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35年，我和妻子分房睡了20年。去年她查出乳腺癌，

躺在手术台上生死未卜。我正在云南旅游团，导游问要不要改签机票。

我摆摆手：“切个瘤子而已，没必要大惊小怪。”继续玩了七天才回家。今年，

我脑梗住进ICU，呼吸机插了三天。我睁开眼的第一句话是：“老婆呢？

”护士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只有两个字：“报应！”01眼皮重得像挂了铅。

我费尽全身力气，才在粘稠的黑暗中撕开一道缝。白色，一片刺目的白色，

模糊了视野的边界。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冰冷又尖锐。喉咙里像是塞了一把灼热的沙子，

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管子摩擦的钝痛。我想开口，却只能发出嘶哑的气音。

一个穿着粉色制服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动，很模糊，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是护士。我挣扎着，

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试图引起她的注意。我的老婆呢。刘淑芬呢。她应该守在我身边的，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才对。那个女人，没了我，天不就塌了。护士终于俯下身，

声音很轻：“您醒了？别激动，您刚脱离危险期。”我动不了，只有眼珠能费力地转动，

死死盯着她，用尽全部的意念传递我的问题。她似乎看懂了。“您是想找家人吗？

”我眨了眨眼，动作迟缓得像慢镜头。“您爱人来过了，她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还有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

“您现在还不能说话，有什么需要可以写下来。”她把纸和笔塞进我唯一能轻微活动的手里，

然后展开了那张叠好的纸条。我的视线慢慢聚焦，终于看清了纸上那两个字。

是刘淑芬的字迹，有点抖，但力道十足，几乎要穿透纸背。报应！就这两个字，没有问候，

没有关心，甚至没有愤怒的咒骂。只有冷冰冰的、淬了毒的两个字。像两根烧红的钢钉，

瞬间钉进了我的眼球，直通大脑。轰的一声，血液猛地冲上头顶。

去年的画面毫无征兆地撞进脑海。当时我正在云南，大理古城的阳光正好，

我举着新买的单反相机，拍得不亦乐乎。儿子的电话就是在那时候打来的。“爸，

妈查出乳腺癌，明天就要手术了，你赶紧回来吧！”我皱了皱眉，

镜头里一个穿着民族服饰的姑娘正对我笑。“什么癌？良性恶性搞清楚了没？别大惊小怪的。

”“医生说是恶性，要全切！你赶紧回来！”儿子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心里一阵烦躁。

旅行团的行程才走了一半，机票酒店都是定好的，现在回去，钱不都打水漂了。

旁边的导游听到了，凑过来小声问我：“张老师，家里有急事？

要不要我帮您看看能不能改签机票？”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没事，

切个瘤子而已，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死不了人。

”我对着电话那头的儿子说：“我这边走不开，你照顾好你妈就行了。

手术费不够就从我工资卡里取。”说完，我就挂了电话，继续我的拍照大业。那之后，

我又在云南待了整整七天，直到行程结束才慢悠悠地回家。回到家，刘淑芬已经出院了，

戴着一顶帽子，脸色苍白得像纸。她没跟我说话，我也懒得问，觉得一个手术而已，

至于这么矫情吗。此刻，ICU病房里，那张纸条上的“报应”两个字，

仿佛化作了她当时苍白的脸，带着无声的嘲讽。原来她都记着。原来她不是忘了，而是在等。

等一个机会，把这份屈辱和怨恨，原封不动地还给我。

愤怒、羞辱、不解、恐慌……无数种情绪在我胸腔里冲撞、爆炸。我死死攥着那张纸条，

指甲陷进掌心。喉咙里的管子剧烈地摩擦着，带来一阵窒息般的痛苦。我想嘶吼，

想质问她凭什么。可我发不出任何声音。眼前阵阵发黑，护士模糊的影子在我面前晃动，

嘴巴一张一合，却听不清她在说什么。最终，那片刺目的白色被无边的黑暗彻底吞噬。

我再次昏了过去。02再次睁开眼，我已经不在ICU了。天花板不再是惨白一片，

而是带着点柔和的米黄色。我躺在一间双人病房里，喉咙里的管子已经拔掉了，

呼吸顺畅了不少。只是身体的右半边还是麻木的，像一块不属于我的朽木。我尝试着开口，

声音干涩沙哑：“水……”一个陌生的中年女人立刻端着水杯过来，用棉签蘸着水，

仔细地润湿我的嘴唇。“您醒了，医生说您暂时还不能多喝水。”她的动作很专业，

但脸上没什么表情。我打量着她，问：“你是谁？”“我是您儿子请来的护工，姓李。

”儿子？张远？我心里燃起一丝希望，他到底还是我儿子，还是关心我的。正想着，

病房的门被推开了。张远走了进来，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看到我醒了，脸上没有任何波澜，就像看到一个陌生人。他没叫我爸。

他径直走到医生办公室，我能隔着玻璃看到他正公式化地询问着我的病情。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我渴望地看着他，盼着他能走过来，问我一句“感觉怎么样”，

或者哪怕只是一个关切的眼神。他没有。他和医生谈完话，走回病房，

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单据。“护工是我请的，费用我已经垫付了，

之后会定期从您的养老金账户里划扣。”他的声音平铺直叙，

像在宣读一份与他无关的商业合同。钱，又是钱。我这辈子自认为对这个家最大的贡献，

就是我那份从不短缺的工资。我以为钱就是一切。原来在他们眼里，我的价值，

也只剩下钱了。我用尽力气，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你……你妈呢？”听到这个问题，

张远的嘴角勾起一抹极尽嘲讽的弧度。“她？”他冷笑了一声，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她在忙，忙着跳广场舞呢。”广场舞？我脑梗躺在这里，生死未卜，

她竟然还有心情去跳广场舞？这个女人，她的心是铁打的吗？我的胸口剧烈起伏，

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张远仿佛看穿了我的想法，他俯下身，凑到我耳边，声音不大，

却字字诛心。“去年她做手术，麻药劲儿没过，疼得在病床上打滚，嘴里喊的全是我的名字。

”“一声‘爸’都没喊过。”他直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冰冷和决绝。“那时候，她就知道，她这辈子能依靠的，

只有我这个儿子了。”“至于你，不过是个搭伙过日子的伙伴，

还是个只会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从背后捅刀子的伙伴。”他的话像一把生了锈的钝刀，

一刀一刀，来回地割着我的血肉。我张着嘴，却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他说的都是事实。

我无力地躺在床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原来，在她心里，我早就死了。

死在了她躺在手术台上，而我却在云南看风景的那一天。03护工李姐是个尽职的人。

她每天准时给我翻身、擦洗、喂饭，动作麻利，无可挑剔。但她的眼睛里永远没有温度，

像一部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我的病床靠窗，隔壁床住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大爷。

他的情况比我严重，据说也是脑梗，但半边身子都动不了。可他却是这个病房里最幸福的人。

每天，他的老伴都会提着保温桶过来，里面是熬得软烂喷香的各种粥和汤。

她会一口一口地喂他，一边喂一边絮絮叨叨地讲着家长里短。“今天菜市场的番茄可新鲜了，

我给你炖了牛腩汤，你最爱喝的。”“儿子今天打电话回来了，说下周末带孙子来看你。

”“你呀，就是不听话，让你少喝点酒，你偏不听，现在受罪了吧。”她的声音里带着嗔怪，

眼神里却全是心疼。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几乎每天下班都会过来，陪着他说说话，

给他**僵硬的肢体。小孙子会趴在床边，用稚嫩的声音给他讲幼儿园的趣事。整个病房里，

总是回荡着他们一家的欢声笑语。那笑声，对我来说，却比任何噪音都更刺耳。我每天吃的，

是护工从医院食堂买来的盒饭，冰冷，坚硬，难以下咽。我的病床前，

除了护工和偶尔来送文件的张远，再也没有别人。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只有无边无际的冷清和寂静。我常常会想起以前。想起我但凡有个头疼脑热，

刘淑芬是如何紧张地围着我转。端茶倒水，熬粥煮饭，整夜不睡地守在我床边，

用酒精给我物理降温。我把这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她是我的妻子，照顾我，是她的天职。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房睡的呢？我努力地回想。好像是二十年前，我退休之后，

嫌她晚上睡觉打呼噜，吵得我睡不着。我理直气壮地把被子搬到了书房，她什么也没说，

只是默默地帮我把床铺好。从那天起，我们之间就隔了一堵墙。我以为只是一堵墙，

现在才明白，那是一道我亲手凿开的，再也无法弥合的鸿沟。我开始感到恐慌。

我试着给我那几个自认为关系不错的“老朋友”打电话。电话是我让护工帮忙拨的，

我艰难地和他们说话，希望他们能帮我联系上刘淑芬，替我说几句好话。可电话那头，

要么是含糊其辞的敷衍，“老张啊，你好好养病，别想那么多。”要么就是直接推诿，

“嫂子的脾气我们都知道，这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也不好掺和啊。”挂了电话，

我才第一次发现，我活了六十五年，竟然连一个能在危难关头为我说句话的朋友都没有。

我那些引以为傲的酒桌上的交情，我精心维系的所谓人脉，在真正的患难面前，

脆弱得不堪一击。原来，我不仅是个失败的丈夫，失败的父亲，还是个失败的男人。

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04在护工的照料下，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

已经能拄着拐杖，在病房里慢慢地挪动几步了。说话也利索了一些，虽然还是有些含糊不清。

我不甘心。我不相信三十五年的夫妻情分，能说断就断。我让护工买来了纸和笔，

决定给刘淑芬写一封信。一封道歉信。我坐在病床上，握着笔，对着空白的信纸，

却迟迟下不了笔。我想写下我们之间的温情瞬间，却发现自己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的记忆里，全是她日复一日的付出，和我的心安理得的索取。她做好饭菜，

我坐在桌前挑三拣四。她拖干净地板，我穿着鞋直接踩上去。她生病难受，

我说她小题大做太矫情。我终于意识到，我们的婚姻，对她而言，

可能是一场长达三十五年的苦役。而我，就是那个最冷酷的监工。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

涂涂改改，终于写满了一页纸。字迹歪歪扭扭，像虫子在爬，每一笔都耗尽了我的力气。

信里，我承认了我的自私，我的冷漠，我恳求她能看在过去的情分上，看在儿子的面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把信小心翼翼地折好，交给了过来送东西的张远。“阿远，

把这个……带给你妈。”我几乎是在乞求。张远接过了信，却没有看，只是拿在手里掂了掂，

然后随手放在了床头柜上。“没用的。”他说，语气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我妈现在不想看到，也不想听到任何关于你的东西。”我的心猛地一沉，

不死心地抓住了他的胳-膊。“阿远，爸……爸知道错了。真的……错了。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用这样低声下气的语气和儿子说话。我以为他会动容。

但他只是冷漠地抽回了手，看着我，眼神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你现在知道错了？”“晚了。

”他顿了顿，似乎觉得对我的惩罚还不够，又补上了一刀。

“你知道我妈去年是怎么熬过化疗的吗？”“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吃什么吐什么，

整夜整夜地疼得睡不着觉。”“她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排队，一个人输液。

有一次在医院走廊里吐得昏天黑地，还是旁边的病友家属扶了她一把。”“而那个时候，

你在干什么？”他拿出手机，调出一张照片，怼到我面前。“哦，对了，你在发朋友圈，

晒你的九宫格风景照，配文是‘诗和远方’。”照片上，我穿着冲锋衣，戴着墨镜，

站在苍山洱海前，笑得意气风发。那张笑脸，此刻看来，却像一个最响亮的耳光，

狠狠地抽在我的脸上。羞耻和痛苦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连呼吸都觉得痛。

05我还是不死心。既然儿子这条路走不通，我就想别的办法。

我托护工帮我联系上了一个远房亲戚，刘淑芬的表妹。我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

请她帮我打听一下刘淑芬的近况，顺便替我说说好话。电话那头的表妹支支吾吾，

似乎很为难。在我再三的保证和恳求下，她才终于松了口。“表姐夫，

不是我说你……淑芬姐她，现在过得挺好的。”“比任何时候都好。”接下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