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婆总在午后搬藤椅到廊下，竹编的椅面被岁月磨得发亮。她眯眼瞅着院角那丛芭蕉，阔大的叶子垂着晨露，像谁把翡翠裁成了裙摆。七十三年前也是这样的雨天，她蹲在灶台后烧火，听着穿堂风卷着雨珠，打在天井的芭蕉叶上噼啪响。

那时她还是陈家的童养媳，梳着双丫髻，腕子细得能被丈夫阿明一把攥住。阿明总爱在雨天钻到厨房，偷偷从灶膛里扒出烤得焦香的红薯，烫得两手来回倒腾，最后还是塞给她。“阿秀，你吃，”他黑黢黢的脸上沾着灶灰，眼睛亮得像浸在水里的星子，“等秋收了，我就求爹娘让我们圆房。”

她把红薯捧在怀里，热气透过粗布衣裳熨着心口，甜丝丝的暖意混着灶间的烟火气，漫过整个潮湿的雨季。窗外的芭蕉叶被雨水打得簌簌抖，像是藏着无数细碎的欢喜。

民国二十六年的雨来得格外早。阿明被抓了壮丁那天，天阴得像块浸了水的灰布。他被两个兵推搡着往外走，粗布褂子的袖口磨出了毛边。经过厨房时，他突然挣脱开来，往她手里塞了个东西，指尖烫得她一哆嗦——是半块没吃完的烤红薯，硬邦邦的，带着他手心的汗味。

“等我回来。”他只来得及说这三个字，声音被风卷着，散在渐起的雨幕里。

她把那半块红薯揣在怀里，揣了三天三夜，直到它长出霉斑，才舍得埋在芭蕉树下。雨下了整整一个月，芭蕉叶疯长着，浓绿得发黑，雨水落在上面，再也听不出欢喜的调子，只剩下密密麻麻的疼。

后来日本人进了城，烧杀抢掠的消息像带刺的风，刮得人心惶惶。陈家爹娘带着她逃到乡下，临走时她回头望了一眼，院里的芭蕉被炮火震得折了腰，断口处渗着黏糊糊的汁液，像淌不完的泪。

乡下的日子苦得像嚼黄连。她学会了挑水、割稻，学会了在防空洞里听着炸弹声数心跳。每到雨天，她就坐在门槛上，望着远处被雨雾蒙住的山路，总觉得下一秒，阿明就会披着一身泥水走进来，像从前那样，从怀里掏出块烤红薯。

民国三十四年的秋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她正在地里割稻。有人喊“胜利了”，她手里的镰刀“哐当”掉在地上，突然蹲在田埂上大哭起来。稻穗上的露水打湿了她的衣襟，凉飕飕的，像无数个等待的雨夜。

她回了城，陈家的老房子早被烧得只剩断壁残垣。她在废墟上搭了间草棚，守着那丛劫后余生的芭蕉。有人给她说亲，她总是摇头，说要等阿明。街坊们都劝她：“阿秀，别等了，阿明怕是早就不在了。”她不听，每天把芭蕉叶擦得干干净净，像是在等什么重要的客人。

五十年代初，她去民政局登记户口，工作人员问她姓名，她说“陈阿秀”。人家翻着档案，突然抬头问：“你认识陈明吗？民国二十六年入伍，牺牲在台儿庄战役。”

她手里的搪瓷缸“啪”地掉在地上，碎成了好几片。原来阿明早有了大名，原来他不是没回来，是回不来了。那天的太阳很烈，她却觉得浑身发冷，像浸在冰水里。走到家门口，看见芭蕉叶被晒得卷了边，她突然想起阿明塞给她红薯时的眼神，亮得让人心慌。

她开始在芭蕉树下种红薯。春天把块茎埋进土里，夏天看着藤蔓爬满院墙，秋天挖出一串串饱满的红薯。她把红薯洗干净，放在灶膛里烤，焦糊的香气漫出来，恍惚间好像看见阿明从门外走进来，黑黢黢的脸上带着笑。

后来草棚变成了瓦房，院墙外的路拓宽了，汽车的喇叭声盖过了雨声。她的头发白了，背驼了，却还是每天搬藤椅到廊下，看芭蕉叶在风里摇。有小孩问她：“阿婆，你在等谁呀？”她总是笑着摇头，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化不开的温柔。

前几天暴雨，院角的芭蕉被雷击断了。她拄着拐杖走过去，摸着断裂的枝干，突然摸到块硬硬的东西。挖开泥土一看，是半块发黑的红薯干，外面裹着层油纸，纸已经烂了，红薯干却还硬硬的，像块顽固的记忆。

她把红薯干捧在手里，七十三年的雨好像突然都落在了心上。雨声里，她仿佛又听见阿明说：“等我回来。”这一次，她没有哭，只是轻轻摸着那半块红薯干，像摸着一个永远不会醒来的梦。

雨还在下，打在新抽的芭蕉叶上，噼啪，噼啪。像是谁在说，等下去，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