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要忘了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

这句话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还以为是哪个罪犯的狡辩。直到多年以后，

我才明白它真正的重量。2014年夏天，我从法学院毕业，考了两次才勉强通过司法考试，

进了一家勉强算得上中等的律所。说是律所，其实就是三间办公室，

两个合伙人加我一个刚拿到执照的新丁，接的案子大多是交通事故和离婚纠纷。那天下午，

我正在工位上啃一份离婚协议，手机响了。“喂，是林远律师吗？”“是我。”“我叫陈默，

我想请你当我的辩护律师。”我愣了一下。这是第一个直接打电话找我的人。

之前我接的案子都是主任分给我的，还没人指名道要点我。“你现在在哪里？”我问。

“看守所。”我花了三秒钟消化这个词：“你……涉嫌什么案子？”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杀人。”我差点把手机摔了。去看守所的路上，我翻来覆去地想：一个杀人犯，

为什么找我？我执业才三个月，连一场完整的刑事庭审都没走完过。

他完全可以找更好的律师。但我还是去了。原因很简单......我需要钱。房租到期了，

花呗也到了还款日，银行卡余额只剩八百块。看守所的会见室很窄，一张铁桌子，两把椅子，

墙上贴着“坦白从宽”的标语。玻璃隔断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

头发剃短了，面容清瘦，眼窝深陷，但眼神很平静。“林律师？”他对着话筒说。“是我。

”我坐下来，“你是陈默？”“对。”我翻开带来的案件材料，

这份材料是公安移送到检察院的，主任帮我弄了一份复印件。我昨晚看了一遍，

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你杀了李伟？”我直截了当地问。“是。”“怎么杀的？

”“在工地上，用绳子勒死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就像在说今天吃了什么。

我看了一眼笔录：“你是在报警之后才动手的？”“对。”“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一个目击证人。”他顿了顿，“我报完警，跟接警员说工地上有人打架，

让他们快过来。然后我挂了电话，去找李伟，把他勒死了。”我盯着他的脸，

试图从上面找到一丝疯狂的痕迹。但没有。他很清醒，清醒得可怕。“警察到的时候，

你还在现场？”“在。我坐在尸体旁边等他们来的。”我的后背一阵发凉。

“你和他有什么仇？”“没什么仇。”“那他骂你妈了？”“是骂了。”“就因为这个？

”他沉默了一下：“就因为这个。”我不信。一个正常人不可能因为一句辱骂就杀人，

还杀得如此冷静，报警、杀人、等警察，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像是排练过的。但我也知道，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这几乎是铁案。他自己供认不讳，有报警记录，

有目击证人（出警的警察就是证人），有尸体，有凶器。“你知道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吗？

”我问。“死刑。”他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嘴角甚至微微翘了一下，

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你有自首情节吗？”“有。我报完警才杀的人，算自首吗？

”“算主动投案，但……”我犹豫了一下，“你是在犯罪过程中报的警，不是犯罪之后。

这一点在量刑上会有影响。”“我查过。”他说，“自首可以减刑。”我有些意外。

他显然研究过法律。“你既然查过，那你也应该知道，就算减刑，

你这辈子也基本要在里面过了。”他没有说话，目光落在桌面上，像是放空了。“陈默，

”我压低声音，“你告诉我实话，到底为什么杀人？你要是有什么隐情，

我可以在辩护的时候提出来，这会影响判决。”他抬起眼睛看着我，那眼神很复杂，

像是在审视什么。“林律师，”他说，“你就按现有的证据辩护就行。该认的我都认，

该说的我都说了。”“那你还上诉吗？”“看情况。”“看什么情况？”他没有回答，

而是忽然问了一句：“林律师，你有哥哥吗？”“没有。独生子。”“我有一个哥哥。

”他说，声音变得很轻，“他叫陈平。”他说完这个名字就不再说话了。

我在本子上记下“陈平”两个字，以为这只是一个杀人犯在临死前对亲人的思念。

我当时不知道，这两个字才是整个案件的钥匙。第一次庭审很顺利，顺利得让我难受。

示了全部证据：报警录音、现场勘验笔录、尸检报告、凶器上的指纹比对、陈默的亲笔供词。

每一项证据都严丝合缝，像一面密不透风的墙。我坐在辩护席上，感觉自己是多余的。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站起来说：“被告人陈默主动报警，属于主动投案，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此外，被害人李伟在案发前对被告人进行了人格侮辱，辱及其母亲，

被告人在情绪激动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深……”这些话我自己说出来都觉得苍白。

法官面无表情地听完，合议庭评议了二十分钟，当庭宣判：“被告人陈默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槌落下的声音很脆。我转头看陈默。他坐在被告席上，

腰背挺得很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法警走过来给他戴上手铐，他配合地伸出双手，

动作很从容。我以为他会就这样认了。退庭之后，我在走廊上抽烟。一个记者凑过来，

递给我一张名片：“林律师，我是晚报的记者，想了解一下这个案子。

听说被告人是名校毕业的？在工地上打工？”我把烟掐了：“无可奉告。

”“听说他是为了一个推搡就杀人？这也太极端了吧？”“我说了，无可奉告。

”记者讪讪地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堵得慌。这个案子太奇怪了，

但我说不上来哪里奇怪。就像一个拼图，你明知道缺了一块，却找不到它在哪。三天后，

我接到了看守所的电话。“林律师，我要上诉。”是陈默。他的声音听起来和之前不一样了，

多了某种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不是紧张，也不是恐惧，更像是一种……急迫。“你确定？

”我问，“上诉的话，二审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很大。”“我知道。但我有新证据。

”我一愣：“什么新证据？”“见面说。”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想了很久。新证据？

他能有什么新证据？所有的证据都已经在法庭上出示过了，他还能翻出什么花样来？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看守所。陈默坐在玻璃隔断后面，眼窝比上次更深了，但眼睛亮得吓人。

“林律师，我要翻供。”我手里的笔差点掉了：“翻供？”“对。之前说的都不是实话。

我没有杀人动机，我是被人指使的。”“被谁指使？”“周钱。我们工地的项目经理。

”我翻开笔记本，飞速记录：“他说了什么？”“他说李伟手里有他的把柄，让他出钱摆平，

他拿不出来，就让我动手。他说只要我杀了李伟，他就给我二十万。我答应了。”“二十万？

”我皱眉，“你就为了二十万杀人？”陈默的表情变了一瞬，非常快，快到我来不及捕捉。

他又恢复了一贯的平静：“对，我就是为了钱。”“那你之前为什么不供出他？

”“我怕他报复。但现在……”他低下头，“反正都是死刑，我凭什么一个人扛？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你说的‘把柄’，是什么？”“我不知道。李伟之前一直在威胁他，

说那个秘密能让他坐牢。具体是什么，李伟没跟我说过。”我把笔放下：“陈默，你听我说。

翻供不是闹着玩的。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法官不会采信，反而会认为你认罪态度不好，

连减刑的机会都没有。”“我有证据。”他盯着我的眼睛，“李伟死之前，录了一段视频。

”“什么视频？”“他用手机录的。在工地的办公室里，他亲口说周钱指使他做了什么事，

还说我要是死了，就是周钱灭口。”我的心脏猛跳了一下：“视频在哪里？

”“在我住的地方，床板下面，用胶带粘着的。”我当天下午就去了陈默的出租屋。

那是一间城中村的隔断房，月租四百，没有独立卫生间。房间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一张铁架床，一个塑料凳子，墙角堆着几件衣服。我掀开床板，伸手摸到底部，

果然摸到一个用塑料袋裹着的硬块。是一部手机。很旧的安卓机，屏幕裂了一道缝，

但还能开机。我在图库里找到了那段视频。画面很抖，光线昏暗，

像是被人藏在什么地方偷偷录的。镜头对准的是一间办公室，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桌子后面，

我认出来了，是李伟。他在打电话，声音断断续续的：“……你别逼我，周钱。

我手里有你那件事的证据，你要是敢动我，我就把当年那个民工的事捅出去……对，

就是死在工地上的那个……你以为没人知道？我知道尸体埋在哪……”视频到这里就断了。

我反复看了三遍，手心全是汗。这个案子，远比我以为的要深。我带着视频回到律所，

在电脑上把声音放大，反复听那句“死在工地上的那个”。死在工地上？谁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我翻出案卷，试图找到任何相关的信息，但卷宗里只有关于李伟被杀的内容，

对李伟本人、对工地、对周钱，几乎没有涉及。第二天我去检察院提交上诉状，

顺便申请调取新的证据。承办检察官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姓方，头发稀疏，眼神精明。

“翻供？”方检察官翻了翻我交的材料，哼了一声，“这种案子我见多了。一审判了死刑，

二审就开始编故事，说有人指使、有人顶包。十有八九是假的。”“方检，

我这里有一段视频。”我把手机递过去。他看了视频，表情从漫不经心变成了凝重。

“这个……”他反复看了两遍，“这个视频你从哪里来的？”“陈默提供的。

他说这是李伟生前录的。”方检察官把手机还给我，

靠在椅背上想了很久：“这个视频只能证明李伟和周钱之间有矛盾，

不能证明陈默是受周钱指使杀人的。而且你看，李伟在视频里说的是‘你要是敢动我’，

这说明他是在威胁周钱，不是周钱在指使他做什么。”“但至少说明周钱有动机。

如果周钱确实有把柄在李伟手里，他就有杀人的动机。”“那也应该是周钱杀人，不是陈默。

”方检察官摇摇头，“林律师，你回去跟你的当事人说清楚，翻供的风险很大。

如果他拿不出直接证据证明周钱指使他杀人，二审维持原判的概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从检察院出来，我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方检察官说得对。

视频只能证明周钱和李伟之间有恩怨，不能证明陈默是受指使的。陈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比如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或者周钱亲口承认的录音。但这些东西，陈默一样都拿不出来。

我去找周钱。工地的项目部在板房二楼，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

周钱的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张A4纸，打印着“项目经理周钱”。我敲门进去。

周钱大概四十出头，国字脸，眉毛很浓，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卷到小臂。

办公室很简陋，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墙上挂着施工进度表。桌上放着一个保温杯，

杯壁上的茶垢积了厚厚一层。“周经理，我是陈默的辩护律师，林远。

”他一听到陈默的名字，脸色就变了：“那个杀人犯的律师？你来干什么？

”“我想了解一下李伟的情况。听说他和您有些矛盾？”“什么矛盾？”周钱的声音提高了，

“他是我手底下的工人，我是项目经理，就这么个关系。他杀人是他自己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听说李伟一直在威胁您？”周钱的表情变了一瞬。

他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水，动作刻意地放慢了：“谁跟你说的？”“陈默。

”“一个杀人犯说的话你也信？”他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林律师，

我劝你别被人当枪使。那个陈默，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名校毕业不去找正经工作，

跑来工地上混，还杀人，这种人说的话能信？

”“那李伟在视频里说的‘死在工地上的那个民工’，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周钱的脸刷地白了。那是一种很微妙的变化，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而是恐惧。

像是一扇门被人猛地推开，露出了门后藏着的、不该被看到的东西。

但他很快就恢复了：“什么民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伟那个人，满嘴跑火车，

他说的话你也当真？你要是没有别的事，请回吧，我还有个会要开。”他站起来，

做了个送客的手势。我起身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站在办公桌后面，

双手撑在桌面上，指节发白。“周经理，”我说，“如果李伟确实在威胁您，

而陈默知道这件事，那他翻供的证词就有可信度。到时候警方会重新调查，您最好做好准备。

”他没有说话，但我关门的时候，听见保温杯被摔在地上的声音。二审开庭那天，

法庭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我坐在辩护席上，手心全是汗。这是我执业以来最重要的案子，

如果输了，陈默就真的要被执行死刑了。陈默被带上被告席。他比上次见面时更瘦了，

囚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但腰杆依然挺得很直。他看了我一眼，微微点了一下头。

审判长宣布开庭后，我站起来：“审判长，被告人陈默当庭翻供。

被告人在一审中所作的有罪供述与事实不符，实际案情是，被告人系受项目经理周钱的指使，

才实施了杀害李伟的行为。”旁听席上一阵骚动。

公诉人方检察官站起来：“辩护人的说法没有证据支持。

被告人陈默在一审中四次供述均稳定一致，现在突然翻供，显然是为了逃避死刑。

”“公诉人，辩护人有新证据向法庭出示。”我把那段视频提交上去。法庭当庭播放。

视频里的对话在法庭上回荡：“……你要是敢动我，

就把当年那个民工的事捅出去……死在工地上的那个……我知道尸体埋在哪……”播放完毕，

法庭里安静得能听到空调运转的嗡嗡声。

审判长看向公诉人：“公诉人对这段视频有什么意见？

”方检察官沉默了几秒：“这段视频只能证明被害人李伟与案外人周钱之间存在矛盾，

不能证明被告人陈默系受周钱指使杀人。被告人对翻供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

比如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辩护人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请法庭不予采信。

”我正要反驳，陈默忽然开口了。“审判长，我有话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我没有证据证明周钱指使我。”他的声音很平静，“因为周钱从来没有给我转过钱，

也没有发过消息。他是在工地的办公室里当面跟我说的，只有我们两个人。

”“那你凭什么让法庭相信你？”审判长问。陈默沉默了一会儿。“凭一个事实。”他说，

“周钱想杀李伟，不是因为李伟威胁他，而是因为李伟知道他杀了一个人。”全场哗然。

方检察官猛地站起来：“被告人，你在说什么？”“我说，周钱杀了一个民工。

”陈默一字一顿地说，“三年前，在这个工地上，一个民工死了。周钱没有上报，没有报警，

把尸体埋在了工地下面。李伟知道这件事，一直在用这件事威胁他。

”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肃静！被告人，你说的话需要有证据支持。”“我没有证据。

”陈默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尸体埋在哪里。就在工地东边的地下车库下面，

当时浇筑混凝土的时候一起浇进去的。”我转头看向旁听席。周钱坐在最后一排，脸色惨白，

双手紧紧攥着前排座椅的靠背。审判长和合议庭成员低声商议了几句，

然后宣布：“鉴于被告人当庭提出新的重要线索，法庭决定休庭，

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核查。下次开庭时间另行通知。”法槌落下。我收拾材料的时候，

陈默被法警带出法庭。经过我身边时，他忽然停下来，隔着法警看了我一眼。“林律师，

”他说，“对不起。”“对不起什么？”他没有回答，被法警带走了。我在走廊上站了很久，

反复回想他那句“对不起”。他说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愧疚，

更像是某种……如释重负。接下来的一周，我每天都往检察院和公安局跑。

警方果然在工地东侧的地下停车场地基里发现了一具白骨。法医鉴定，死者为男性，

年龄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死亡时间大约在三年前，

死因是颅骨粉碎性骨折——被重物击打头部致死。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城里炸开了。

报纸、电视、网络，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标题一个比一个耸动：《工地埋尸案！

项目经理涉嫌杀人埋尸》《杀人犯翻供牵出案中案》《三年前失踪的民工究竟是谁？

》周钱被警方带走调查。但他拒不承认，说自己对尸体的事一无所知，

是李伟和陈默合谋陷害他。“那个民工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在审讯室里吼，

“工地上那么多人，我哪记得谁是谁？再说了，尸体是在工地上发现的，不代表就是我杀的！

谁知道是不是李伟杀的，栽赃到我头上？”警方开始排查三年前在工地上工作过的民工，

试图确认死者的身份。与此同时，陈默的案件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僵局。

如果他翻供的内容是真的，周钱指使他杀人，那他需要证据。但他拿不出来。

而周钱已经被警方控制了，涉嫌的是另一起命案，与陈默的案件暂时没有直接关联。

二审的第二次开庭在一个月后。这次旁听席上的人更多了，记者们长枪短炮地架着相机。

周钱也被带到了法庭上，作为证人接受询问。审判长：“传证人周钱到庭。

”周钱走上证人席，表情很镇定。他在看守所里待了一个月，瘦了不少，但眼神依然精明。

“证人周钱，请你如实回答法庭的问题。”审判长说，“被告人陈默称，

你指使他杀害了李伟，是否有此事？”“没有。”周钱的回答斩钉截铁，

“我从来没有指使任何人杀李伟。李伟是我手下的工人，我们之间没有矛盾。

陈默杀人是他自己的事，跟我无关。”“那李伟是否掌握了你杀害一名民工的证据？

”“没有。”周钱的语气没有丝毫波动，“那个民工的事我不知道。尸体是在工地上发现的，

但工地在市区，谁都可以进去，谁知道是谁杀的、什么时候埋的。跟我没有关系。

”我站起来：“周钱，三年前你在这个工地上当项目经理，工地上死了一个民工，

你会不知道？”“工地上人来人往，我又不是派出所的，每个人我都得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