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大学课堂，窗外梧桐叶正黄。

讲台上，经济学教授正用激光笔指点着PPT上的曲线图，声音平缓：“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告诉我们，当消费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

周屿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这是他能找到的最佳位置——既不会被老师频繁点名，又能清晰看到板书。他的笔记本摊开着，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经济学原理旁边，用更小的字标注着几个代办事项：下午4点家教，晚7点图书馆值班，明早收二手教材款。

手机在裤袋里震动起来。

第一次震动时，周屿没有动。他的目光锁定在教授的嘴唇上，试图从那些复杂的术语中捕捉考试重点。手机固执地震了第二次、第三次。

邻座的同学投来瞥视。周屿终于伸手掏出那部老旧的智能机，屏幕上是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是老家县城。

他按下静音，将手机反扣在桌上。

五秒后，手机屏幕再次亮起，同一个号码。

讲台上的教授皱起眉，看向这个方向。周屿站起身，微微欠身：“老师，抱歉，紧急电话。”

教授挥了挥手。周屿握着发烫的手机快步走出教室，走廊里空旷的回声将他包裹。他按下接听键，还没来得及开口，听筒里传来邻居张婶急促而模糊的声音：

“小屿！快回来！你爸出事了，在镇医院，快！”

世界在那一刻变得极其安静。

周屿听见自己心脏重重落下的声音，像一块石头掉进深井。走廊窗外的阳光刺眼，他眯起眼睛，握着手机的手指关节泛白。

“张婶，”他的声音比想象中平稳，“具体什么情况？”

“说不清，反正……反正你快回来！你奶奶都站不住了！”电话那头传来隐约的哭声和杂乱的背景音，接着是忙音。

周屿站在原地，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走廊尽头的挂钟指向上午十点十七分。他打开购票软件，最快的一班回乡大巴是中午十二点半。他需要请假，需要收拾简单的行李，需要——

需要多少钱？

他打开银行APP，余额显示：873.42元。这是他接下来半个月的生活费、母亲的药费、以及可能需要的其他一切费用。

周屿深吸一口气，那口气沉进肺里，冰冷而沉重。他转身回到教室，从后门进去，在教授讲完一个段落的间隙，再次走上前。

“老师，”他的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家里有急事，我需要请假一周。”

教授推了推眼镜，打量眼前这个总是坐在固定位置、成绩优异但几乎从不发言的学生：“什么急事？期中考试就在下周。”

“家人病重。”周屿说。这四个字从他齿间滑出，带着金属的质感。

教授在假条上签了字，递还给他时补充了一句：“课程材料我发你邮箱，尽量别落下。”

“谢谢老师。”

周屿没有回宿舍。他的背包里常年备着两套换洗衣物、充电宝、一个硬皮笔记本和几支笔，这些都是为随时可能需要的返乡行程准备的。他直接走向校门，在公交站台等车时，给家教学生的家长发了道歉和改期短信，给图书馆值班的学长发了代班请求。

大巴站弥漫着烟草和廉价快餐的味道。周屿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非空调车票，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动时，他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城市街景，那些流光溢彩的商场、写字楼、咖啡馆逐渐被郊区的厂房和农田取代。

三个半小时的车程。

他闭上眼，父亲的形象不受控制地浮现在黑暗中。

不是最近几年那个眼神涣散、嘴角流涎的男人，而是更久以前，周屿十岁生日时，父亲用自行车载他去县城，给他买了一支钢笔。钢笔是英雄牌的，深蓝色笔身，用红色绸布盒子装着。父亲说：“好好写字，字是人的脸面。”

那是父亲精神还正常的时候。

后来，一切都变了。父亲开始整夜不睡，在院子里踱步，对着空气说话。有时会突然暴怒，砸碎家里的碗碟；有时又温柔得可怕，摸着周屿的头说些听不懂的话。村里的医生说可能是“失心疯”，县医院的诊断写着“精神障碍”，建议去省城大医院看看。

但家里没有钱。

母亲就是在那年冬天摔伤的。父亲发病时推了她一把，她从老屋的门槛摔出去，腰椎撞在石阶上。手术做了，命保住了，但再也站不起来。

爷爷奶奶卖掉了家里的两头猪和仓里的余粮，借遍了亲戚邻居，凑齐了手术费。那之后，父亲被送去镇上的精神卫生中心住过一段时间，回来后情况时好时坏。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只剩下年过六十的爷爷，靠在建筑工地打零工维持。

周屿考上大学那天，父亲奇迹般地清醒了一个下午。他坐在堂屋的门槛上，抽着爷爷给的旱烟，对周屿说：“飞出去，别回头。”

那是父亲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此后，父亲的世界彻底关闭了。他活在只有自己懂的时空里，不认得人，不记得事，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

大巴颠簸着驶入山路。周屿睁开眼，窗外已是熟悉的丘陵地貌，远处是层层叠叠的茶山，近处是收割后的稻田，留下整齐的稻茬。傍晚的风从车窗缝隙钻进来，带着泥土和枯草的气息。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是张婶发来的短信：“直接到镇医院太平间。”

太平间。

周屿盯着那三个字，直到它们模糊成黑色的斑点。他把手机塞回口袋，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窗外，暮色正从山脊线蔓延开来，吞没最后的天光。

镇医院是一栋五层的白色建筑，外墙的瓷砖剥落了不少，露出灰黑的水泥。周屿在大门口看到了张婶，这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搓着手，眼眶红肿。

“小屿……”她一开口，声音就哽咽了。

“张婶，怎么回事？”

“你爸……他跑到黄家果园去了，不知道怎么就和人起了冲突，等我们发现时，已经……”张婶抹着眼泪，“说是摔着了头，送到医院就不行了。黄家那边的人也在，说是你爸自己发病乱跑……”

周屿没有说话。他迈步走进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走廊的灯光惨白，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匆匆走过，没有人多看这个背着旧背包的年轻人一眼。

太平间在地下室。走廊尽头有一扇绿色的铁门，门虚掩着，透出更冷的空气。

周屿推开门。

房间里灯光昏暗，墙壁是淡绿色的瓷砖，冷气开得很足。正中央的不锈钢推车上，盖着一块白布，勾勒出人体的轮廓。推车旁，奶奶瘫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整个人缩成一团，肩膀在无声地颤抖。爷爷站在她身边，一只手按在她肩上，另一只手里夹着没有点燃的旱烟，背脊佝偻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爷爷，奶奶。”

周屿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响起，平静得让他自己都觉得陌生。

奶奶猛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蓄满泪水。她想站起来，腿却一软。周屿快步上前，在她跌倒前扶住了她干瘦的手臂。

老人的手冰冷，骨头硌着他的掌心。

“小屿……”奶奶的声音破碎不堪，“你爸……你爸他……”

“我知道。”周屿说。他扶着奶奶重新坐下，然后转向推车。

白布很薄，能隐约看见下面的轮廓。周屿伸出手，指尖在触碰到布料的前一秒停住了。他站在那儿，看着那块白布，看着它覆盖下的形状，看着这个给了他生命、又给了他无尽重担的男人。

“奶奶，我在。”他说。

声音沙哑，像被砂纸磨过。

奶奶终于哭出声来，那哭声压抑了太久，从喉咙深处涌出，嘶哑而绝望。爷爷别过脸去，用粗糙的手掌抹了一把眼睛。

周屿重新将手伸向白布。这一次，他没有停顿，轻轻掀开了一角。

父亲的脸露了出来。很平静，比活着时任何一天都要平静。额头有一块青紫的瘀伤，但已经被整理过，头发梳得整齐，眼睛闭着，嘴唇微张，像要说什么，却永远停在了半途。

周屿静静地看着这张脸，这张曾经温柔、后来疯狂、此刻永恒静止的脸。他伸出手，用指尖碰了碰父亲冰冷的脸颊。

然后，他拉回白布，仔细地盖好。

“手续办了吗？”他问，声音恢复了之前的平稳。

爷爷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纸：“医院开的死亡证明……还有，黄家来了人，在外面。”

周屿接过那些纸，目光扫过上面的字：颅脑损伤，呼吸循环衰竭。建议尸检以明确死因。

他把证明折好，放进口袋：“我去看看。”

走出太平间时，走廊里的灯光刺得他眯起眼。楼梯口站着三个人，为首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皮夹克，手指间夹着烟，黄龙，黄家果园老板的儿子。

“周屿回来啦。”黄龙扯出一个笑容，那笑容里没有温度，“节哀啊，这事儿真是……谁也没想到。”

周屿走到他们面前，停下脚步。他的身高已经超过了黄龙，需要微微低头才能直视对方的眼睛。

“怎么回事？”他问。

“你爸跑我们果园里，不知道发什么疯，乱砸东西。我们工人去拦，他自己摔了一跤，头磕石头上了。”黄龙吐出一口烟，“我们也赶紧送医院了，可惜啊，没救过来。”

周屿沉默了几秒。走廊的声控灯灭了，他踩了一脚地面，灯重新亮起。

“目击者呢？”

“就我们几个工人，都看见了。”黄龙身后的一个年轻人开口，“周叔当时疯得厉害，我们都不敢靠近。”

“尸体在哪发现的？”

“果园西边的排水沟边上。”黄龙抢着说，“小屿啊，这事就是个意外。你爸那病你也知道，村里谁不晓得？这样，出于人道主义，我们黄家愿意出两万块钱，帮你爸把后事办了。你也劝劝你爷爷奶奶，别闹，闹起来对谁都不好，是不是？”

他从皮夹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过来。

周屿没有接。他看着那个信封，看着黄龙脸上那种混杂着施舍和威胁的表情，看着走廊尽头太平间那扇绿色的门。

然后，他抬起眼睛。

“我爸怎么死的，我会弄清楚。”他一字一句地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敲进木板，“钱，拿走。”

黄龙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盯着周屿，像是第一次真正看清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

“周屿，”黄龙的声音冷下来，“别给脸不要脸。你爸一个疯子，死了对你们家也是解脱。拿着钱，安安生生办后事，对大家都好。”

周屿转身，背对着他们。

“后天，我会来拉遗体。”他说，“在这之前，谁也别动。”

他没有回头，径直走回太平间。绿色的铁门在身后关上，隔断了黄龙阴沉的视线，隔断了走廊的光，也隔断了外面那个世界。

房间里，奶奶的哭声已经变成了低低的啜泣。爷爷扶着墙站着，像一株被风雪压弯的老树。

周屿走到推车边，将白布重新整理平整。然后，他在奶奶身旁蹲下，握住她冰凉的手。

“奶奶，”他说，“我们带爸爸回家。”

窗外的夜色完全降临了，镇子零星亮起灯火。远处传来狗吠声，悠长而孤独，在山谷间回荡，像是为某个逝去的灵魂送行。

周屿保持着蹲姿，握着奶奶的手，看着推车上那个白色的轮廓。他知道，从这一刻起，有些东西永远改变了。有些重量落下，有些责任浮现，有些路，他必须一个人走下去。

而他甚至没有时间悲伤。因为明天，后天，大后天，生活还会继续。母亲需要照顾，爷爷奶奶需要安抚，欠的债需要还，学业需要完成。

他只是握紧了奶奶的手，在这间充满死亡气息的房间里，轻声重复：

“我在。”

这两个字，既是对奶奶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立下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