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二十几个高管，有的目瞪口呆，有的脸色煞白，有的试图保持镇定但颤抖的手指暴露了内心的恐慌。前董事长——那个一周前还高高在上、在全体员工大会上慷慨陈词的老男人——此刻站在我面前，保持着尴尬的鞠躬姿势，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我任由他那么站着，打开纸箱，从里面拿出一个老旧的保温杯，拧开，喝了一口水。

很普通的白开水，用公司茶水间的饮水机接的。

但在这一刻，这个简单的动作却像某种仪式，宣告着权力的转移。

“坐。”我终于开口，对前董事长说。

他如蒙大赦，连忙在最近的位置上坐下，动作仓促得差点带倒椅子。

我把保温杯放在桌上，声音不响，但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

“在开始之前，我先宣布几件事。”

所有人都挺直了背，像是等待宣判的囚徒。

“第一，从今天起，公司更名为‘默然传媒’。”

有人倒抽冷气。改名，这不仅仅是换个招牌，这意味着彻底告别过去，意味着从头开始——也意味着，很多人可能没有“从头开始”的机会了。

“第二，”我继续，声音平稳，“公司所有人事冻结，直到完成全面审计。在此期间，任何人不得办理离职、调动或晋升。”

几个高管交换了眼神，眼中闪过惊恐。人事冻结，审计——这两个词放在一起，通常意味着大清洗。

“第三，”我从纸箱里拿出一份文件——不是那份股权协议，而是一份薄薄的、打印出来的名单，“我念到名字的人，可以离开了。你们的辞退手续，人事部会办理。”

会议室里的呼吸声几乎消失了。

我推了推鼻梁上并不存在的眼镜——这是个习惯动作，当我需要集中注意力时就会做。

“**。”

策划部副总监，那个肥头大耳、总是用油腻目光打量女员工的中年男人，猛地站起来，椅子腿与地板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

“凭什么？我为公司工作了十五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一个毛头小子，刚来就要开除老员工？这不合规矩！”

我抬眼看他，目光平静：“规矩？”

我从平板电脑上调出一份文件，将屏幕转向他。

“去年三月，你批准了张威提交的虚假报销单，金额八万七。事成后，他给你转账三万。需要我出示银行流水吗？”

**的脸瞬间惨白。

“六月，你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项目外包给你小舅子的空壳公司，差价二十七万，你拿十五万。”

“九月...”

“别说了！”**崩溃了，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颤抖，“我...我走！我现在就走！”

他几乎是逃出会议室的，连椅子都没扶起来。

会议室里更加安静了，只能听到空调运转的微弱嗡嗡声。

“赵芳。”我念出第二个名字。

财务部经理，一个四十多岁、妆容精致的女人。她没有站起来，只是死死地盯着我，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我什么都不知道。”她声音嘶哑，“所有账目都合法合规，有据可查。你不能凭几张伪造的转账记录就定我的罪。”

“当然。”我点点头，从纸箱里又拿出一份文件——这次是一个黄色信封，看起来很普通。

但我打开它，取出的东西让赵芳瞬间瘫软在椅子上。

那是几张照片。照片上，她的儿子——那个在英国留学的年轻人——正开着一辆崭新的保时捷，在伦敦街头飙车。另一张照片，是他在高级餐厅与朋友聚餐，桌上摆着价值不菲的红酒。

“你和你丈夫的年收入合计八十四万。”我缓缓说，“你儿子的学费、生活费每年需要九十万。这还不算这辆车——价值十五万英镑，约合人民币一百三十万。”

我将照片推到桌子中央，让所有人都能看到。

“赵经理，你能解释一下，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吗？”

赵芳张了张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的妆容依然精致，但此刻看起来像是戴着一张僵硬的面具。

“我...我...”她最终只是机械地重复着这个字，眼神空洞。

“你可以走了。”我说，“不过在你离开之前，我建议你去自首。侵吞公司资产超过一百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自首的话，或许能减刑。”

赵芳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没有看任何人，也没有拿她的名牌包，就这么跌跌撞撞地走出了会议室。

门在她身后关上，发出一声轻响。

就像丧钟。

接下来的十分钟，我又念了七个名字。

七个名字，七个曾经在星辰传媒呼风唤雨的人物。每个人都试图辩解，每个人都试图抵抗，但在我拿出的一件件证据面前，所有的辩解都苍白无力，所有的抵抗都土崩瓦解。

有人哭泣，有人怒吼，有人哀求，有人沉默。

而我，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开，像看着秋天凋零的落叶。

当第八个人——市场部总监，一个号称“公司业绩支柱”的男人——被我出示他与竞争对手勾结、挖走公司核心客户的证据后，他彻底崩溃了，跪在地上，抱着我的腿求饶。

我没有踢开他，只是平静地说：“放手。”

他放手了，被两个闻讯赶来的保安带走了。

会议室里，只剩下一半的人。

剩下的十二个高管，有的脸色惨白，有的满头大汗，有的低头不敢看我。空气中弥漫着恐惧的味道，浓得几乎能凝结成水珠。

我终于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这个城市的繁华景象，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就在这扇窗下，我曾经无数次仰望这座大厦，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堂堂正正地走进来，不再被保安用怀疑的目光审视。

而现在，我站在这里，俯视着一切。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没有回头，声音不大，但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你们在想，这个穿着廉价西装、抱着破纸箱的年轻人，凭什么坐在这里，决定你们的命运。”

我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

“我告诉你们凭什么。”

我走回桌边，从纸箱的最底层，拿出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一家小卖部门口，笑容灿烂。小卖部的招牌上写着“林家便利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

“这是我母亲。”我轻声说，手指轻轻拂过相框玻璃，“二十四年前，她开了这家便利店，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供我读书，把我养大。”

我将相框放在桌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

“三年前，她被查出癌症。我需要钱，很多钱。所以我白天在这里上班，晚上去便利店看店，周末去送外卖。我每天睡四个小时，我吃最便宜的东西，我穿最便宜的衣服。”

我的声音依然平静，但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但我从没偷过一分钱。从没想过走捷径。从没想过害人。”

我顿了顿，让这些话在空气中沉淀。

“而你们中的一些人，”我的目光锐利如刀，扫过几个明显心虚的脸，“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拿着几十万的年薪，却还要想方设法从公司吸血，从同事身上踩过去，从那些像我一样努力生存的人身上榨取最后一点价值。”

没有人敢说话。

“所以，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凭什么？”

我双手撑在桌上，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如炬：

“就凭我每一分钱都来得干净。就凭我即使被逼到绝境，也没有丢掉做人的底线。就凭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懂得，什么是尊重，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尊严。”

说完，我直起身，走到会议室门口。

“会议结束。下午两点，全员大会。所有人必须参加。”

我拉开门，在走出去之前，最后说了一句：

“记住，你们留下的原因只有一个：你们还没有烂到骨子里。珍惜这个机会。因为下一次，我不会再给。”

门在我身后关上。

门外，苏晴站在那里，手中拿着平板电脑，表情依然专业，但眼中多了一丝难以察觉的...敬意？

“董事长，有几个紧急事项需要您处理。”

“说。”

“第一，天际集团的项目负责人刚才打电话，说听说我们公司高层变动，想暂停合作。”

意料之中。我点点头：“回复他们，下午我会亲自拜访。把张威倒卖他们项目方案的所有证据准备好，包括蓝海广告的出价和我们原始方案的对比分析。”

“是。”

“第二，有七家媒体打来电话，想采访新董事长。包括财经周刊和本地的几家电视台。”

“全部拒绝。但可以发一份通稿，宣布公司更名和新的发展方向。重点强调诚信经营和员工关怀。”

“明白。”

“第三...”苏晴顿了顿，似乎在斟酌措辞，“张威在楼下闹事，保安控制住了他，但他扬言要曝光您的...背景。他说您根本不是什么富豪，您的钱来路不正，您是...”

“是什么？”我平静地问。

苏晴低声说：“他说您是某个富豪的私生子，用不干净的钱收购了公司。”

我笑了。

这笑容让苏晴愣了一下——这是她今天第一次看到我笑，虽然那笑容里没有任何温度。

“让他闹。”我说，“通知法务部，以诽谤和损害商业信誉报警。另外，联系媒体，把张威侵吞公司资产、排挤员工、职场性骚扰的所有证据打包发出去。我要他在这个行业，永远翻不了身。”

苏晴倒抽一口冷气，但很快恢复了专业：“是，我马上去办。”

“还有一件事。”我叫住她。

“您说。”

“帮我准备一份文件。”我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那是一份手写的名单，字迹工整，但明显是匆匆写就的。

苏晴接过名单，看了一眼，眼中再次闪过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