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聂坡的那个夏天1999年的夏天，我在聂坡村一组那条坑洼的土路上学骑自行车。

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是父亲留下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车座太高，

我只能从三角架里掏着腿骑，膝盖磕在横梁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聂卫星在后面扶着后座，

小脸憋得通红：“金帅，把稳！把稳车把！”“你别松手！”我扭头喊。“没松！

”他话音刚落，我就感觉后座一轻，连人带车栽进了路边的麦秸垛。

聂卫星和聂孟超笑得前仰后合，聂小洋蹲在路边捂着肚子，聂伟涛刚从新疆回来不久，

靠在土墙上看着我们，脸上带着一种见过世面的、淡淡的笑。那年我九岁，

他们四个是我在聂坡村最初的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村百十户人家，

沿着一条东西向的土路自然分成两片：路南是南聂，路北是北聂。我家在北聂最西头，

三间瓦房带个小院，院里一棵老槐树，夏天蝉鸣吵得人睡不着。蝉声从早到晚，吱呀吱呀的，

和着午后的热风，成了那些年最熟悉的背景音。奶奶那年五十出头，头发却已白了大半。

她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早晨天不亮就起床，扫院子、喂鸡、给我做早饭。

父母在南方打工，三年只回来两次，

我的童年是奶奶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一点一点编织起来的。“金帅，把这碗粥喝了。

”奶奶把缺了口的瓷碗推到我面前，里面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糁。“奶奶，我想吃油条。

”我眼巴巴地看着她。“等过年，等你爸妈回来，奶奶给你炸。”她摸摸我的头，

手掌粗糙却温暖，“快去上学，别迟到了。”聂坡村的早晨总是从鸡鸣开始。

我背着奶奶用旧布缝的书包，在村口等聂卫星。他住在南聂，每天要穿过整个村子来找我。

聂孟超家在我家斜对门，聂小洋住得稍远些，但总是最早到。

聂伟涛从新疆回来后住在舅舅家，也在北聂。我们四个人并排走在土路上，

书包在**上一拍一拍。路两旁的杨树叶子哗哗响，远处的麦田绿得发亮。

那时候觉得这条路好长，长得好像永远走不完；村子好大，大得装得下我们所有的梦。

沙子坑是我们的天堂。那是村西头一个废弃的沙坑，下雨积了水，最深处能没过大人胸口。

夏天，我们几乎站在那里。聂卫星瘦得像麻秆，却最先学会狗刨；聂孟超水性最好，

一个猛子能扎出去老远；聂小洋老实，总在浅水区扑腾；聂伟涛见过大世面，

教我们新疆人怎么游泳——虽然他自己游得也不怎么样。“看我！

”聂孟超站在坑边最高的土坡上，深吸一口气，纵身跳下，溅起好大水花。“该我了！

”聂卫星往后退了几步，助跑，跳起，结果姿势不对，“啪”地一声拍在水面上，

疼得龇牙咧嘴。我们笑他，他憋红了脸，又要跳第二次。聂小洋在浅水区喊：“卫星，

别跳了，来打水仗！”聂伟涛不常下水，他更喜欢坐在岸边树荫下，看我们疯闹。

有时候他会讲新疆的事：天山的雪，吐鲁番的葡萄，晚上十点还不落山的太阳。

我们围着他听，觉得那是个神话般的地方。“等我长大了，也要去新疆。”聂卫星说。

“带上我！”聂小洋紧跟着说。我看向聂伟涛，他笑了笑，没说话。那时候我们以为，

长大了真的能一起去很远的地方。除了沙子坑，我们最常去的是二队河。河不宽，

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和小鱼。杨纪委家就在河边，他是我们这群人里最会抓鱼的。

用缝衣针弯成鱼钩，挖蚯蚓做饵，他能蹲在河边一上午，最后拎着半桶鱼回家。“纪委，

教教我呗。”我蹲在他旁边。他腼腆地笑，递给我一根自制的鱼竿：“要耐心，

鱼咬钩了别急着拉。”我试了几次，总是提竿太早，鱼跑了。聂卫星更糟，鱼没钓到，

自己差点栽进河里。聂孟超不耐烦，干脆脱了衣服下水摸鱼，还真让他摸到两条小鲫鱼。

夏天的傍晚，蛙声从河边的草丛里传来，咕呱咕呱，此起彼伏。我们躺在河岸上，

看着天一点点暗下去，星星一颗颗亮起来。聂小洋数星星，

数到三十就乱；聂卫星讲他听来的鬼故事，讲到一半自己先害怕；聂伟涛哼一首新疆的歌，

调子怪怪的，但我们觉得好听。“以后我们长大了，还能这样躺在这儿吗？”聂卫星突然问。

没人回答。蝉在树上叫，蛙在河边叫，风吹过玉米叶子沙沙响。那些声音混在一起，

成了童年最安心的背景乐。九月开学，我们走进村小唯一的一间教室。

李永久老师既是校长也是班主任，手里总攥着一根拇指粗的柳木棍。我的座位在第三排，

左边是聂贺齐，右边是聂肖杰——我们班的女班长，个子比我还高半头。

聂贺齐和聂静波是后来才和我们玩到一起的。起初我们四个小团体不太接纳他们，

觉得他们太闹腾。直到有一次，聂贺齐从家里偷了五个煮鸡蛋分给我们，

聂静波帮聂卫星打跑了隔壁村欺负他的孩子，我们才慢慢接受了他们。“金帅，

作业借我抄抄。”聂贺齐捅捅我胳膊。“自己写。”我捂紧作业本。“小气。”他撇嘴，

转头去抄聂静波的。李老师的柳木棍不是闹着玩的。背不出课文，三棍；作业没写完，

三棍；上课说话，三棍。我们都挨过打，手心肿得握不住笔。但奇怪的是，没人恨李老师。

村里大人说，打是亲骂是爱，李老师是为我们好。有一次聂卫星被打得狠了，

回家他爸看见红肿的手掌，非但没找李老师理论，反而又揍了他一顿：“老师打你是你该打！

”那之后，我们再挨打也不敢回家说了。下了课，我们一群人冲出去玩弹珠。

在土地上挖三个坑，弹珠进坑再返回，谁先完成谁赢。聂孟超是高手，

他的“猫眼”珠赢遍了全村。聂卫星总输，输光了就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聂小洋心软，

总会偷偷还他两颗。“四角面包”我们玩得少，那是更小的孩子玩的。我们已经长大了，

要玩更高级的——虽然所谓更高级的，也不过是爬树掏鸟蛋，下河摸鱼虾。聂伟涛点子最多。

他说聂大洋家的鱼塘新放了鱼苗，晚上去捞几条。鱼塘是聂大洋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看着，

老人耳朵背但眼睛尖，还养了两条凶狗。“要不算了吧。”聂小洋胆小。“怕什么，

晚上他睡得早。”聂伟涛已经有了计划。那晚月黑风高，

我们五个——我、聂伟涛、聂孟超、聂卫星、聂小洋——摸到鱼塘边。狗叫了，

我们撒腿就跑。我摔进芦苇丛，

脸上划了好几道口子；聂卫星裤子扯破了；只有聂伟涛和聂孟超顺利逃脱，却也是空手而归。

后来我们才知道，杨纪委根本没去鱼塘，他在二队河下了网，那晚捞了三条鲫鱼。

我们在沙子坑边烤鱼，没盐，腥得很，但吃得满嘴流油。聂卫星说：“咱们像梁山好汉。

”我们哈哈大笑，觉得真是那么回事。烤鱼的火光映着我们的脸，蛙声在远处叫着，

偶尔有萤火虫飞过。那时候不知道，这样的夜晚，过一天少一天。2003年左右，

村里小卖部有了游戏机。插卡的那种，连在黑白电视机上，

《魂斗罗》《超级玛丽》《坦克大战》。聂贺齐和聂静波最先迷上，他们零花钱多，

能一口气玩两小时。我们四个零花钱少，只能轮流玩，一人十五分钟。“让我一条命！

我就一条命了！”聂卫星盯着屏幕急得冒汗。“自己玩自己的！”后面的人催。

聂伟涛对游戏机兴趣不大，他迷上了老虎机。投币，拉杆，图案转动，

中了硬币哗啦啦掉出来。他偷偷研究规律，还真让他赢过一次，五十多块，

请我们所有人吃了冰棍。但老虎机吃钱更快。聂贺齐把早餐钱省下来玩，

饿了一星期肚子；聂静波偷家里钱，被他爸吊起来打。我和聂卫星、聂小洋去看过几次，

投了几毛钱，全输了，就不敢再玩。“那东西骗人的。”聂小洋说。“知道骗人还玩？

”我问他。他没说话。后来我想，我们不是不知道有些事不对，只是那个年纪，

对错没那么分明。就像偷鱼偷瓜，知道不对，可那种**和快乐，太诱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