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我握着护照的手微微发颤，我终于逃离了精神病院，逃离了母亲，

乘坐飞机，永远的离开，这个我热爱的故乡。1968年的雪下得格外早，

苏北农村的土坯房里，宋美兰看着襁褓中第三个女儿，嘴角撇出一道冷硬的弧线。

接生婆在旁边收拾东西，嘴里念叨着“丫头片子也是条命”，被她一记眼刀扫得闭了嘴。

我后来听邻居说，那天母亲把我的襁褓扔在炕角，自己裹着棉袄蹲在灶台前哭了半宿。

不是因为产后虚弱，是因为在村里又矮了半截——头胎是丫头，二胎还是丫头，

现在三胎依旧，她在那些抱着孙子炫耀的婆娘面前，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我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叫牛金红。他说“金”是盼着日子宽裕，“红”是图个喜庆。

可在母亲眼里，这两个字大概和“赔钱货”没什么区别。记忆里的母亲总是站在背光处。

她很少抱我，更别说像对别家孩子那样亲脸蛋、梳小辫。我刚学会走路时，

踩着板凳够灶台上的窝头，摔下来磕破了额头，哭得撕心裂肺，她从地里回来看到，

只冷冷地说“活该，手贱”，然后往我嘴里塞了块凉硬的红薯，算是包扎。大姐比我大五岁，

二姐大三岁，我们三个像屋檐下的麻雀，总是怯生生地看着母亲的脸色。大姐性子倔，

被骂了会顶嘴，每次都被母亲追着打；二姐胆小，一看见母亲皱眉就躲进柴房；我是老三，

天生敏感，很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五六岁时，我就跟着母亲下地。她割麦，

我在后面捡掉落的麦穗；她浇地，我蹲在田埂上拔草。有次中暑晕在地里，

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牛车上，母亲正扬着鞭子赶牛，

嘴里骂骂咧咧：“养个丫头还不如养头猪，猪还能杀了吃肉。”村里人见我懂事，

常对着母亲夸：“美兰，你家三丫头真能干，比小子还顶用。”这时母亲的脸色才会缓和些，

偶尔还会摸出块水果糖塞给我。那点甜，成了我童年里最奢侈的盼头。为了那点甜，

我拼命读书。煤油灯下，二姐早就趴在桌上睡了，我还在啃课本，

直到母亲扯掉灯绳：“费油的东西，明天不用下地了？”我就摸着黑在心里默背课文，

直到睡着。1986年夏天，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村里时，我正在地里割稻子。

母亲接过那个印着校徽的信封，手指抖得厉害，拆开看了三遍，

突然对着田埂上的人大喊：“我家金红考上大学了！南京大学！”那天她做了白面馒头，

还炒了鸡蛋，是我记事起最丰盛的一顿饭。她看着我吃，眼神里有种陌生的光，

像是终于在人群里抬起了头。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不是不想，是怕。

母亲的信里永远只有两句话：“钱省着点花。”“别学那些不三不四的。

”我把奖学金、**赚的钱攒起来，寒假带回家时，她点钱的样子让我觉得，

或许这样就能填满她心里的窟窿。毕业后我留在南通，进了家外贸公司做日语翻译。

工作第二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前夫。他是本地人，父母是退休教师，待我温和有礼。

母亲知道后，第一次主动来南通看我，在饭桌上把他家的家底问得清清楚楚，

临走时偷偷对我说：“嫁过去要抓牢钱袋子，别让人看扁了。”婚礼办得很简单，

母亲却全程扬着下巴，见人就说“我家金红嫁了个城里人”。那时我以为，

这场婚姻或许能成为我们母女关系的新起点。可生活终究不是演给别人看的。前夫性格温吞，

我性子要强，日子久了难免磕绊。他母亲总觉得我“农村出身，太算计”，

我母亲则骂我“没用，连个男人都管不住”。争吵像滚雪球，越积越大，

最后走到了离婚这一步。我没敢告诉母亲，是大姐在电话里漏了嘴。她当天就坐长途车赶来，

进门就给了我一巴掌：“丢人现眼的东西！男人都留不住，你活着还有什么用？

”她在我租的小屋里闹了三天，把我的衣服扔得满地都是，

最后撂下一句“我没你这个女儿”，摔门而去。那是1998年，我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第一次觉得，或许母亲从来没把我当女儿看过。我只是她用来撑面子的工具，工具坏了，

自然该被丢弃。2000年，公司有个外派日本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在东京的日子很忙，忙着适应新环境，忙着工作，忙着把过去的伤口藏起来。

我学会了做生鱼片，学会了在居酒屋和同事笑着碰杯，学会了在樱花树下假装轻松。

2003年，我遇到第二任丈夫，他是公司的技术顾问，比我大五岁。他看我的眼神很温柔，

会在我加班时送来热咖啡，会在我说起童年时沉默地递纸巾。我们结婚那天，

给母亲打电话报喜时，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电话断了，

才听见一声冷哼：“日本人有什么好？将来死在外面都没人收尸。”然后是忙音。

我握着听筒站了很久，风带着樱花的气息，却吹不散心里的寒意。那年春节，我回了趟老家。

村子变化很大，家家户户盖起了小楼，只有我家还是当年的土坯房。母亲坐在炕沿上纳鞋底，

看见我回来，眼皮都没抬。“我出钱把房子翻修一下吧，盖成二层小楼。”我说。

她手里的针线顿了顿：“你有钱烧的？”“不是，是想让你住着舒服点。

”翻修房子用了半年，母亲全程监工，每天给我打电话汇报进度，语气里带着难得的热络。

小楼盖好那天，她站在院子里转圈，对着来看热闹的邻居说：“我家金红在日本混得好，

这房子花了她二十多万呢。”我看着她脸上的骄傲，心里又酸又涩。原来让她挺直腰杆的，

从来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能给她带来的东西。公司效益很好，我的收入也逐年提升。

2005年，我在北京、上海、南通购买一套房。为了维持这份“热络”，

我把国内三套房子的钥匙都交给了母亲。“您帮我打理吧，房租您收着当零花钱。

”我说这话时，她眼里的光亮得吓人。那两年，母亲的电话多了起来。

今天说“北京的租客要换家具”，明天说“上海的房子漏水了”，语气里带着商量，

却总能让我乖乖打钱。偶尔她会说“村里王婶夸我有福气”，或者“你二姐想买洗衣机，

我用房租给她买了”，我听着，觉得这样也挺好，至少她不再对我冷言冷语。

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的影响蔓延到日本。公司裁员，我和丈夫都成了其中之一，

我们的积蓄很快见了底，很快，我们的感情也走到了头。2007年10月，我回到南通。

刚下飞机就给母亲打电话，说想卖掉三套房子。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半分钟，

然后尖叫起来：“你疯了？那些房子是我的养老钱！”“妈，我遇到难处了，急需用钱。

”“你的难处关我屁事？房子写的是你的名，可在我手里管了这么久，就是我的！

”我没料到她会反应这么激烈，挂了电话，直接联系了三地的租客，商定好月底前搬离。

我知道母亲的脾气，没敢回家，住在了大学同学徐彦家。徐彦是我最好的朋友，

知道我和母亲的关系，给我收拾了客房：“别担心，有我在。”可我还是低估了母亲的偏执。

一周后的清晨，徐彦家的门被砸得砰砰响，我从猫眼里看出去，

浑身的血都凉了——母亲带着二舅、三姨夫、三叔，驱车一千多里，黑压压地堵在门口。

“牛金红，你给我出来！”母亲的声音像刀子，“敢卖我的房子，我打断你的腿！

”徐彦报了警，警察来了也只能劝：“阿姨，有话好好说，堵门是违法的。

”“我女儿要卖我的房子，我还不能管了？”母亲往地上一坐，开始哭天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