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秋夜，江城新建的跨江大桥灯火通明。莫茉站在护栏边，

手中握着一份两天前的报纸。

社会版头条：《江城反腐大案主犯刘永康狱中突发心脏病死亡》。

文章详细罗列了刘永康的罪行：侵吞国有资产、受贿、滥用职权，

以及多起“意外死亡”背后的疑点。特别提到了1999年棉纺厂工人林建国的死亡，

“当时被认定为意外，但最新证据显示可能与他掌握改制黑幕有关”。第二版右下角，

一则小字简讯：“无名男尸江边浮现，死亡时间约两周，身份待查。

尸体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有一枚老式校徽，刻有‘江城一中1998届’字样。

”莫茉的手指在校徽照片上停留良久。那枚校徽她太熟悉了。红色珐琅已经斑驳，

“江城一中”四个字还是当年的字体。1998年，她所在的年级。江风吹得报纸猎猎作响。

她将报纸对折，再对折，撕成碎片，抛向江面。碎片在空中飞舞，像一场黑色的雪，

旋即被江水吞没。第一章记忆中的1998年，江城冷得刺骨。十一月刚过，

第一场雪就落了下来，覆盖了棉纺三厂灰扑扑的厂房和家属楼。莫茉记得清楚，

那天是11月23日，父亲林建国的名字出现在第一批下岗名单上。

红色公告纸贴在厂门口的布告栏，围着密密麻麻的人。有人哭，有人骂，有人麻木地抽烟。

父亲回家时没说话，只是从柜子深处摸出半瓶老白干，对着瓶口灌。

母亲张桂芬端着一碗热汤从厨房出来，想说些什么，被他一把推开。汤碗摔在地上，

瓷片四溅，滚烫的汤汁溅到母亲脚背上。“滚！都给我滚！”莫茉把母亲扶进里屋，关上门。

客厅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然后是父亲的咒骂，

对象是厂长、是改制小组、是这个“不讲良心”的世界。那一晚，

莫茉在日记本里写：“爸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的父亲是厂里的技术标兵，

照片挂在光荣榜第一位。他能闭着眼睛拆装纺机上的任何一个零件，能听声音判断机器故障。

他会用废弃的铜丝给她编会跳的青蛙，用机床边角料打磨成光滑的陀螺。母亲常说，

你爸这双手，是全厂最巧的。1995年，改制开始。合资方带来德国进口的全自动纺机，

父亲三十年的手艺一夜之间成了废铁。新机器只需要按按钮，不需要老师傅。

他成了“冗余人员”，成了“历史包袱”，每月领一百八十元生活费，

还不够他以前工资的零头。莫茉开始藏钱。早餐只吃半个馒头，

省下的五毛钱攒起来；放学后去废料场捡铜丝铁片，

周末到农贸市场帮人看摊；晚上给邻居小孩补习功课，一小时两块钱。

她把这些皱巴巴的零钱塞进母亲枕头下，小声说：“妈，别告诉爸。”母亲只是哭，

眼泪无声地落在补了又补的床单上。真正的崩塌发生在十二月中旬。

母亲洗澡时摸到左侧**里的硬块，核桃大小，推不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那天，

莫茉在诊室外听到了那个字：“癌”。手术费要三万，化疗另算。家里所有存款加在一起，

不到五千。父亲喝得更凶了。他开始伸手向母亲要钱，要不到就打。莫茉试过拦，

被一巴掌扇到墙上，耳朵嗡嗡响了一整天，第二天才恢复听力。她不再拦，

只是每次父亲动手时，默默站到母亲身前。她发现，父亲的手会在她面前停住。那一刻，

他浑浊的眼睛里会闪过一丝类似羞愧的东西，旋即转为更深的愤怒。“都是你们！

要不是养你们，老子早……”话没说完，摔门而去。莫茉扶起母亲，用温水擦掉她嘴角的血。

母亲握紧她的手，指甲掐进她的肉里：“小茉，你要争气，一定要离开这里。

永远不要再回来。”她点头，掌心被自己的指甲抠出血痕。那天深夜，她因口渴起身倒水，

听见父母在里屋压低声音争吵。“……仓库里真有东西？”父亲的声音，带着酒后的含混。

“老许死前跟我说过，账本他复印了……”母亲的声音在颤抖，“他说那是保命的东西，

谁拿到谁就能……”“刘永康答应给多少？”“五万……但建国，那是……”“是什么？

老许自己跳楼的，关我什么事？我需要钱！你需要治病！小茉需要上学！

”父亲的声音突然拔高，又被自己压下去，“今晚就去。拿到了，一切都好了。

”莫茉退回自己房间，轻轻关上门。她坐在床上，抱住膝盖，一动不动。窗外的月光惨白，

照在水泥地上，像铺了一层霜。有些秘密一旦知道，就再也回不到从前。

第二章那一整天都阴沉沉的，像要下雨却始终没下。莫茉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是数学月考，

她考了年级第一。卷子发下来时，年轻的数学老师特意走到她桌前，

指着最后一道大题说：“全班只有你用了两种解法。”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目光。

她低头看着卷子上的红色“100”，心里盘算：一等奖学金三百元，

离母亲的手术费又近了一小步。如果期末还能保持，暑假前就能凑够第一期的费用。放学时，

天空更暗了。她收拾书包，无意间望向窗外。操场上，一个瘦高的身影站在梧桐树下，

是隔壁班的许青阳。他们不熟。印象中，他父亲去年从厂办公楼跳下死了，

母亲在厂门口摆摊卖早点。他成绩中等，沉默寡言，总是一个人。有几次在图书馆碰到，

他总是在看一些与课程无关的书——《刑法学原理》、《证据法要义》，

书页已经翻得起了毛边。许青阳朝教学楼方向看了一眼，转身走了。他的蓝色夹克洗得发白，

在灰暗的天色里像一抹褪色的记忆。莫茉没多想，背上书包回家。晚饭异常安静。

父亲没喝酒，扒了几口饭就说要出去。母亲问：“这么晚了，去哪？

”他不耐烦地挥手：“有事！别问！”母亲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

莫茉看见母亲的手指在桌下绞在一起，关节泛白。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父亲。

凌晨一点，敲门声急促响起。开门是两个警察，帽檐上沾着夜露。

年轻的那个说：“是林建国家吗？他在厂区出事了。”废弃的第五仓库里，

应急灯发出惨白的光，照着飞舞的尘埃。父亲躺在血泊中，后脑一个不规则的窟窿，

边缘沾着铁锈和深褐色的组织。旁边是那台废弃的细纱机，一根断裂的钢刺突兀地伸出，

尖端暗红。空气里有铁锈味、机油味，还有淡淡的酒气。父亲出门前确实喝了小半瓶，

为了“壮胆”。“初步判断是醉酒后失足。”年长的警察说，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天气。

母亲当场晕倒。莫茉站在那里，没有哭，没有喊。她看着父亲扭曲的脸，

看着他半睁的眼睛里凝固的惊恐。然后她看见了他右手紧握的东西，半张被血浸透的纸，

隐约可见一个模糊的签名：许明昌。许青阳父亲的名字。年长的警察不动声色地蹲下身，

掰开父亲僵硬的手指，抽出那张纸，迅速塞进自己的口袋。他站起来时看了莫茉一眼，

眼神复杂：“小姑娘，节哀。”她点头，像个被抽走灵魂的木偶。调查进行得很快。三天后，

结论出来：意外死亡。厂里给了两千元抚恤金，刘永康以个人名义加了五百，

说是“对老员工的关怀”。葬礼简单冷清，来的大多是母亲那边的亲戚，厂领导一个没到。

葬礼结束后第三天，莫茉在课桌抽屉里发现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署名，没有字迹。

里面是一张存折，开户名是“莫茉”，金额八万元。密码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贴在内页，

她的生日，1998年6月12日。还有一张更小的纸条，上面只有两个字：“治病。

”字迹工整，横平竖直，像刻意用尺子比着写的。她问过班主任，问过前后桌的同学，

没有人看见谁放了信封。那八万元救了母亲的命，手术很成功，后续化疗得以继续。

却也在莫茉心里埋下了无数疑问，像一颗颗休眠的种子，等待破土的时机。第三章四年后，

莫茉以全市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的那天，母亲哭了，

继父在院子里放了一挂鞭炮。离开江城的火车上，她翻开新买的日记本，

在第一页用力写下：“从今天起，忘记江城，向前走。”她几乎做到了。大学四年，

她是图书馆最晚离开的学生，是模拟法庭的最佳辩手，是教授口中“十年一遇的好苗子”。

她交朋友，参加社团，谈过一场短暂而理智的恋爱。对方分手时说：“莫茉，你太冷静了，

好像永远有所保留。我走不进你心里。”她确实有所保留。心里某个上了锁的角落，

始终存放着1999年冬天的秘密。大二寒假，她回江城过年。

母亲改嫁后住在城南的教师宿舍，两室一厅，虽小却整洁。继父待母亲很好，

会记得她吃药的时辰，会在天冷时提前灌好热水袋。临走前一晚，莫茉说要去见老同学，

独自去了棉纺厂旧址。工厂已经全面停产，大部分建筑被拆除，瓦砾堆上长出了荒草。

只有第五仓库还孤零零立着。铁门锈蚀，挂着一把新锁。但侧面有扇窗户的玻璃碎了，

留下一个刚好容人通过的缺口。莫茉在寒风里站了十分钟，最终翻了进去。里面空荡荡的，

只有零星废料和厚厚的灰尘。阳光从破窗斜射进来，照出空气中飞舞的微尘。

她凭着记忆找到父亲倒下的位置，蹲下身，手指轻抚地面。这么多年过去，血迹早已不见，

水泥地上只有裂缝和污渍。她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束像一把刀，切开仓库的昏暗。

扫过墙壁、天花板、生锈的管道。然后，在距离地面约三米高的横梁上，她看见了什么。

一个模糊的刻痕，像是用钝器反复刻画而成。她眯起眼辨认，是三个数字：314。314？

什么意思？3月14日？父亲是3月12日死的。她皱眉，移动光束。在相邻的横梁上，

还有另一处刻痕，这次更清晰：19990312。父亲死亡的日期。而在那串数字下方，

还有一个小小的符号：一个圆圈，里面有个十字。像瞄准镜的准星，又像射击靶心。

莫茉举起手机拍下照片。退出仓库时，裤脚被一根**的铁丝钩住，撕开一道口子。

她没在意，快步离开，像是逃离某个不应踏足的禁地。回上海的路上，她一直在想那个符号。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直到回到宿舍的那个深夜，她突然从梦中惊醒。

高中二年级，有次体育课自由活动，她在操场边的梧桐树下看书。不远处，

许青阳蹲在沙坑旁，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她起身活动时路过，无意中瞥了一眼，

沙地上就是那个符号：一个圆圈，里面一个十字。当时她随口问：“这是什么？

”许青阳像被烫到一样，立刻用脚抹掉沙地上的图案，低头说：“没什么。

”那是他们高中三年唯一一次对话。第四章时间来到2010年。

莫茉在上海的陆家嘴金融区一家外资律所工作，专攻知识产权和商业纠纷。

她干练、冷静、逻辑严密，是合伙人眼中的未来之星。她接手的第一个独立案件，

是一家本土科技公司被控侵犯美国企业的软件著作权。证据对她不利，

对方提供了完整的代码比对报告，相似度高达87%。败诉似乎已成定局。开庭前一周，

她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声音低沉，说的是普通话，却带着江城的口音尾音：“林律师，

我有对方公司窃取你们客户技术的证据。”“你是谁？”“这不重要。明天下午三点，

静安公园长廊第三根柱子下，有一个灰色文件袋。里面是你需要的东西。”电话挂断。

莫茉查过来电号码，是预付费卡，无法追踪。第二天，她去了。文件袋确实在那里。

里面是一个U盘和几张打印纸。U盘里有对方公司技术总监的邮件记录，

他早在两年前就通过黑客手段获取了源代码。打印纸上是银行转账记录，

显示该总监收到过境外公司的汇款。案件不战而胜。对方当庭和解，

赔偿金额创下同类案件纪录。庆功宴上，客户频频敬酒：“林律师，你太厉害了！

怎么找到这些证据的？”她微笑：“律师有律师的渠道。”只有她自己知道，

那个“渠道”神秘得令人不安。她试图追查那个匿名线人，所有线索都在关键处断掉。

通话记录、银行转账、监控录像，要么不存在，要么被提前清理。

类似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几次。2015年，她**浙江一起化工厂污染案。取证期间，

当地黑恶势力深夜围堵她入住的宾馆。她报警，警察迟迟不到。绝望之际，宾馆突然断电，

黑暗中有人抓住她的手腕：“跟我走。”她被带进消防通道，一路下到地下车库。

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等在那里。上车后，司机始终不说话，戴着头盔和口罩。车开出县城，

在省道边停下。司机递给她一个文件袋：“里面是排污企业行贿环保局长的证据。

保护好自己。”说完，下车消失在夜色中。

文件袋里的证据详尽得可怕：行贿时间、地点、金额、经手人，甚至还有**的视频。

凭借这些，案件迅速逆转。那家化工厂被关停，相关官员落马。2018年春天，

母亲癌症复发，需要一种德国新药，国内尚未获批上市。她托遍关系，甚至联系了国外**，

都被告知“至少等半年”。一周后，母亲的主治医生打来电话，语气兴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