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沈先生，您确定要这么做吗？”手术室的无影灯亮得刺眼，

像一只冰冷的眼睛凝视着人间。消毒水的气味弥漫在每一寸空气里，让人的思绪都变得迟钝。

沈砚清躺在手术台上，后脑勺已经接上了密密麻麻的电极片。他的目光越过护士的肩膀，

落在玻璃窗外那个安**着的身影上。温以宁正低头看手机，大概是在回复工作邮件。

她今天穿了一件鹅黄色的外套，是他去年生日时送她的礼物。她似乎很喜欢这件衣服，

整个冬天穿了无数次，袖口都洗得有些发白了。沈砚清微微弯了弯唇角。“确定。”他说。

声音很轻，却笃定得像在念一段已经背了千百遍的经文。主刀的神经科教授最后看了他一眼，

目光复杂：“术后可能会出现您预期中的记忆清除效果，但根据我们的模拟数据，

不可控的副作用概率在12%左右，包括但不限于——”他顿了顿，

“永久性失忆、认知功能障碍、情感识别能力丧失。”“我知道。”“您太太在外面等您。

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没有告知她手术的真实目的。她以为您只是做常规的脑部检查。

”沈砚清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温以宁今早出门前替他整理领带的样子。

她总是嫌他不会打温莎结，说他打了二十年还是像个初学者。可每次说完，

又会认认真真地帮他重新打一遍，指尖轻轻拂过他的锁骨，带着淡淡的护手霜的香气。

那是杏仁味的。他记了五年。“开始吧。”他说。电流穿过颞叶的瞬间，

沈砚清觉得自己好像听见了什么碎裂的声音。像冰面下第一道裂纹，像雪崩前遥远的轰鸣，

像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终于走到了尽头。而那些关于温以宁的记忆，

正一片一片地从他的神经突触上剥离，像深秋的风掠过梧桐树，带走最后一批枯黄的叶子。

他想起第一次见她，是在大学图书馆的东侧走廊。她抱着一摞德文原版文献，

从楼梯上跑下来，一个踉跄，整摞书像雪崩一样砸在他身上。

最上面那本歌德的《浮士德》硬壳封面，精准地磕在他的鼻梁上，酸得他眼泪当场就下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她慌得手忙脚乱，蹲下来捡书，

脑袋又撞上了他正要低下去的下巴。两个人狼狈地坐在楼梯拐角处，一个捂着鼻子，

一个捂着脑门，面面相觑。然后她笑了。那个笑容，沈砚清记了很多年。

不是那种矜持的、得体的、经过排练的笑。是真正的、毫无防备的、眼睛弯成月牙形的笑。

鼻尖红红的，因为跑得太急而微微喘着气，碎发贴在额角，

整个人像一只刚从窝里滚出来的小兔子。“你流鼻血了。”她突然惊呼，

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纸巾，结果掏出来的是一包已经拆封的话梅糖。她愣了两秒，

然后非常自然地用话梅糖的包装纸折了一个小三角，试图用它来堵他的鼻孔。

沈砚清：“……你认真的？”“应急嘛！”她理直气壮，“糖纸是干净的！我保证！

”他没有用那张糖纸堵鼻孔。但他收下了那包话梅糖，并且在之后的很多年里，

口袋里永远会放几颗话梅糖。这个习惯，连他的助理都觉得奇怪。

一个在商场上杀伐决断的男人，西装口袋里居然永远揣着哄小孩才用的话梅糖。

只有沈砚清自己知道，那不是糖。那是一个坐标。是他在茫茫人海中，辨认她的方式。

可现在，这些记忆正在被一道一道地擦除。像有人用橡皮，

一寸一寸地抹去他生命里最鲜活的颜色。沈砚清在陷入黑暗前的最后一秒，

忽然想起了一句话。那是温以宁写在离婚协议书最后一页的，用铅笔，字迹很淡，

像是犹豫了很久才落笔——“如果有来生，不要再让我猜了。”他想说，没有来生了。

连这一生，我都快忘了。第一卷：五年的沉默一温以宁嫁给沈砚清的那天，

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婚礼是在城郊一座旧教堂里办的，规模很小，只有双方至亲。

她的白色婚纱裙摆拖在潮湿的石板地上，洇出一道深色的水痕，像一条蜿蜒的河流，

从她脚下一直流向不知名的远方。没有盛大的排场，没有铺天盖地的鲜花，

甚至连结婚戒指都是临时在机场免税店买的——沈砚清出差回来，航班延误了七个小时，

落地时距离婚礼开始只剩不到三个小时。他匆匆赶到教堂时，领带是歪的，

西装袖口还沾着咖啡渍。温以宁站在化妆间的镜子前，从镜中看见他推门进来，气喘吁吁，

手里攥着一个丝绒盒子。“对不起，来晚了。”他说。语气平平淡淡的，

像是在会议上对客户说“抱歉让您久等”。温以宁转过身，帮他正了正领带。她的手指很稳，

甚至比他的呼吸还要稳。“没关系。”她说，“来了就好。

”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解读为温以宁的大度和体贴。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不是大度。

那是一个人在漫长的等待中，被磨平了所有棱角之后，自然而然说出的话。他们认识七年，

恋爱三年，结婚五年。八年时间，足够一个人从青涩变得成熟，

也足够一个人从满怀期待变得心如止水。温以宁记得，刚恋爱那会儿，

沈砚清还会在加班到深夜时给她发一条消息，说“你先睡，别等我”。后来，

消息变成了已读不回。再后来，连已读都没有了。她曾经试图找出一个答案。是他太忙了吗？

是他性格本就如此冷淡吗？是他们的感情进入了平淡期吗？她找了无数个理由来说服自己，

每一个都像一块拼图，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合理的、可以解释一切的答案。可拼到最后，

她发现那块最大的、最关键的拼图，始终缺失。沈砚清不爱她。或者说，他爱她，但不够。

不够到让她觉得自己是被珍视的，不够到让她在这段婚姻里感到安全，不够到让她相信，

自己不是他生命里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这个认知，像一根极细的针，

扎在她心口最柔软的地方。不疼，但一直在。呼吸的时候会感觉到，走路的时候会感觉到，

甚至睡着了，梦里都会感觉到。五年。这根针扎了五年。温以宁以为它会慢慢被血肉包裹，

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再也感觉不到。可事实证明，异物就是异物。身体不会接纳它，

只会不断地发炎、溃烂，直到把它排出去，或者——把自己毁掉。决定离婚的那天，

是一个很普通的星期三。温以宁下班后去超市买菜，在冷冻食品区碰到一个孕妇，

正踮着脚够最上层的一盒速冻水饺。她帮了一把，孕妇感激地冲她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

“谢谢你呀！老公出差了，我一个人在家，实在懒得做饭。”孕妇摸了摸隆起的肚子，

脸上是一种温以宁很熟悉的表情——那是一种被爱着的女人才会有的、理直气壮的娇憨。

温以宁忽然想起，自己从来没有过这种表情。她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地麻烦沈砚清，

不敢在他加班时打电话撒娇让他早点回家，不敢在他出差时抱怨他忘了说晚安。

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安静地、体面地、滴水不漏地运转着。不给他添任何麻烦，

不提任何要求，不流露任何不满。她以为这样就能保住这段婚姻。

可当她站在冷冻食品区的白炽灯下，看着那个孕妇脸上理所当然的幸福时，

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她不是不想要。她是不敢要。

而一段让人连“想要”都不敢说出口的婚姻，早就已经死了。那天晚上，

沈砚清破天荒地回来得很早。他进门时，温以宁正坐在餐桌前，

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茶。客厅没有开大灯，只有餐桌上一盏台灯亮着，

橘黄色的光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对面的空墙壁上。沈砚清换了拖鞋走过来，

看见她的表情，脚步顿了一下。“怎么了？”他问。温以宁抬起头，看了他很久。

久到沈砚清觉得有些不对劲，微微皱起了眉。“沈砚清，”她终于开口，声音很平静，

像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我们离婚吧。”空气凝固了。沈砚清的手搭在椅背上，

指尖微微收紧了，但很快又松开了。他的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震惊，没有愤怒，

甚至没有疑问。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好。”一个字。像一把刀，

干净利落地切断了五年的婚姻。温以宁忽然很想笑。她曾经设想过无数次，

如果自己提出离婚，沈砚清会是什么反应。是挽留？是质问？是沉默？

还是——她唯独没有设想过“好”。这个“好”字，比任何恶语都更伤人。因为它意味着，

他连挽留的念头都没有。意味着，这段婚姻对他来说，从来就不是非有不可的。意味着，

她走了，他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温以宁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那双手很白，

很瘦，骨节分明，无名指上戴着那枚机场免税店买的戒指——银色的戒圈已经开始氧化，

有些地方泛出了暗黄色。她慢慢地把戒指摘了下来，放在桌上。戒指落在木桌面上，

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协议我准备好了，”她说，从旁边的文件袋里抽出几张纸，

“你看一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沈砚清接过那几张纸，低头看了看。

财产分割的条款写得很简单：婚内共同财产各一半，温以宁不要房子，不要车，

只要她婚前自己买的那套小公寓和她名下的一些书籍和手稿。她没有提任何额外的要求。

沈砚清的目光在某一页停留了很久。温以宁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发现他看的是最后一页。

那页的末尾，她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很淡，像是犹豫了很久才落笔——“如果有来生，

不要再让我猜了。”沈砚清沉默了很久。久到温以宁以为他会说些什么。

但他只是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笔，翻到签名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字迹很漂亮，

笔锋凌厉，和五年前在民政局签字时一模一样。签完，他把笔帽盖上，站起身。

“我今晚住公司。”他说。然后他走了。门在身后轻轻关上，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

温以宁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对着那盏台灯，忽然觉得整个房间安静得可怕。她没有哭。

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哭过了。上一次哭，还是结婚第一年的某个深夜。

沈砚清出差半个月没有打过一个电话，她拨过去，接电话的是他的女助理，说沈总在开会。

她挂了电话，在空荡荡的大床上蜷缩成一团，哭了整整一个小时。第二天眼睛肿得像核桃，

她用冰勺敷了很久才消下去。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哭过。不是因为坚强，是因为她发现，

哭也没有用。眼泪不会让沈砚清多看她一眼，不会让他多打一个电话，

不会让这段婚姻变成她想要的样子。所以她学会了不哭。

学会了把所有情绪都压进胸腔最深处，用一层一层的理智包裹起来，

直到它们变成一颗不会爆炸的哑弹。可此刻，当她看着桌上那枚褪色的戒指，

看着那份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看着沈砚清坐过的空椅子——她忽然觉得，那颗哑弹，

好像一直都在。只是她以为它不会爆炸了。二离婚手续办得很快。比温以宁想象中快得多。

没有争吵，没有拉扯，甚至没有过多的对话。两个人像处理一桩普通的商务事务一样，

在文件上签了字，各自领了一本绿色的离婚证。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外面又是下雨天。

温以宁站在台阶上，看着灰蒙蒙的天，忽然觉得命运真是个喜欢对称的编剧——结婚时下雨，

离婚时也下雨。沈砚清撑着一把黑色的伞站在她旁边，似乎在犹豫什么。“我送你？”他问。

“不用了，”温以宁摇头，“我打车。”她撑开自己的伞，是一把浅蓝色的折叠伞，

伞骨有一根是弯的，撑开的时候总有一角塌下去，像一只耷拉着耳朵的狗。

这把伞用了很多年了，一直没换。不是因为节俭，是因为有一次沈砚清出差回来，

在机场的暴雨中等了她两个小时——她去接机，堵在路上，到的时候他已经淋得半湿。

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然后撑起这把伞，搂着她走向停车场。那把伞的伞骨，

就是在那天被风吹弯的。她一直没舍得换。可现在，她看着那把歪歪扭扭的伞，

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一段已经结束的婚姻里，她居然还在收藏这些毫无意义的纪念品。

她把伞收起来，走进雨里。雨水打在头发上，顺着脸颊流下来，凉凉的。

沈砚清在身后喊了一声：“温以宁。”她停下来，没有回头。“你……以后有什么事，

可以找我。”温以宁沉默了两秒，然后轻轻笑了一下。“沈砚清，”她说，

声音被雨声稀释得很淡，“我们离婚了。我没有立场找你，你也没有义务管我。这样就好。

”她迈步走下台阶，走进雨幕中。身后那把黑伞始终没有追上来。离婚后的第一个月，

温以宁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她搬回了自己婚前买的那套小公寓。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客厅的窗户朝北，采光不太好，但胜在安静。

她把其中一个房间改成了书房，三面墙都摆满了书架，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

每天的生活很简单：早上七点起床，做一杯黑咖啡，烤两片全麦面包，

坐在窗台上看半小时书。然后去大学上课——她在母校的外国语学院教德文，一周八节课，

不算多，但备课和批改作业占用了大量时间。下午没课的时候，

她会待在书房里翻译德文文献。最近在译一本奥地利的回忆录，

作者是二战期间流亡的犹太人，文字冷峻而克制，像一把没有出鞘的刀。她喜欢翻译。

翻译是一种很安全的距离。你与文本之间隔着一层语言的膜，你可以触摸它，感受它，

但不必完全成为它。你可以把别人的故事一字一句地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却永远不必讲述自己的故事。晚上九点，她会准时关掉书房的灯，洗漱，上床，

看半小时闲书，然后睡觉。规律得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朋友们都以为她会很难过，

纷纷发消息来安慰她。大学室友林薇在微信上发了一大段语音，大意是“离了就离了，

沈砚清那种工作狂根本不适合结婚，你值得更好的”。温以宁听完，

回了一个“嗯”的表情包。没有更多的话。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她不难过。或者说，

她难过的不是离婚这件事本身，而是离婚这件事居然没有让她感到难过。这意味着，

这段婚姻在她心里，早就已经结束了。结束的时间，不是签字的那个星期三，

而是更早的、某个她记不清具体日期的普通日子。

吃完晚饭、把碗筷放进洗碗机然后发现洗碗机坏了、自己蹲在地上修了半个小时的那个晚上。

度、一个人打车去医院挂急诊、在输液室里坐了一整夜而沈砚清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的凌晨。

是某个她精心准备了生日晚餐、等到了午夜十二点、最后一个人把蛋糕全部吃完的那个深夜。

那些时刻，她都没有哭。她只是在那些时刻里，一点一点地，把对沈砚清的期待，

从心里连根拔起。每拔一次，都会带出一些血肉，疼得她直冒冷汗。但她告诉自己，没关系，

会好的。现在，那些伤口已经结痂了。不碰的时候，甚至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所以当沈砚清在离婚协议上签下“好”字的时候，她心里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因为她早就不是那个会为他的冷淡而哭泣的温以宁了。她已经被磨炼成了一个成年人。

一个学会了不期待、不依赖、不失望的成年人。

一个合格的、体面的、让人挑不出毛病的成年人。只是偶尔，在深夜醒来的时候，

她会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忽然想起一些很久远的事情。比如大学时，

沈砚清在校刊上发过一首诗。那是他唯一一次写诗，

题目叫《话梅糖》——“我在口袋里放了一颗话梅糖，不是因为甜，是因为你笑的时候，

像话梅糖在舌尖化开的那个瞬间。酸涩的，又带着一点点甜。让人想皱眉，又想再尝一遍。

”她是在图书馆的过期杂志堆里翻到那本校刊的。那天她抱着那本发黄的杂志，

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然后她跑遍学校附近所有的便利店，买了一整箱话梅糖，

一个人坐在操场的台阶上，吃了一颗又一颗，直到舌头都被酸得发麻。那是她记忆里，

沈砚清离她最近的一次。不是身体上的接近，而是灵魂上的。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读懂了他——他不是不会表达，

他只是把所有的表达都藏进了那些笨拙的、不起眼的细节里。可后来她才发现，

那首诗也许根本就不是写给她的。因为沈砚清从来没有承认过。

有一次她鼓起勇气问他：“你校刊上的那首诗，是写给我的吗？

”沈砚清正在看一份财务报表，头都没抬：“什么诗？”“就是那首《话梅糖》。

”他想了想，说：“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四个字，

把一段青春碾成了粉末。温以宁没有再追问。她把那本校刊塞进了书架最深处，

和那些不再翻阅的旧课本放在一起。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过。三离婚后的第三个月，

温以宁的生活完全步入了正轨。她甚至开始觉得，离婚是她这几年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

没有人在她备课到深夜时打电话来说“今晚不回来了”，

没有人让她在生日那天独自吃完一整块蛋糕，没有人让她在生病时一个人去医院。

听起来很讽刺——离婚的好处，竟然是“没有人再让她感到孤独”。可事实就是这样。

在一段糟糕的婚姻里，你是两个人的孤独。而离婚后，你只是一个人的孤独。

后者要好忍受得多。至少，它不会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十一月的某个下午，

温以宁在办公室里批改学生的期末论文。窗外下着初冬的第一场雪，雪花很小，

落在玻璃上就化了，留下一道道细小的水痕。她改到一篇论文时，忽然停了下来。

那是一篇关于德文诗歌翻译的论文，

无非是/我们恰能忍受的恐怖之开端/我们之所以惊羡它/是因为它平静地不屑于毁灭我们。

”下面附了一段学生的个人感悟，字迹很稚嫩，但写得很真诚：“我觉得翻译就像在走钢丝。

原文的美是那个‘恐怖’，你既要无限接近它，又不能被它吞噬。你得保持距离，保持冷静，

保持一个译者的专业素养。可有时候，你离得太近了，就会被它灼伤。”温以宁看着这段话，

忽然有些恍惚。她想到了自己的婚姻。她是不是也一直在走钢丝？无限接近沈砚清，

试图理解他、读懂他、翻译他那些沉默背后的语言——可他是一个拒绝被翻译的人。

他的沉默不是一种需要破译的密码，而是一堵墙。一堵她撞了五年，撞得头破血流，

却始终没有撞开的墙。她把论文合上，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手机忽然震了一下。她拿起来一看，

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温女士您好，我是沈砚清先生的私人医生陆衡。

沈先生近日身体抱恙，在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发现了一份文件，其中指定您为紧急联系人。

不知您是否方便与我见一面？”温以宁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沈砚清的紧急联系人？

他们离婚三个月了。他居然没有更新紧急联系人？她下意识地想回复“我们已经离婚了，

请联系他的家人”，但手指悬在屏幕上方，迟迟没有按下去。最后，

她打了一行字：“他在哪个医院？”发完之后，她盯着那行字看了三秒，

又加了一句：“算了，我不想知道。”然后她删掉了第一条，只留下了第二条。

可她的手指还是没有按下发送键。她想起结婚第一年，沈砚清出了一次车祸。不算严重，

只是擦伤和轻微脑震荡，但她接到电话时，整个人吓得浑身发抖，

开车去医院的路上差点闯了三个红灯。她冲进急诊室的时候，沈砚清正坐在病床上，

额头上贴着一块纱布，表情平静得像在等一杯咖啡。她扑过去抱住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沈砚清僵了一下，然后拍了拍她的背，说：“没事，小伤。

”语气平淡得像在安慰一个摔倒的小孩。那是他为数不多的、主动触碰她的时刻之一。

温以宁记了很久。她闭上眼睛，把手机扣在桌上。过了五分钟，她又翻过来，

删掉了那条“算了，我不想知道”，重新打了四个字：“时间，地点。

”四陆衡约温以宁见面的地方，是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门诊部。温以宁到的时候，

陆衡正在办公室里等她。他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医生，戴着一副银框眼镜，长相斯文，

但眉宇间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疲惫。“温女士，感谢您能来。”陆衡站起身，

给她倒了一杯水。“不用客气，”温以宁坐下来，“沈砚清怎么了？”陆衡沉默了一会儿，

像是在斟酌措辞。“沈先生……他最近在接受一种实验性的神经治疗。

”温以宁微微皱眉：“神经治疗？他得了什么病？”“他没有得病，”陆衡说，

“他是在……主动接受一种记忆清除手术。”空气忽然变得很薄。

温以宁觉得自己的耳朵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陆衡的声音变得遥远而模糊。“您说什么？

”“手术的名称叫‘靶向记忆清除术’，

是一种通过电流**特定脑区、选择性清除某些记忆的实验性疗法。

目前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全球只有极少数医疗机构在开展。”陆衡的声音很平稳，

像在念一份病历报告，“沈先生三个月前开始接受治疗，目前已经完成了四个疗程。

”温以宁的手指紧紧攥着杯子，指节泛白。“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陆衡看着她，

目光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同情，又像是某种难以言说的敬佩。

“他没有告诉我具体原因，”陆衡说，“但在术前评估时，他填写了一份心理问卷。

其中一个问题是：‘您希望通过这次治疗清除哪些记忆？

’他写的是——”陆衡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她。纸上是一份问卷的复印件，

大部分问题都是勾选和评分，只有最后一道开放性问题，

沈砚清用他那标志性的凌厉字迹写了一行字：“所有关于温以宁的记忆。

”温以宁盯着那行字，一动不动。

她的视线先是聚焦在那个“温”字上——沈砚清写字有一个习惯，凡是带“氵”旁的字，

他都会把最后一笔拉得很长，像一个不甘心的尾巴。这个习惯，是她大学时发现的。

有一次她帮他抄笔记，发现他在写到“温”字时，最后一笔总是拖得格外长。她问他为什么，

他说“没什么，顺手”。可现在，这个“温”字就躺在纸上，那个长长的尾巴像一把钩子，

勾住了她所有的呼吸。她慢慢地把纸放回桌上。“所以呢？”她的声音很平静，

“你找我来的目的是什么？”陆衡推了推眼镜：“沈先生的手术出现了并发症。

”温以宁的睫毛颤了一下。“什么并发症？”“术后逆行性失忆。简单来说，

他的记忆清除范围超出了预期，不仅仅是针对您的那部分记忆出现了紊乱，

他近期的一些记忆也开始模糊。”“更严重的是，

他的情感识别能力受到了影响——他很难辨认自己和他人的情绪，

有时候甚至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会笑或者哭。”陆衡顿了顿，继续说：“按照手术前的约定，

他指定您为紧急联系人，授权我在出现并发症时告知您相关情况。他说——”“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忘了自己是谁，至少要有一个人知道，我曾经是谁。

’”温以宁闭上眼睛。她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上的累，

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深入骨髓的疲惫。五年婚姻，沈砚清用沉默筑了一堵墙。

她撞了五年，撞得头破血流，最后放弃了。可现在，她刚刚转身走了三个月，

他就告诉自己——那堵墙不是空的。墙里面有一座火山。只是它从来没有喷发过。

它一直在沉默地、压抑地、滚烫地燃烧着，把所有岩浆都封在了地壳之下，

直到把自己烧成了一座死火山。“他为什么要清除关于我的记忆？”温以宁睁开眼睛，

声音有些哑，“他恨我？”陆衡摇头。“我不知道他是否恨您。

但我在术前评估时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他说——”陆衡从抽屉里又拿出一张纸，

这次是一份手写的备忘录，笔迹有些潦草，

像是在很疲惫的状态下写的：“这些记忆对我来说太重了。我背着它们，走不了路，

做不了事，活不成一个正常人。我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但五年过去了，它们不但没有变淡，

反而越来越清晰。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她笑的样子，听到她叫我名字的声音。我受不了了。

”温以宁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无声无息的，一滴接一滴，砸在纸上，

把那些字迹洇成了一片模糊。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哭过了。

久到她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哭泣的能力。可此刻，当她看着沈砚清那行凌乱的字迹，

听着陆衡转述的那些她从未听过的话，她忽然发现——那颗哑弹，从来就没有变成哑弹。

它一直在等她。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她整个人炸得支离破碎。“他……现在在哪里？

”温以宁用袖子擦了一下脸，声音哽咽。“在住院部，七楼，709号房。”陆衡说，

“但他现在的情况不太稳定，有时候清醒，有时候混乱。他可能认不出您。”“认不出我？

”“是的。记忆清除的副作用导致他的时间线出现了断裂。他可能会把您当成陌生人，

也可能会把您当成某个他记忆碎片中的人——但不一定是真实的您。”温以宁站起来。

她的腿有些发软，扶着桌沿站了几秒才稳住。“我要去看他。”陆衡没有阻拦，

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门禁卡递给她。“他住在单人病房。门口有护士站，

您到了之后报我的名字就行。”温以宁接过门禁卡，转身走向门口。走到门口时，

她忽然停下来。“陆医生，”她没有回头，“他做这个手术的事，除了我，还有谁知道？

”陆衡沉默了一下：“没有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和公司。

”温以宁的手指收紧，门禁卡的边缘硌得她手心发疼。“他为什么要告诉我？”陆衡想了想，

说：“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您有权利知道真相。”温以宁没有再说话。

她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弥漫着医院特有的消毒水气味，

混合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疾病和衰败的气息。她的高跟鞋踩在瓷砖地面上，

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声响，像一支缓慢的、走向终点的进行曲。电梯门打开时，

里面空无一人。她走进去，按下七楼的按钮。电梯上升的过程中，

她看着镜面墙壁上自己的倒影——眼睛红了，鼻尖也红了，嘴唇干裂起皮，

整个人看起来憔悴而狼狈。她忽然想起婚礼那天，化妆师给她上妆时说的话：“温**，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新娘。”可此刻镜子里的人，一点都不漂亮。

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旅人，终于走到了绿洲，却发现绿洲是海市蜃楼。电梯门开了。

七楼是神经内科住院部，走廊比楼下安静得多，灯光也柔和一些，

带着一种刻意的、令人不安的温馨。墙上挂着风景画，角落里摆着绿植，

空气中甚至有淡淡的薰衣草香气。可这一切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这里关着的人，

都丢失了一些东西。记忆、情感、认知……那些构成“自我”的最基本的砖石，

正在一块一块地从他们身上剥落。温以宁走到709号房门前。门半开着，

里面传来电视的声音，是一个购物频道，主持人正用夸张的语气推销一款不粘锅。

她轻轻推开门。房间不大，一张病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折叠椅，一台壁挂电视。

窗帘拉了一半，外面是灰蒙蒙的天，雪还在下。沈砚清坐在病床上，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

背靠着枕头，正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里的不粘锅广告。他的头发有些长了，

刘海垂下来遮住了一部分额头。脸颊比三个月前瘦了不少，颧骨的轮廓变得很明显，

下颌线上有一片青色的胡茬。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安静。甚至有些乖。

温以宁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沈砚清。在她的记忆里，

沈砚清永远是那个西装革履、表情冷淡、步履匆匆的商人。他永远在赶时间，

永远有开不完的会、回不完的邮件、处理不完的事务。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安安静静地坐着，什么都不做，只是看一个不粘锅的广告。“沈砚清。”她轻声叫他。

他没有反应。电视里的主持人还在滔滔不绝：“这款不粘锅采用航天级涂层技术，

煎蛋不用放油，轻轻一翻——”“沈砚清。”她提高了声音。他动了一下，慢慢转过头来。

四目相对的瞬间，温以宁的呼吸停滞了一秒。沈砚清的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深邃、沉静，

像一潭不见底的水。但此刻那双眼睛里多了一些东西——或者说，少了一些东西。

少了那种刻意的、习惯性的克制。多了某种茫然的、孩子气的困惑。他看着她，歪了歪头，

像是在辨认一张很久没见过的照片。“你是……”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很久没有说过话，

“护士吗？”温以宁的手指在身侧攥紧了。“不是。”“那你是……”他又歪了歪头，

目光从她的眼睛移到她的鼻梁，又移到她的嘴唇，

最后落在她外套的领口上——那里别着一枚小小的银杏叶胸针，是她今天出门时随手别上的。

他的目光在那枚胸针上停留了很久。然后他忽然开口，

说了一句让温以宁浑身僵住的话：“你身上有杏仁的味道。”温以宁愣在原地。杏仁。

她今天涂的护手霜，确实是杏仁味的。“你……还记得杏仁？”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沈砚清没有回答。他好像已经忘记了自己刚才说了什么，目光又飘回了电视屏幕。

不粘锅的广告结束了，换成了一个洗衣液的广告。“沈砚清，”温以宁走到床边，

在他面前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和他平齐，“你真的不认识我吗？”他低下头，

看着蹲在面前的女人。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睫毛上还挂着一点没擦干的泪痕，

在病房的灯光下微微发亮。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像是在做一个非常艰难的数学题。

“我好像……见过你。”他慢慢地说，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打捞上来的，

“但是我记不清了。”他伸出手，试探性地碰了碰她的头发。指尖很凉，轻轻拂过她的发丝，

像风掠过麦田。“你的头发……很长。”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不确定的笃定，

“我记得有一个人，头发也很长。她总是在笑，笑得很好看。但是我想不起来是谁了。

”温以宁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她飞快地用手背擦掉，不想让他看见。可他看见了。他低下头，

凑近了一些，仔细地看着她的脸。“你为什么要哭？”他问，语气里带着真诚的困惑，

“你难过吗？”温以宁摇头，然后又点头。“我不知道，”她说，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感觉。”沈砚清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温以宁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他从病号服的口袋里，掏出了一颗话梅糖。

糖纸皱皱巴巴的，像是被攥在手里很久了。他把糖递给她，动作有些笨拙，

像是在做一个很久没有做过的、但已经刻进肌肉记忆里的动作。“给你。”他说，“别哭了。

”温以宁看着那颗话梅糖，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她接过糖，手指哆嗦得几乎握不住。

糖纸是粉色的，上面印着一颗话梅的图案。和八年前他在图书馆走廊里递给她的那颗，

一模一样。“你口袋里……为什么会有话梅糖？”她问，声音已经碎成了无数片。

沈砚清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口袋，好像也在奇怪为什么口袋里会有糖。“我不知道，”他说，

诚实得像一个孩子，“我一直都有。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温以宁攥着那颗话梅糖，蹲在病床边，无声地哭了很久。而沈砚清就那样安静地看着她，

不说话，也不动，只是偶尔歪一歪头，像是在看一场他看不太懂、却莫名觉得心酸的默剧。

第二卷：碎片五接下来的日子，温以宁每天都去医院。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每天下午上完课，

她就坐四十分钟的公交车，从大学到医院，在709号病房里陪沈砚清待到晚上九点，

然后再坐公交车回家。她没有开车，因为每次从医院出来，她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她怕自己开不好。公交车晃晃悠悠的，像一个巨大的摇篮，

把她从一个世界运送到另一个世界。白天，她是外国语学院的温老师，严谨、温和、专业，

在讲台上用流利的德文讲解歌德的诗歌，偶尔会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让学生们哄堂大笑。

晚上，她是一个前妻，坐在前夫的病床边，帮他削苹果、倒水、调电视节目，

听他断断续续地说一些没有逻辑的话。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切换，让她感到一种奇异的撕裂感。

就好像她自己也在经历某种记忆清除——白天的温以宁和晚上的温以宁，

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沈砚清的情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

他能认出她是“那个每天来看我的人”，会主动跟她说话，甚至偶尔会笑一下。坏的时候，

他完全不认识她，会把她当成护士、医生、或者某个他记忆中模糊的影子。

有一次他甚至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拉着她的手问：“妈，我爸呢？他去哪儿了？

”温以宁没有纠正他。她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说：“爸出去买菜了，一会儿就回来。

”他点了点头，安安静静地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那天晚上，温以宁坐在折叠椅上，

看着沈砚清睡着的侧脸，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结婚第三年，沈砚清的母亲去世了。

那天他正在外地出差，接到电话后连夜赶回来，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三点。温以宁一直在等他。

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一个失去母亲的人。她准备了热水、毛巾、一杯温好的牛奶，

还有一肚子想说却不知道如何开口的话。沈砚清进门的时候，脸色灰白，眼睛干涩，

嘴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线。他在玄关站了很久，一动不动。然后他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

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像一个正在努力维持体面的陌生人。温以宁坐在他旁边，犹豫了很久，

最终伸出手，轻轻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冰凉，指尖微微发颤。“沈砚清，”她说，

“你想哭就哭吧。”他没有哭。他只是反手握住了她的手，握得很紧，

紧到她的指骨都有些疼。他们就那样坐着，从凌晨三点坐到天亮。期间他没有说一句话，

她也没有。天亮的时候，他松开她的手，站起来，说：“我去准备葬礼的事。”然后他走了。

整个葬礼过程中，他表现得无懈可击——得体的措辞、恰当的悲伤、滴水不漏的安排。

所有来宾都说沈家的大儿子真是沉稳可靠，母亲走了还能这么冷静地操持一切。

只有温以宁知道，那天凌晨三点到天亮的那几个小时里，他握着她的手，一直在发抖。

那种抖，不是冷。是有人在用全身的力气，把一场海啸压进一个茶杯里。现在，

他躺在病床上，拉着她的手叫“妈”，问爸爸去哪儿了。

温以宁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沈砚清不是不会表达情感。他是不允许自己表达。

他把所有的脆弱、所有的悲伤、所有的渴望，都锁进了胸腔最深处，

然后用一层又一层的理性包裹起来，直到它们变成一颗永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