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的顶灯苍白得像停尸间的光。席霖站在这片寂静里，

手指无意识地拂过那份摊开的干部履历表。纸张已经泛黄，边缘微微卷曲，

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黑色钢笔字洇开岁月的毛边，有些笔画在时间的侵蚀下模糊了，

像一场正在消逝的梦。“宁觉深，1963年生，省发改委副主任宁建全之子。

”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墨迹在“副主任”三个字上格外浓重，像一滴永远干不了的泪。

这是那种老式钢笔才能留下的痕迹，写字的人用力压笔，墨水渗透纤维，

在纸背留下凸起的印痕。席霖翻过纸页，果然看见那几个字的背面，墨迹已经透过来，

形成淡淡的阴影。玻璃展柜冷得像十二月的北京。她隔着那层透明的屏障看他，

如同隔着二十年的光阴。展柜里陈列着他生命的切片：十八岁时的证件照，

青涩的脸庞绷得有些紧，

眼神却已有了那种她后来熟悉的、与年龄不符的沉寂；三十五岁赴港任职的批文复印件，

红色公章盖得端正威严，像一枚时代的烙印；还有他五十岁那栏空着的“现任职务”。

只有两个字：待查。“待查。”席霖轻声重复，气息在玻璃上晕开一小片雾，很快又消散。

雾气散去后，照片上他的眼睛依然看着她，平静得像深潭。她忽然想起香港那些多雨的夏天。

雨水敲打在半山公寓的落地窗上，蜿蜒流下，就像此刻玻璃上的雾气。

那时他也常这样安静地看着她，眼神里有种她读不懂的东西。现在她明白了，那不是爱，

也不是不爱，而是一种认命。认了他生来就有的命，

认了他们之间那条看不见却无法逾越的线。“小席，下班了。”管档案的老李敲了敲门框，

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他走过来，瞥了一眼展柜里的材料，

摇摇头：“这些二代三代的材料，看看就得了，别太当真。都是过去的事了。”席霖点点头，

却没有动。她等着老李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等着那扇沉重的木门“咔哒”一声关上，

等着整个档案馆重新沉入那种熟悉的、属于历史的寂静。

然后她拉开自己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没有文件，只有一个小小的铁皮盒子，

边缘已经生锈。她打开盒子，取出一张边缘卷曲的拍立得。照片上，

二十岁的她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站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栏杆边。夜风吹起她的长发，

霓虹灯光在她脸上涂抹了一层不真实的色彩，像刚从某个美梦里醒来，还带着恍惚的神情。

她的笑容很亮，亮得刺眼。照片右下角，一只男人的手虚搭在她肩上。只有手，没有身体。

那只手修长干净，手腕上戴着那块她熟悉的百达翡丽，表盘在夜色中泛着冷冽的光。

手指微微弯曲，是一个虚握的姿态，像要抓住什么，又像随时准备松开。

她曾以为那只手会牵她一生。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北京秋天的傍晚来得突然，

像一块深蓝色的绸缎缓缓铺开。席霖没有开灯，就着最后一点天光，

看着照片上那个年轻的自己。那时候她还不懂，有些梦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永远做不完。

一旦做完，就成了现实。而现实，从来不如梦好。1997年的香港夏天，

雨水多得像是要把这座城市重新泡回海里。席霖记得很清楚，那个雨季长得没有尽头。

天空永远是铅灰色的，雨时大时小，却从不停歇。中环的石板路永远湿漉漉的，

反射着高楼玻璃幕墙的冷光。她每天踩着三厘米的高跟鞋，

在那些光滑的石面上小心翼翼地走，像在走钢丝。她在一家英资律所实习，

办公室在交易广场五十楼。从落地窗望出去，维港的海面也是灰色的，和天空连成一片。

轮船像沉默的剪影，在雨雾中缓缓移动。有时候她会看着那些船发呆，想象它们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就像她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遇见宁觉深之前，

席霖的生活是一条笔直的线。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通过学校的交换项目来到香港。

她以为这会是她人生的转折点——从北方小城走出来的女孩，终于站在了世界的十字路口。

她没有想到，这个十字路口真的有无数条路，而她选择的那一条，

通往一个她永远无法真正进入的世界。那是个周五的晚上，雨终于停了片刻。

兰桂坊的酒吧露台上挤满了人，各种语言混杂在潮湿的空气里。席霖被同事拉来参加聚会，

手里握着半杯已经变温的白葡萄酒，靠在栏杆上看着下面的街景。“一个人？”她转过头。

一个男人站在她旁边，穿着熨帖的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那块表盘简约的百达翡丽。

他的普通话带着京腔的尾音，不是香港本地人那种生硬的发音，而是字正腔圆，

像央视新闻主播。“嗯。”席霖点点头，握紧了手中的酒杯。他笑了笑。不是那种轻浮的笑，

也不是居高临下的笑，而是一种很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笑意，从眼角开始，慢慢蔓延到嘴角。

后来席霖才明白，那种笑里有某种她永远学不会的东西——不是轻蔑，也不是优越，

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确认。确认自己属于某个圈子，确认某些规则，

确认世界就该是这样运转的。“大陆来的？”他问，声音不高，刚好盖过背景音乐。“北京。

”席霖答。其实她不是北京人，老家在河北一个小城。但说来香港后，

她总是说自己是北京来的。北京听起来比那个小城的名字更有底气。“巧了，我也是。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是那种扁扁的银色盒子，上面没有任何标识，“介意吗？

”席霖摇摇头。他点烟的动作很熟练，却又透着一种不经意的优雅。

打火机的火苗在夜色中亮了一瞬，照亮他半边脸。他的五官很端正，不是那种张扬的英俊，

而是内敛的、耐看的。像一件上好的瓷器，需要仔细端详才能看出它的好。“来工作？

”他吐出一口烟，烟雾很快散在潮湿的空气里。“实习。在律所。”“不错。”他点点头，

没有问是哪家律所，也没有问具体做什么。好像这些都不重要，或者说，

他早已从她的穿着、谈吐、甚至握酒杯的姿势里，看出了他想知道的一切。

他们聊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北京的天气，香港的事物，雨季还要持续多久。

他的话语里没有炫耀，却处处透着一种从容——那种从小就知道自己不会为生计发愁的从容。

席霖后来想，也许就是这种从容吸引了她。像飞蛾扑火，

她这个从小县城一路考出来、每一步都要拼尽全力的女孩，本能地向往那种与生俱来的轻松。

临走时，他递给她一张名片。纯白色的卡片，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手机号码：宁觉深。

没有头衔，没有公司名称，干净得像他的人。“有空一起喝茶。”他说，然后转身汇入人群，

消失在兰桂坊迷离的灯光里。席霖握着那张名片，指尖传来纸张的质感。很厚，很有分量，

像他的人一样。三第三次见面后，宁觉深开车送她回住处。车是黑色奔驰，车牌号很普通，

但席霖注意到车前挡风玻璃下放着一排通行证，都是那种白底红字的特殊证件。

她看不懂上面的字，但能感觉到它们的分量。“你住哪儿？”他问，手随意地搭在方向盘上。

席霖报了一个地址，在铜锣湾一栋老旧唐楼里，她和另一个女孩合租。宁觉深没有说话，

只是打了转向灯，车子平稳地汇入车流。香港的夜景在车窗外流淌，

霓虹灯招牌连成一片光的河流。他们沿着轩尼诗道往东走，经过时代广场，经过崇光百货，

经过那些她每天路过却很少进去的奢侈品店。快到铜锣湾时，

宁觉深突然开口：“那地方不太安全。”席霖愣了一下：“还好吧，就是旧了点。

”“明天搬出来吧。”他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说明天的天气，“我在半山有套房子，

空着也是空着。”席霖转过头看他。他的侧脸在街灯下明明暗暗，表情看不真切。

“这不合适。”她说。“有什么不合适？”他轻笑一声，“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你住过去，

就当帮我看看房子。”后来的很多年里，席霖都在想，如果那天她拒绝了会怎样。

如果她坚持留在铜锣湾那间月租三千港币的小房间，

如果她没有踏进半山那套可以俯瞰整个港岛的公寓，她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

但人生没有如果。那天晚上，她看着窗外流淌的灯火，感受着车里皮革座椅的柔软触感，

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类似雪松的香水味，轻声说：“好。”三个月后，

席霖搬进了半山那套公寓。房子很大，装修是简洁的现代风格，以黑白灰为主色调。

落地窗外是整个维多利亚港，白天是碧海蓝天，夜晚是璀璨灯火。家具很少，

空间大得有些空旷，脚步声会有轻微的回音。宁觉深从不说这房子是谁的，也不说租还是买。

他每周会来两三次，有时住下，有时只是坐一会儿就走。

他带了一些自己的东西过来：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一个剃须刀。但这些东西都放在客房，

主卧永远是席霖一个人的空间。她渐渐学会不问。不问那些深夜打来的电话，

不问那些他突然说“有事”就消失的周末，不问他西装口袋里偶尔露出的红色请柬，

上面印着她从未听说的名字和头衔。她学会了在他来的时候准备好他爱喝的普洱，

学会了在他沉默的时候不打扰，学会了在他需要独处时安静地待在另一个房间。有一次，

她在书房抽屉深处找一支笔，无意中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大约五六寸大小。照片上，十四五岁的宁觉深站在一群少年中间。

背景是西山某处她认不出的院落，青砖灰瓦，墙头爬着藤蔓植物。

所有人都穿着同款的白衬衫、深色长裤，干净得没有一丝褶皱。他们站成三排，

宁觉深在第二排中间，脸上带着那个年龄特有的、介于男孩和男人之间的神情。既青涩，

又早熟。照片背面用蓝色钢笔写着日期：1978年夏。

还有一行小字：“大院子女夏令营”。席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大院。

这个词在她脑海中激起无数想象。她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

想起那些关于北京某某大院的故事，想起那种与生俱来的、普通人无法企及的起点。

那天晚上，宁觉深过来时，她正在阳台上看夜景。维多利亚港的灯光一如既往地璀璨，

游轮拖着长长的光带缓缓驶过。她听见开门声，听见他脱下皮鞋放在玄关，

听见他倒水的声音。“今天回来得早。”她回头说。“嗯，没什么事。”他走过来，

站在她身边。两个人肩并肩看着窗外的灯火，一时无话。“我今天在书房找了点东西。

”席霖说，声音很轻。宁觉深侧过头看她：“什么？”“一张照片。1978年的夏令营。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席霖感觉到他的身体微微僵硬了一瞬。很细微的变化，

如果不是足够熟悉，根本察觉不到。“都是些小时候的事，”他说，转回头继续看窗外，

“没什么好说的。”“我想知道。”席霖固执地说。她很少这样坚持，但今天不知为什么，

特别想知道。想知道他的过去，想知道他来自哪里，想知道那些她不了解的部分。

宁觉深沉默了很久。窗外，太平山的灯火一层层铺下去，直到维港的海面。更远处，

九龙半岛的霓虹连成一片，像另一个星系的星河。“我们那代人，”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

轻得几乎要被夜风吹散，“生下来就知道有些门是为我们开的，有些路是为我们铺的。

你站在门口，自然有人请你进去；你走到路口，自然有车等你。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从幼儿园到小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工作到婚姻。”席霖听着，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沉下去。

“那如果我不想进门，也不想上车呢？”她问。宁觉深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笑声很低，

带着某种她后来才明白的无奈。“傻姑娘，”他转身面对她，伸手抚摸她的脸，

动作轻柔得像对待易碎的瓷器，“那门不是你想不想进的问题。是它就在那儿，

而你恰好站在门外。至于要不要进去，很多时候，你没有选择。”席霖那时候不懂。

她以为自己懂了，其实没有。她以为他说的是阶层，是出身，是她和他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

直到很久以后，她才明白，他说的是命运。是那种从出生就被写好的剧本，

是你以为自己在做选择，其实每一步都早已注定。1998年的秋天，

亚洲金融风暴的余波还在震荡。香港股市暴跌，楼市崩盘，报纸上每天都是坏消息。

席霖工作的律所开始裁员，气氛紧张得像绷紧的弦。宁觉深也越来越忙。

他接电话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讲着讲着会走到阳台，关上门。席霖透过玻璃看他，

看他眉头紧锁，看他一只手插在口袋里，看他不时点头。十月初的一个晚上，他回来得很晚。

席霖已经睡了，迷迷糊糊感觉到他在床边坐下。她睁开眼睛，看见他背对着她，

肩膀的线条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有些僵硬。“怎么了？”她坐起来，伸手碰了碰他的背。

宁觉深转过身。他的脸色在月光下显得苍白，眼睛里有一种席霖从未见过的疲惫。

“我要回北京一趟。”他说。“多久？”“不知道。”他顿了顿，“可能很久。

”房间里安静下来。窗外的城市还在呼吸，远处有隐约的汽笛声。席霖看着他，

忽然意识到这一刻迟早要来。她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会回来吗？”她问，

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宁觉深没有马上回答。他起身走到阳台，推开门。夜风灌进来，

带着海水的咸味。席霖跟着走出去，从背后抱住他。他的背很宽，也很硬，像一堵墙。

“给你两个选择。”他的声音从前面传来，被风吹得有些飘忽，“一，留在这里。

我会在账户里留一笔钱，够你用一辈子。房子你可以继续住，或者卖掉，随你。

”席霖的手臂紧了紧。“二呢？”“跟我回北京。”他转过身，额头抵着她的额头。

这么近的距离，席霖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还有一种她说不清的、类似铁锈的气息，

“但有些事……你得学会视而不见。有些问题，不能问。有些人，不能提。

”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看着她，里面有某种近乎恳求的东西。席霖后来想，

也许那一刻他是真的希望她选一。选留在香港，选一个相对简单的人生，

选一个他能掌控的局面。但她选了二。“我跟你走。”她说。宁觉深闭上眼睛，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睁开时，那种疲惫更深了，深得像一口井。“好。”他只说了一个字。

北京的冬天冷得彻骨。那是席霖第一次在北方过冬，她低估了这种干燥的、带着沙尘的寒冷。

风吹在脸上像刀子，皮肤很快就皴了。宁觉深没有带她回西山的大院，

而是在东三环置了套公寓。房子比香港那套更大，装修也更精致，却空得像博物馆的展厅。

家具都是崭新的，带着标签刚被撕掉的痕迹。墙上没有画，架子上没有书，

冰箱里除了几瓶矿泉水什么都没有。“临时住住，”宁觉深说，“以后再说。

”他没有说以后是什么时候，也没有说以后会怎样。席霖也没有问。她已经学会了不追问。

他开始早出晚归，有时一连几天不见人影。偶尔回来，

身上带着会议室的气味——空调冷气、咖啡和某种紧绷的沉默。他会坐在沙发上发呆，

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很快就满了。席霖试着找工作。她投了简历，

面试了几家律所和外资公司。每次面试都很顺利，对方对她的学历和香港的经验很感兴趣。

但到了最后一轮，总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下文。要么是“职位暂时冻结”，

要么是“需要本地资源”，要么干脆就没有回音。有一次，

她终于忍不住问宁觉深：“能不能帮我问问？”他正在看一份文件，头也没抬：“问什么？

”“工作的事。我面试了几家，都……”“别找了。”他打断她，语气平静，

“暂时不需要你工作。”“可我不能一直待在家里。”“为什么不能？”他终于抬起头，

眼睛里有一种她看不懂的情绪，“缺你吃还是缺你穿了？”席霖语塞。她看着这个男人，

忽然觉得陌生。那个在香港时会耐心听她讲律所趣事的宁觉深，

那个会带她去吃路边摊、会在雨中为她撑伞的宁觉深，好像留在了那个多雨的城市，

没有跟她一起来北京。1999年元旦，宁觉深说父亲要见她。席霖紧张了一整天。

她试了好几套衣服，最后选了件米白色的羊毛衫，黑色长裤，打扮得尽量朴素得体。

宁觉深来接她时，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车子沿着长安街往西走。元旦的北京街道很安静，

路灯在暮色中一盏盏亮起。席霖看着窗外熟悉又陌生的街景，忽然想起香港的霓虹。

两个城市的灯光如此不同，一个热闹喧嚣，一个庄严肃穆。饭庄在王府井附近，是老字号，

门面不大，里面却别有洞天。穿旗袍的服务员领他们穿过曲曲折折的走廊，

来到最里面的包厢。门推开，一个老人坐在主位上。他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坐得笔直，

像一尊石像。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皱纹很深，像是用刀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