆辞冲进来把我们拉开的。我的校服袖子被扯烂了，

左脸颧骨青了一大块，嘴角破了皮，往外渗血。那个男生也没好到哪里去，鼻子流了血，

校服领口被我扯变了形。事情闹到了教务处。班主任问我为什么打人，我闭着嘴一个字不说。

那个男生也不敢说原因，最后两个人各写了一份检讨，罚扫一周的男厕所。

我从教务处出来的时候，看见岑雾谣站在走廊上。她应该是上着课跑出来的，手里还攥着笔。

她看着我脸上的伤，表情很奇怪，像是在生气，又像是在忍什么。“谁让你打他的。”她说。

“我自己想打的。”“你是不是有病。”她的声音突然拔高了，

走廊里几个路过的同学回头看我们。她咬了咬下嘴唇，拽着我的袖子把我拉到楼梯间。

楼梯间的灯坏了，只有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亮着，照得她的脸一片惨绿。

她伸手碰了碰我嘴角的伤口，手指很凉。我疼得吸了一口气。“疼吗？”她问。“不疼。

”“放屁。”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件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她踮起脚，

在我嘴角那道伤口上轻轻亲了一下。不是嘴唇对嘴唇的那种亲，是嘴唇贴着伤口边缘，

很轻很轻地碰了一下，像一片雪花落在皮肤上，凉丝丝的，还没感觉到温度就化了。

她退回去，看着我，灰蓝色的眼睛在绿色的暗光里亮得不像话。“裴衍之，

以后别为我打架了。”她转身推开楼梯间的门走了。我站在原地，

嘴角的伤口一阵一阵地发烫。那之后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过楼梯间里发生的事。

好像那只是某个平行时空里短暂的偏离，回到正常的轨道上之后就不作数了。

但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她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说话的语气不一样了，

连沉默都不一样了。以前的沉默是各自沉默，后来的沉默是我们一起沉默，

中间隔着一张课桌的距离，却好像什么都说了。三月，四月，五月。

黑板上的倒计时从三位数变成两位数，又从两位数变成个位数。

整个高三年级弥漫着一种末日前的狂欢氛围，同学录在课桌底下传来传去，

校服上签满了名字和祝福语。我在岑雾谣的校服上签了名，签在她左边肩胛骨的位置。

她在我校服后背签了名，写的是“闷葫芦”，后面画了一个很小的葫芦，

葫芦上歪歪扭扭地刻着一张脸，眉毛皱在一起，看起来很生气。画完她自己笑了半天。

六月七号八号，高考。考完最后一科英语的那个下午，我从考场出来，阳光亮得刺眼。

校门口挤满了家长和车辆，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把书包扔上天。我站在人群中找她，

找了很久，最后在操场边的那排梧桐树下看见她。她一个人坐在花坛边上，膝盖上放着书包，

仰着头看树叶缝隙里漏下来的光斑。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考得怎么样？”我问。

她耸了耸肩。这个动作她做了无数次，每一次都像是在说，无所谓，我不在乎，

什么都无所谓。“裴衍之，”她忽然叫我全名，转过头看我，

梧桐树的影子在她脸上晃来晃去，“你是不是一直想知道那些传言是不是真的。”我没说话。

“三个，”她说，“三个男朋友。第一个初中的时候，他每天送我回家，

我觉得他挺好的就在一起了，后来他考去了省城的高中，走了。第二个是高一，比我大两届，

他说会一直陪着我，结果他跟他前女友复合了，我连分手都是从他朋友那里听说的。

第三个你也见过，就是那个黄头发的，在走廊上拦我的那个。他想让我跟他去外地，我不去，

他就到处说我跟他睡过。”她说这些的时候一直看着那些晃动的光斑，

语气平淡得像是在念天气预报。“所以你说信我的时候，”她低下头，手指捏着书包带子，

“我其实不太敢信。”我伸手过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指节细长，

虎口那颗痣贴在我的掌心。她僵了一瞬，然后慢慢地反扣住我的手指。“我信你。”我说。

和半年前微信上那两个字一模一样。梧桐树的影子在我们身上晃了很久。

操场上有人在喊“我们毕业了”，声音拉得很长，被夏天的风吹散在热气里。她握着我的手，

没有说话，但我感觉到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那个夏天是我记忆里最漫长的夏天。

高考成绩出来，我考了六百三十七，够上了省城那所一本院校的建筑系。

她的分数比平时低了不少，刚过二本线。填志愿那天她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她不填了。

我打电话过去，她没接。我又打，还是没接。我骑自行车去了她家，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

老城区一栋六层楼的顶楼，楼梯间里堆满了杂物，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灰黑色的砖。

我敲了很久的门，门开了，是她。她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地扎成一个丸子，眼睛红红的，

但没在哭。看见是我，她愣了一下，然后侧身让我进去。屋子不大，两室一厅，

客厅的沙发破了一个洞，茶几上放着半碗泡面和一个烟灰缸。烟灰缸是满的。

“我妈跟我继父去外省了，”她坐在沙发上，把腿蜷起来，“弟弟他们带走了，没带我。

说让我自己看着办。”她说得云淡风轻，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你填志愿，”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