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梳躺在铁皮饼干盒里。盒子放在上海阁楼五斗橱最深处。

林晓梅下工回来，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棉纺车间的噪音还在脑子里嗡嗡响，像赶不走的苍蝇。她拧开公共水龙头，掬水扑脸。水很凉，激得她一颤。镜子里的人，眼窝发青，嘴角绷着。

母亲咳嗽的声音从帘子后面传出来，一声接一声，扯得人心慌。

“妈，药吃了没？”

“吃了。”声音嘶哑，“晓梅，这个月的钱……”

“我知道了。”

工资袋薄得可怜。她数出买米的钱，买药的钱，房租的钱。剩下的，不够买半斤肉。同车间的女工凑在一起，说深圳的电子表，说广州的连衣裙。她们涂口红，讨论《大众电影》里的男演员。林晓梅插不上话。她的时间被机床、病历和债务切成碎片。

夜校会计班的课本摊在膝头，字迹模糊起来。她盯着“借方”“贷方”，想起另一组词：工分，口粮，赵建国在煤油灯下帮她补衣服的手指。

她甩甩头，强迫自己看下去。

楼下传来吵闹声。是隔壁阿婆的儿子，又喝醉了在骂人。林晓梅起身关窗，瞥见巷口昏暗的路灯。光晕里，飘着上海六月潮湿的闷热。这里没有山风，没有星星，也没有那个沉默的背影，替她挡住一切。

她坐回床边，轻轻拉开五斗橱抽屉。铁皮盒子冰凉。打开，木梳还在。梳齿间缠着几根长发，是她的，还是当年不小心沾上的他的？她没去清理。指尖抚过那个“梅”字，刻痕粗糙，仿佛还能感到某种执拗的力度。

“晓梅！”母亲又喊，“有你的信！”

信来自深圳。娟秀的字迹，是以前的知青室友王小芬。信里说深圳像个大工地，到处是机会。说很多人在摆摊，卖衣服，卖小吃，一天赚的顶上海一个月。最后一行字被墨水晕开一点：“上周在国贸大厦附近，我好像看见赵建国了。穿西装，很精神，跟几个港商模样的人一起。可能看错了。”

林晓梅捏着信纸，边缘起了皱。

国贸大厦。西装。港商。

这些词离她的阁楼、她的车间、她弥漫药味的家，太远了。

母亲咳得更厉害。医生上次的话在耳边响：“老人家这病，拖不得，最好用进口药。贵。”

贵。这个字压在她脊椎上，一天比一天沉。

车间组长把她叫去办公室。是个精瘦的女人，手指被烟熏得焦黄。

“小林，你最近魂不守舍。”组长弹弹烟灰，“次品率上去了。我知道你家里困难，但厂有厂规。”

“对不起，组长。”

“光说没用。”组长打量她，“有个事，看你敢不敢做。有人收外汇券，兑价比银行高。弄到的话，我能帮你牵线。”

林晓梅心跳快了。“怎么弄？”

“总有办法。华侨商店门口，找人换。胆子大就行。”

外汇券。彩色的，硬挺的，能换来紧缺的物资，也能换成更多的钱。能买进口药。

风险像蛇，冰凉地缠上脚踝。但她想起母亲蜡黄的脸，想起药单上的数字。

“我……试试。”

第一次，她攥着攒下的几十块人民币，在华侨商店对面站了两个钟头。汗湿了衬衫。终于跟一个穿喇叭裤的年轻男人搭上话，换回一小叠外汇券。薄薄的纸片，烫手。

第二次，顺了点。

第三次，她手里已经有了几百块外汇券。用黑塑料袋装着，贴在肚子上，隔着衣服能感到纸张的棱角。她按照组长说的，去人民公园角落交货。

公园树多，傍晚时分光线暗淡。她找到那条长椅，坐下。手心出汗。

脚步声从后面传来，不是组长。她回头，看见三个男人，面色不善。其中一个，正是穿喇叭裤的那个。

“妹子，生意做得不小啊。”喇叭裤笑，露出黄牙。

林晓梅站起来，后退。“组长呢？”

“组长？”另一个男人嗤笑，“她拿介绍费，早走了。东西拿来，价钱我们另谈。”

“说好一比一点五。”

“现在变了。一比一。爱换不换。”

林晓梅抓紧袋子。“我不换了。”她转身想走。

男人挡住去路。“来了就别想走。”他伸手来夺。

林晓梅猛地推开他，拔腿就跑。袋子死死抱在怀里。风声呼啸过耳朵，夹杂着男人的咒骂和追赶的脚步。她穿过树林，绕过假山，心脏撞得肋骨生疼。公园侧门就在前面。

冲出侧门的瞬间，她差点撞上一行人。

几个男人，衣着体面，正站在一辆黑色轿车旁说话。被她一冲，都转过头。

林晓梅踉跄站稳，慌忙道歉：“对不起！”眼角余光瞥见那辆轿车，光亮如镜的车身映出她惊慌失措的脸，和后面追来的男人。

“站住！”喇叭裤他们追近了。

林晓梅想继续跑，却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带着点粤语口音的普通话：“什么事？”

她下意识抬眼。

说话的是个中年男人，面容儒雅，戴金丝眼镜。他身边站着几个陪同。其中一人，侧身对着她，穿着合身的深色西装，身姿挺拔。那人原本在看着手里的文件，似乎被骚动打扰，略微蹙眉，转头望过来。

时间忽然粘稠。

林晓梅的血液好像停了一瞬。

那张脸。更瘦削，轮廓更硬。皮肤不再是田间晒出的黝黑，而是某种经事的沉稳颜色。头发梳得整齐。眼神……眼神平静无波，像深潭水，看着她，像看一个陌生的、制造麻烦的路人。

赵建国。

他视线在她脸上停留不到一秒，随即转向那三个追来的男人，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

喇叭裤看清这阵势，尤其看到那辆轿车和这些人物的气度，刹住脚，悻悻瞪了林晓梅一眼，低声骂了句什么，带着同伙掉头走了。

“没事了，陈先生。小纠纷。”赵建国对戴眼镜的中年人说，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

陈先生点点头，目光温和地掠过惊魂未定的林晓梅。“**，需要帮忙吗？”

“不……不用了。谢谢。”林晓梅听到自己的声音发干。她不敢再看赵建国，死死抱着袋子，指甲掐进塑料膜。

陈先生不再多问，对赵建国示意：“那我们回酒店谈。那份合约，细节还要推敲。”

“好的，陈先生。”赵建国为他拉开车门。

轿车发动，缓缓驶离。尾灯在渐浓的暮色中划出两道红线。

林晓梅站在原地，抱着那袋能救母亲命、也能要她命的外汇券。晚风穿过街巷，吹得她浑身发冷。刚才那一瞥，他眼里没有任何惊讶，没有任何旧日波澜，只有疏离的审视，公事公办的考量。

他没认出她？还是……根本不想认？

“喂！你！”厉喝声炸响。

林晓梅惊跳，回头。两个戴着红袖章的人快步走来，面色严肃。市场管理委员会的稽查。

“有人举报你非法买卖外汇券！跟我们走一趟！”

脑子“嗡”的一声。她下意识想逃，胳膊已经被牢牢抓住。黑塑料袋被夺了过去。

“证据确凿！走！”

她被推搡着，走向停在路边的边三轮摩托车。围观的人指指点点。绝望像冰水，从头浇到脚。她想起厂规，想起母亲的药，想起可能到来的牢狱之灾。

稽查办公室灯火通明。她被按坐在一张硬木椅子上。对面办公桌后，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翻看着从袋子里倒出的外汇券，数量让他挑了挑眉。

“胆子不小。哪来的？上线是谁？”

林晓梅嘴唇哆嗦，说不出话。

门被敲响。干部抬头：“进。”

门开了。先走进来的是公园里那个戴金丝眼镜的陈先生。他面带微笑，对干部点头：“李主任，打扰。”

“陈先生？您怎么来了？快请进。”李主任立刻站起来，态度恭敬。

“有点小事。”陈先生侧身，“我的助理，刚好看到这位**似乎遇到麻烦。也许是个误会？这位**看着不像惯犯。”

随着他的话，一个身影从门外走进来，步履沉稳，停在光线最明亮处。

西装笔挺，面容平静。目光再次落在林晓梅脸上，像扫描一件物品。

赵建国声音不高，却足够清晰：

“李主任，我们正在与贵市谈重要投资。陈先生不希望看到合作环境出现不必要的负面传闻。这位女士，”他顿了顿，视线扫过林晓梅惨白的脸，“如果情节不重，能否从速处理？我们可以提供适当担保。”

李主任看看陈先生，又看看赵建国，沉吟片刻。

“既然陈先生和赵助理这么说……好吧。”他转向林晓梅，语气严厉，“念你初犯，数量也不算特别巨大，罚款！按规章，罚没所有外汇券，并处等值人民币罚款。明天带钱来交！单位证明也要！听到没有？”

林晓梅机械地点头。她耳朵里嗡嗡响，只看见赵建国的嘴唇开合，吐出“规章”“处理”“担保”这些冰冷的词。他公事公办的表情，比那袋被没收的外汇券更让她感到刺骨的寒。

陈先生微微颔首，似乎对结果满意。他转身准备离开。

赵建国跟在后面，走到门口时，脚步停了一瞬。他没回头，声音不大，恰好能让林晓梅和李主任听见：

“麻烦李主任按规定办。该罚多少，就罚多少。”

门轻轻合上。

走廊里，脚步声渐行渐远。

林晓梅盯着那扇紧闭的门，指甲深深陷进掌心软肉，却感觉不到疼。罚款的数字在脑海里盘旋，叠加成母亲药费单上那个令人窒息的总额。

窗外，深圳的夜色应该正被霓虹点亮。而这里，上海稽查办公室的白炽灯，惨白地照着她刚刚崩塌的世界一角，和那个消失在门后、陌生而遥远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