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第一次见到宋砚，是在一个她本不该出现的节目现场。

那天A城发布了重污染橙色预警，电视台的演播厅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干燥剂混合的气味。

她坐在观众席第三排，怀里抱着一个保温杯，

里面泡着胖大海——昨晚写毕业论文写到凌晨三点，嗓子哑了。

台上正在录制的是一档冷门到几乎没人看的科普节目，

本期主题叫《呼吸之痛：雾霾对植物幼苗的致伤机制》。

要不是她的毕业论文课题正好做这个，要不是导师非要她来“感受一下科普传播的氛围”，

她此刻应该窝在宿舍里，对着那批好不容易测出来的叶绿素荧光数据发愁。

许知远今年十九岁，是A城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的大四学生。这个年纪出现在大四的课堂上，

任谁都会多看两眼。她从小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小学跳两级，初中跳一级，

十六岁参加高考，进了A城大学，今年即将提前一年毕业。

这个研究方向是她父母替她选的——不是强制的那种，而是潜移默化。

从小她家里就堆满了各种环境监测报告和生态文学稿件，

饭桌上的话题永远是今天PM2.5又爆表了、哪条河的断面水质又超标了。

她父亲许明远是环保工程师，母亲沈韫是作家。

两个人年轻时候因为一场河流污染治理的志愿活动认识、相爱，后来结了婚。

在许知远出生前一年，他们合写了一本关于环境污染与人类健康的小说，叫《长夜行》。

那本书在她出生那年正式出版，卖了十几万册，在环保圈子里小有名气。

许知远的名字就是从书里来的——女主角叫知远，

是那个灰暗故事里唯一没有被绝望吞没的人。“下面有请我们最后一位嘉宾，宋砚老师。

”主持人甜美的声音把她从回忆里拉回来。许知远抬起头，看到一个男人从侧幕走出来。

他穿一件深灰色的薄毛衣，袖子随意卷到小臂，露出一截精瘦的手腕。头发有些长了，

额前垂下一缕，衬得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多了几分疏离。他在嘉宾席坐下的时候，

目光扫过观众席，像一片落叶飘过湖面，什么都没惊动。

“宋砚老师是咱们国内资深的环保题材图书编辑，”主持人念着手卡，“从业二十年，

策划编辑了大量环保主题的著作，

包括咱们很多观众都听说过的《长夜行》……”许知远的呼吸停了一拍。

《长夜行》——那是她父母在她出生前一年合著的小说，二十年前出版的。而宋砚这个名字，

她听过无数次，从母亲沈韫的口中。“那个宋砚啊，”母亲有一次在饭桌上提起，

语气轻描淡写得不像话，“当年他对我……算是有过好感吧。”父亲许明远当时正喝汤，

勺子碰到碗沿叮当响了一声，没说话。“他比你妈小六岁，”父亲后来私下跟她说过，

“但比同龄人沉稳太多。你妈那会儿写《长夜行》写到后半段，卡文卡得厉害，

是宋砚一个字一个字帮她理出来的。你妈说没有他就没有那本书。他那时候才十九岁，

刚入行一年，但专业程度比很多老编辑都强。”“那您不吃醋？”父亲笑了笑，

那种笑里有一种很笃定的东西：“你妈最后选了我。”许知远那时候十四岁，

对爱情的理解还停留在“谁给谁递了情书”的层面，完全没把这段往事放在心上。直到此刻，

她坐在这个冷冰冰的演播厅里，看着台上那个男人侧头听主持人说话的样子，

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炸开了。他说到环保图书的编辑工作时，声音不大，

但每个字都落得很稳：“我编过很多书，有些是讲污染多么严重的，

有些是讲技术多么先进的。但最打动我的，

永远是那些讲人的——讲那些在污染里出生、长大，却依然没有放弃希望的人。

”他的目光第二次扫过观众席。这一次，他停了一下。许知远不确定他是不是在看自己。

但她知道自己正在看他，并且从这一刻起，再也无法把目光移开。节目录制结束后，

许知远做了一个自己都觉得荒唐的决定——她在停车场蹲了四十分钟，等宋砚出来。

A城的冬天天黑得早，五点不到路灯就亮了。她缩在羽绒服里，哈出的白气一团一团地散开，

心跳快得像擂鼓。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只是觉得如果不做点什么，

这个人就会像那些被她记录在实验报告里的数据一样，看过就忘了。他出来了，一个人，

拎着一个旧帆布包，走路的时候微微低着头，像在思考什么。“宋老师。”她喊了一声，

声音比她预想的要大，在空旷的停车场里显得格外突兀。他停下脚步，转过身，

目光落在她脸上。他的眼睛是很深的黑色，安静地注视人的时候，会让人觉得自己被看穿了。

“你是刚才观众席上的那位，”他说，“第三排，靠走道。”他还记得。“我叫许知远，

”她走过去，每一步都觉得自己在踩棉花，“我是许明远和沈韫的女儿。

”她看到他的表情变了。不是那种剧烈的、戏剧性的变化，

而是一种极其细微的松动——像是冰面上裂开一道缝，有温热的东西从底下涌上来。

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出两个字：“知远？”“对，就是我。”他沉默了几秒，

然后嘴角慢慢地、慢慢地弯了一下。“你长大了，”他说，声音和刚才在台上完全不同，

少了那种公事公办的克制，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你妈妈上次跟我提起你，

还是在邮件里。她说你读了环境科学，跳了好几级，今年就要本科毕业了。

”“您和我妈妈还有联系？”“偶尔，”他说，“逢年过节发个问候。

你妈妈是我合作过最好的作者。”许知远想说点什么接住这句话，但脑子一片空白。

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额前那缕碎发，看着他帆布包上磨破的边角。

“宋老师，”她听见自己说，“我能请您喝杯咖啡吗？”宋砚看着她，看了两秒钟，

然后笑了——不是那种客气的、社交性的笑，

而是一种真切的、带着一点意外和一点无奈的笑。“你跟你妈妈年轻的时候真像，”他说，

“她当年也是这么跟我说的。”那杯咖啡最终还是喝了。

他们坐在电视台旁边的一家小咖啡馆里，落地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和来来往往戴着口罩的行人。

宋砚要了一杯美式，许知远要了一杯热拿铁。她注意到他把糖包推到一边，什么都没加，

喝了一口苦得她都觉得皱眉的黑色液体，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了她很多问题——毕业论**什么课题、导师是谁、数据收集得怎么样、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像一个真正的长辈那样，关心而不越界，温和而不热络。她一一回答，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专业一些、成熟一些，但她的心脏一直不争气地跳得很快。

“你爸妈还好吗？”他最后问。“都挺好的。我爸还在做水污染治理的项目，

我妈……还是天天写稿子，赶稿的时候脾气特别差。”宋砚笑了一下，

那种笑里有种很遥远的怀念。“你妈妈赶稿的时候会吃很多糖，越焦虑越要吃，越吃越焦虑。

”许知远愣了一下。她不知道这件事。母亲在她面前从来都是从容的、理性的、游刃有余的，

她从未见过母亲为写作焦虑的样子。但宋砚见过。二十年前，

十九岁的宋砚坐在二十五岁的沈韫对面，看着她一颗接一颗地吃糖，

看着她为一个情节辗转难眠，陪着她把一部长达四十万字的小说从废墟里救回来。那一年，

许知远还没有出生。她后来常常想象那个画面：一间不大的编辑室，堆满书稿的桌子，

年轻的男人和同样年轻的女人，在深夜里为了一本书一个字反复推敲。

她不知道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十九岁编辑，会在二十年后成为她心口的一团火。

她忽然感到一种奇异的嫉妒。不是对母亲的嫉妒，

而是对时间的嫉妒——嫉妒那些她不曾参与的岁月，嫉妒那个曾经坐在宋砚对面的人不是她。

“宋老师，”她说，放下咖啡杯，声音比她自己预想的要平静，“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我在写一本书，”她说，“不是毕业论文，

是科普书——关于雾霾对植物幼苗的影响，写给普通人看的。我想……我想请您帮我看看。

”这是假话。她没有在写任何书。但话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候，

她觉得这甚至不能算一个谎言——因为她确实可以写，而且她想写。更重要的是，

她想有一个理由，一个正当的、不会被拒绝的理由，再次见到他。

宋砚端咖啡杯的手顿了一下。他看着她，目光里有审视，有犹豫，还有一些她读不懂的东西。

“你妈妈知道吗？”他问。“这是我自己的事。”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窗外有一个外卖骑手匆匆跑过，带起一阵风，把地上的一片枯叶卷到半空中。

许知远盯着那片叶子看了几秒，然后听到他说：“你可以先把大纲发给我。我的邮箱没变过，

还是二十年前那个。”许知远后来才知道，宋砚的邮箱二十年来确实没换过。

那个邮箱里躺着她母亲沈韫二十年前写给他的上百封邮件，

从最初的约稿函到后来深夜里的稿件讨论，再到最后的礼貌告别。她母亲结婚那年，

宋砚发了一封只有一句话的邮件：“恭喜。祝好。”沈韫回了两个字：“谢谢。

”然后他们的邮件往来就断了，只剩下每年除夕的群发祝福。

许知远用了三天时间写出了一份大纲，又用了一周写了第一章。她白天改毕业论文，

晚上偷偷写科普书，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像她母亲当年一样焦虑、一样辗转难眠，

只不过她吃的不是糖，是楼下便利店的三明治。她把稿子发过去的时候是凌晨一点。

第二天早上七点，她收到了回复。不是那种系统自动回复，而是宋砚亲手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