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同志来了三个人，领头的是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姓李，叫李卫国，看肩章是个副所长。他锐利的眼神在我脸上刮了一圈，然后落在钱建军身上。

“小钱，节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钱建军把我们带到一间没人的包厢，他递给李卫国一根烟，自己却没有点。他的情绪似乎平复了许多，至少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波澜。“李叔，我爸……他最近身体一直不好，精神压力也大，可能是……想不开。”

“想不开？”李卫国皱了皱眉，“我可听说，他手里还攥着份遗嘱？”

周桂芬立刻插话：“李所长！就是那份遗嘱！他要把我们家老钱一辈子的心血——红星纺织厂，全都给这个狐狸精！这不明摆着是被她给逼死的吗？”

“周大姐，你先别激动。”李卫国安抚了她一句，目光又转向我，“你叫沈秋月？是你和钱建军的婚礼？”

我点了点头。“是。”

“婚礼开始前，你去哪了？”

来了，该来的总会来。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得掌心生疼。我还没开口，钱建军就抢先说道：“李叔，秋月她一直跟我在一起。我俩在休息室里对流程，一步都没离开过。”

“哦？”李卫国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一直在一起？可我听饭店的服务员说，十五分钟前，她看见沈秋月一个人上了二楼，进了钱厂长的休息室。”

钱建军的脸色瞬间变了。

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人戳穿了。

“那……那是服务员看错了！”钱建军的辩解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休息室光线不好，她可能是把别人错认成秋月了。”

“是吗？”李卫国不置可否，他转头，目光像两把锥子，直直刺向我，“沈秋月，你来说。十五分钟前，你在哪里？”

所有人的视线都压在我身上，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我能感觉到钱建軍的紧张，他放在桌下的手，轻轻碰了碰我的膝盖，像是在提醒我。

我深吸一口气，迎上李卫国的目光，清晰地说道：“我去找钱厂长了。”

此话一出，满座皆惊。钱建军猛地转头看我，眼神里满是震惊和不解。周桂芬则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尖叫道：“听见没有！她承认了！她就是凶手！”

“我不是凶手。”我打断她，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是钱厂长叫我过去的。他说有份很重要的东西要交给我。”

“什么东西？”李卫国追问。

“就是那份遗嘱。”我说，“他把遗嘱交给我，让我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厂子，他说……有人想毁了它。”

这话像一颗炸雷，把所有人都炸蒙了。

钱建军的身体僵住了，他看着我，眼神里除了震惊，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惊恐。

“胡说八道！”周桂芬第一个反应过来，跳起来反驳，“厂子好好的，谁要毁了它？你这个小**，为了脱罪真是什么谎都敢撒！”

“我是不是撒谎，查一查厂里的账就知道了。”我平静地回击。

这是我的一步险棋。我根本不知道厂里的账有没有问题，这纯粹是我根据钱振邦死前的反常举动和那句“有人想毁了厂子”推断出来的。我在赌，赌钱振邦的死，真的和纺织厂有关。

李卫国显然被我的话镇住了，他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权衡我话里的真假。最后，他一挥手：“先把现场封锁起来。周大姐，钱建军，沈秋月，你们三个作为主要关系人，都跟我回所里一趟，做个详细笔录。”

去公安局的路上，我和钱建军、周桂芬被分在了两辆车上。车里只有我和开车的年轻公安，气氛压抑得可怕。

我扭头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八九十年代的小城，灰扑扑的楼房，街上跑着“黄大发”和二八大杠自行车。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

几个月前，我还是县城纺织厂里一名普通的女工，每天三点一线，生活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因为手巧，会画些新潮的服装样子，被钱建军这个来县城考察的“厂二代”一眼相中。

他追求我的方式很直接，也很符合这个年代的浪漫：送我当时最时髦的的确良裙子，带我去城里唯一的西餐厅吃牛排，在我宿舍楼下弹吉他唱情歌。

我们厂里的姐妹都羡慕我，说我钓到了金龟婿，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我承认，我被他打动了。他英俊，有文化，看起来和厂里那些只知道喝大酒吹牛的男人不一样。但我答应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些。

第一次去他家见家长，钱振邦把我叫到书房，问我的不是家庭出身，不是学历工作，而是问我：“你看过《红楼梦》吗？”

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他又问：“那你觉得，林黛玉和薛宝钗，谁更适合当管家奶奶？”

我当时想了想，回答说：“都不适合。林黛玉太清高，不屑于管俗事。薛宝钗太世故，事事都想权衡，容易失了人心。真正能管好家的，是王熙凤那样，有手段，也豁得出去的人。”

钱振邦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看着我，说了一句：“你很聪明，比建军聪明。”

从那天起，他对我的态度就变得很微妙。他会刻意在我面前和钱建军讨论厂里的事，有时候甚至会单独问我的意见。他似乎在……考验我。

而钱建军，从那次见面后，对我的态度也变了。他不再送我花哨的东西，反而开始送我一些关于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的书。他看我的眼神，也多了一些我读不懂的深意。

现在想来，他们父子俩，从一开始就在我身上谋划着什么。

车子停在了公安局门口。我被带进一间审讯室，刺眼的白炽灯照在我的脸上。李卫国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一支笔，慢悠悠地转着。

“沈秋月，现在没有别人了，你可以说实话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压力，“钱振邦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我的手心在冒汗，但我知道，我不能慌。

“李所长，我说的都是实话。”

“是吗？”他冷笑一声，“那我提醒你一句，伪造遗嘱，和谋杀，罪名可都不轻。”

看来，他们已经开始怀疑遗嘱的真伪了。这正是我担心的，也是我必须面对的。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遗嘱是真是假，可以做笔迹鉴定。至于我有没有杀人，你们可以查。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我表现得越是坦然，李卫国的眼神就越是怀疑。

审讯一直持续到深夜。我把所有能说的、该说的都说了，但保留了钱振rag邦把遗嘱塞给我时，脸上那绝望又解脱的表情。我有一种直觉，那是我最后的底牌。

走出公安局时，腿都有些发軟。钱建军等在门口，夜风吹乱了他的头发，让他看起来有几分憔悴。

“你怎么样？”他走上来问。

“我为什么要在公安面前说实话？”我没有回答他，而是反问道，“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出事？”

他躲开我的目光，从口袋里掏出烟，又点了一根。“我不知道会这样。我只是……有些预感。”

“什么预感？”

他猛吸了一口烟，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我爸，他想把厂长的位置传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