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雨总比清晨的黏人，缠缠绵绵打在老城区的梧桐树上，把叶片洗得发亮，

连叶脉里积了半季的灰，都顺着雨珠滚落在青石板缝里，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像极了那年林砚川蹲在这，替我擦破的膝盖上，渗出来的血，干了之后的颜色。

我坐在窗边的藤椅上，藤条早就没了当初的韧性，稍微动一下，就发出“吱呀”的声响，

刺耳得很，就像林砚川走的那天，火车站广播里反复播报的检票通知，一遍一遍，

把我心里最后一点念想，都磨得稀碎。对面的杂货铺还开着，老板娘却换了人，

新老板娘手脚麻利，收摊子的时候，总把塑料雨棚扯得“哗啦”响，不像以前的陈姨，

动作慢悠悠的，连搬玻璃罐都要先擦一擦罐身上的灰，怕把罐子里的陈皮、话梅蹭脏了。

陈姨走的那年，也是这样的雨天。那天我放学回来，看见杂货铺门口围了好多人，

救护车的鸣笛声穿透雨幕，扎得人耳朵疼。我挤进去的时候，陈姨躺在担架上，

脸色白得像窗台上那盆早就枯了的茉莉，手里还攥着两颗薄荷糖，糖纸被雨水泡得发皱，

露出里面泛潮的糖块——那是她特意给我留的，以前我总爱放学就往她这跑，林砚川也跟着，

我踮着脚要薄荷糖，陈姨就笑着敲我的手背，说“雨没停呢，吃完再跑，小心摔着”，

林砚川就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替我撑的伞，伞面总往我这边倾，自己半边肩膀都淋得湿透，

却还笑着说“没事，我不怕冷”。那时候多好啊，老城区的梧桐叶长得茂盛，夏天的时候，

叶子能遮满整条街，我和林砚川就坐在陈姨杂货铺门口的小板凳上，分吃一块绿豆冰，

冰化得快，顺着指尖往下滴，林砚川就拿纸巾，一点一点替我擦，还假装生气地说“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陈姨坐在旁边择菜，偶尔抬头看我们一眼，眼神里的暖，像傍晚的路灯，

昏黄却让人安心。那时候我总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梧桐会一直绿，

陈姨会一直留着薄荷糖，林砚川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可日子偏不遂人愿。高三那年，

林砚川的爸妈要去外地工作，非要把他也带走。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也是一个雨天，

梧桐叶被雨打得往下掉，一片接一片，落在我们脚边。他攥着我的手，手指冰凉，

声音也带着颤，说“等我，我高考完就回来，到时候我们一起考本地的大学，

再也不分开了”。我点点头，眼泪却忍不住往下掉，砸在他的手背上，他赶紧用袖子替我擦，

说“别哭，哭了就不好看了，我会经常给你打电话，给你寄明信片，就寄梧桐叶的，

让你知道我没忘”。那天他送我回家，走到陈姨的杂货铺门口，陈姨还没关门，看见我们俩，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她从罐子里抓了两把薄荷糖，塞给我和林砚川，说“出门在外，

照顾好自己，砚川啊，别忘了回来，丫头还在这等着呢”。林砚川接过糖，重重地点了点头，

说“陈姨，您放心，我一定会来”。那时候的我们，都以为“一定”是真的，

以为承诺能抵得过距离，抵得过时间。林砚川走了之后，每天晚上，我都会守着电话，

等他打来。刚开始的时候，他确实每天都打，跟我说他新学校的事，

说那边没有老城区的梧桐，没有陈姨的薄荷糖，说他想我了。我也跟他说，

老城区的梧桐又绿了，陈姨给我留了好多薄荷糖，说我也想他了。我们还约好，

每个月他寄一张明信片，上面要画着梧桐叶，我也会给他寄我写的信，告诉他家里的事。

可慢慢的，电话越来越少，从每天一次，变成三天一次，再变成一周一次。

他说新学校的功课忙，说要准备竞赛，没时间打电话。我信了，每天还是会守着电话，

哪怕等不到，也会把想说的话写在信里，攒着一起寄给他。明信片也从每个月一张，

变成两个月一张，三个月一张，上面的梧桐叶，画得越来越潦草，到最后，

只剩下简单的几笔，再也没有当初的认真。我安慰自己，他只是太忙了，不是忘了我，

不是忘了承诺。高考前一个月，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跟他说我报了本地的大学，

问他是不是也报了，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可这封信寄出去之后，就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

我给他打电话，要么没人接，要么就是忙音。我去问陈姨，陈姨说“别着急，

或许他只是忙着高考，等考完了，就会给你回信了”。我点点头，可心里的慌，像潮水一样，

一点一点往上涌，快要把我淹没了。高考结束那天，我特意去了火车站，

我以为林砚川会回来，会像他说的那样，出现在我面前，跟我说“我回来了”。

可我从早上等到晚上，从晴天等到下雨，火车站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始终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雨越下越大，打在我的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蹲在火车站的台阶上，手里攥着陈姨给我的薄荷糖，糖早就化了，黏在指尖，

像极了我和林砚川之间，那些越来越黏，却也越来越脆弱的念想。那天晚上，

我收到了林砚川的短信，只有短短一句话：“对不起，我不回去了，我们到此为止吧。

”我拿着手机，手一直在抖，反复看那句话，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眼睛模糊，

再也看不清字。我给他打电话，这一次，电话通了，可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生的声音，

温柔又陌生，她说“你是谁啊？砚川在洗澡，有什么事我帮你转达吧”。我张了张嘴，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挂了电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整晚。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收到过林砚川的消息，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陈姨看我天天闷闷不乐的，就经常拉着我坐在杂货铺门口，跟我说以前的事，

说我小时候多调皮，说林砚川多护着我，说“丫头，别跟自己过不去，有些人，

注定是要走的，咱们得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我知道陈姨是为我好，可心里的坎，

怎么也过不去，那些和林砚川有关的回忆，像刻在骨子里一样，怎么也抹不掉。大学的时候，

我很少回老城区，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我怕看到那些梧桐，怕看到陈姨的杂货铺，

怕看到那些熟悉的场景，勾起心里的疼。直到大三那年，陈姨给我打电话，说她身体不好，

想我了，让我回来看一看。我连夜赶了回去，老城区还是老样子，梧桐叶还是那么绿，

可陈姨却瘦了好多，脸色也不好。她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丫头，我知道你还没放下砚川，

可你看，日子还得往前走，你总不能一直活在过去里啊。我这身体，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我就想看着你好好的，找个疼你的人，好好过日子”。那天晚上，

我陪陈姨睡在杂货铺的小床上，就像小时候一样。陈姨跟我说了好多话，说她年轻的时候，

也爱过一个人，那个人也走了，她也难过了好久，可后来慢慢想通了，日子还是要自己过。

她说“丫头，别恨砚川，或许他有他的难处，咱们不怪他，也放过自己”。我趴在陈姨怀里，

点了点头，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这一次，不是因为林砚川，是因为心疼陈姨，

也因为终于想通了，或许，我真的该放下了。可我还没来得及好好陪陈姨，

还没来得及真正放下过去，陈姨就走了。那天我正在学校上课，接到了邻居的电话，

说陈姨在家突然晕倒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我疯了一样往医院跑，赶到的时候，

陈姨已经闭上了眼睛，手里还攥着一个小盒子，盒子里装着两颗薄荷糖，

还有一张画着梧桐叶的明信片，是林砚川以前寄给我的，陈姨一直替我收着。邻居跟我说，

陈姨走之前，还一直在念叨我，说“丫头还没回来，我还没看到她好好的，我不能走啊”。

我抱着那个小盒子，坐在陈姨的病床前，哭到说不出话来。我后悔，后悔没有早点回来看她，

后悔没有多陪她聊聊天，后悔没有让她看到我好好的样子。陈姨走了之后，杂货铺就关了，

后来换了新的老板娘，老板娘不爱养茉莉，也不爱卖薄荷糖，杂货铺里的玻璃罐，

装的都是些零食饮料，再也没有以前的样子了。我也终于回了老城区，租了以前住的房子，

每天坐在窗边的藤椅上，看对面的杂货铺，看窗外的梧桐叶，看傍晚的雨，一遍一遍，

回忆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雨声渐渐小了，我伸手去够窗台上的茶杯，指尖刚碰到杯壁，

就看见一片梧桐叶慢悠悠飘下来，恰好落在窗沿上。叶片上还沾着水珠，轻轻晃了晃，

却没掉下来——像是雨特意停在这，要跟这片叶子说说话，也像是陈姨，像是林砚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