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舔狗伊玉漱把第三根手指上的创可贴又按了按，确保没有渗出血迹，

才端着那盅汤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陆总，银耳雪梨汤，炖了四个小时。

”办公桌后的男人甚至没抬眼。陆临风穿着熨帖的深灰衬衫，袖口挽了两圈，

露出一截线条利落的小臂，正低头批一份合同，眉峰微蹙，像一座懒得为人间落雪的山。

“放着。

伊玉漱便安静地把汤盅放在他左手边——那个位置她试了二十七次才确定是他最顺手的地方。

然后她退后两步，微微垂首，等。三分钟后，陆临风端起汤喝了一口。“还行。

”伊玉漱的睫毛颤了一下，

嘴角弯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弧度——受宠若惊、小心翼翼、满心欢喜。

这个表情她在洗手间的镜子前练过很多次，直到每一个微表情都无懈可击。“谢谢陆总，

那我先出去了。”她转身的瞬间，听见陆临风对秘书说：“伊玉漱这人，用着还算顺手。

”顺手。伊玉漱推了推鼻梁上那副笨重的黑框眼镜，嘴角的弧度在走进电梯后彻底消失。

她走进洗手间，锁上门，双手撑在洗手台上，低着头，深呼吸了三次。镜子里的人，

戴着一副老土的黑框眼镜，穿着一件起球的廉价西装，头发用最普通的黑色皮筋扎着，

手指上贴着三片创可贴。看起来像一只温顺的、可以被任何人呼来喝去的羊。

但她的眼睛不是。她的眼睛是红的。不是哭红的。是恨红的。那种恨意太浓烈了，

浓烈到她在最初的两个月里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表情——每次看到陆临风，

她都觉得自己的血液在倒流。她花了整整两个月才学会在他面前微笑，

又花了两个月才学会让那个微笑看起来“受宠若惊”。她拧开水龙头，

用冷水拍了拍自己的脸。恨意收回去。表情收回去。面具戴好。伊玉漱，

你现在不是伊国栋的女儿。你现在是一个普通二本毕业、没什么本事、只会讨好老板的舔狗。

记住你的身份。她对着镜子，最后调整了一下表情，

确认那张卑微的、讨好的、小心翼翼的脸已经严丝合缝地贴好了，才推门走出去。

走出大厦时，手机震了。集团总部战略发展部总监方衡的微信：「伊组长，

本月《在任高管行为观察报告》请于三日内提交加密邮件。另，总部有人问起你的情况，

问你在前线待了两年是不是“入戏太深”。我需要你亲自确认：你还清醒吗？」

伊玉漱站在十月的夜风里，看着屏幕上那行字。入戏太深。她差点笑出声。

她怎么可能入戏太深？她恨陆临风恨到骨子里。

每一句“陆总”、每一次低头、每一盅汤、每一个创可贴下面的烫伤——全都是演出来的。

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陆临风和他父亲陆振邦，为十四年前的事付出代价。十四年前。

伊玉漱的父亲伊国栋，是华东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陆临风的父亲陆振邦，

当时是远洋地产的董事长。两个人在一个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上有合作。项目完工后不久，

大楼发生了严重的地基沉降事故，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整栋楼被判定为危楼，

需要拆除重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三亿。责任调查中，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伊国栋——设计图纸存在严重缺陷，地基承载力计算错误。

伊国栋被以“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伊玉漱那年十五岁。

她记得法庭上父亲反复说的一句话：“图纸被人改过。原始设计是安全的。”没有人听。

因为陆振邦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关键证据”——伊国栋亲笔签名的设计变更单，

上面写着“应甲方要求降低地基标准以控制成本”。那份签名，

后来经过伊玉漱请的多位笔迹专家鉴定，是伪造的。但彼时她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

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任何人愿意听她说话。陆振邦用那份伪造的签名，

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了伊国栋。他自己则全身而退，带着远洋地产的核心资产，

北上成立了新的集团公司——也就是伊玉漱现在所在的这家公司。十年后，

伊国栋在狱中病逝。死之前，他对来探监的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玉漱，别查了。

你斗不过他们。”伊玉漱握着他的手，说：“爸，你放心。”她没有说“好”。

她说的是“你放心”。这两个字的区别，陆振邦和陆临风花了十四年才弄明白。

伊玉漱关掉手机，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看着对面写字楼里陆临风办公室的灯。

那盏灯她“陪”着亮了无数个夜晚。全公司都知道，总裁办那个戴黑框眼镜的伊玉漱，

为了等陆临风加班，能在工位上坐到凌晨，有一次冻到发高烧，还是保安把她送去的医院。

“舔狗。”有人当着她的面笑过，声音不大不小，恰好让她听见。伊玉漱只是低头笑了笑，

推了推眼镜，抱着文件快步走开。她没告诉任何人，那场高烧被送医的夜里，

她在急诊室用手机做了三件事：第一，完成了陆临风任职三年来第四十七次行为模式分析，

首次确认了他的资金出境路径。第二，

陆临风的资金出境路径与十四年前远洋地产那笔“消失的三亿资金”的流向——惊人的一致。

同一个**，同一个离岸账户体系，同一个操盘手“老周”。第三，

给父亲的墓碑发了一条短信——那个号码早已停机，但她每周都会发。“爸，

我找到那条线了。他们跑不掉。”2汤伊玉漱是两年前进入陆临风视野的。准确地说，

是她用了八个月让自己进入了陆临风的视野。

她以普通管培生的身份进入陆临风管辖的华东分公司，履历平淡得像白开水——普通二本，

两年中小公司工作经验，没有名校光环，没有显赫家世。面试时她故意穿了一件起球的西装，

让HR觉得这个女孩“老实、肯干、不太聪明”。这份履历是假的。

她的真实学历是：国内顶尖大学法学硕士，辅修会计学，

毕业论文题目是《职务犯罪中的证据链构建与司法认定》。

她的导师是国内知名的刑诉法学专家，在她毕业时对她说：“你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但我希望你记住：法律最大的力量不是惩罚，是真相。”伊玉漱说：“我想要的就是真相。

”导师不知道的是，她要的不仅仅是“真相”。

她要的是陆振邦在法庭上亲口承认——十四年前的那份设计变更单是伪造的。

她要的是陆临风在监狱里穿着和父亲一样的囚服。她要的是公道。入职培训时，

她坐在最后一排，从不提问，从不发言，考核成绩永远在“合格”和“良好”的边界线上。

但她做了几件事。第一，

她花了三个月摸清了分公司所有中层管理者的性格弱点、利益诉求和彼此之间的矛盾关系。

这件事她做得很隐蔽——不是在饭局上套话，

水间“无意中”听到、在电梯里“不小心”搭话、在加班时“顺便”帮人整理文件时看到的。

没有人警惕她，因为她是全公司最不起眼的人。第二，

她发现了分公司的财务总监林嘉佑正在暗中配合陆临风做账外资金流转。

这个发现来自一份被随手扔在打印机旁的废纸——上面有几个被划掉但未完全擦除的数字。

那些数字的排列方式，是典型的“两套账”对账标记。更重要的是，林嘉佑的名字，

她在一个地方见过——十四年前远洋地产的财务报告上。当时的林嘉佑，

是远洋地产的一个普通会计。第三，她等。

等一个合理的、不引人怀疑的、能够“自然”接近陆临风的机会。

这个机会在入职第八个月到来。彼时华东分公司正在筹备一个重要项目的投标，

陆临风的助理突然离职，走得急，连交接都没做完。整个总裁办乱成一锅粥。

伊玉漱在那个周五的傍晚，“恰好”路过总裁办，看到满地狼藉的文件和焦头烂额的秘书。

她走进去，什么都没说，用了四十分钟把所有文件按照项目编号、日期和重要程度重新归类，

并贴上了彩色标签。秘书看着焕然一新的文件柜，像看救星一样看她。周一，

伊玉漱被调入了总裁办。她的职位是“总裁办专员”，说白了就是助理的助理，打杂的。

但她在三个月内让所有人都觉得她是“最好用的那一个”——来得最早，走得最晚，

什么杂活都接，什么委屈都吞，被骂了不还嘴，被夸了只会红着脸低头笑。

她开始“学做饭”。这句话在公司里几乎成了一个梗。

伊玉漱隔三差五就会带一些自己做的点心、汤羹到办公室，

分给同事们——但“不小心”总会多出一份，放在陆临风的桌上。

起初陆临风看都不看就扔进垃圾桶，她就在垃圾桶旁边“恰好”经过，看到被扔掉的点心，

眼圈一红，然后第二天继续做。“她是不是有病？”市场部总监在走廊里对同事低声说，

“被扔了还做，这不是舔狗是什么？”伊玉漱端着咖啡经过，低着头，假装没听见。

她确实有病。她的病叫“伊国栋的女儿”。这个病没有药。

这个病只能用一种方式缓解：把陆家的人送进监狱。两年前，

团总部战略发展部启动代号为“清源”的专项审计、针对旗下各分公司高管的履职合规性时，

伊玉漱正在总部战略发展部做数据分析组组长。

陆临风的名字在第一批名单上——但总部对他的调查重点只是“职务侵占”和“利益输送”。

伊玉漱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陆临风。陆振邦的儿子。

她主动找到方衡：“我申请外派。”方衡知道她的背景——整个战略发展部都知道。

方衡沉默了很久，说：“伊玉漱，我需要你亲口告诉我：你去前线，

是为了完成‘清源’的任务，还是为了你父亲的事？”伊玉漱说：“两者不冲突。

”方衡说：“这不够。如果两者冲突了呢？如果你的个人目标影响了任务判断，你怎么办？

”伊玉漱沉默了十秒。“我会把任务放在第一位，”她说，

“因为任务和我的个人目标指向的是同一个人——陆家。但如果有一天它们真的分叉了，

我会退出。我不会让我的仇恨毁掉总部的调查。”方衡看了她很久。“你恨他吗？

”伊玉漱没有犹豫：“恨。”“那你怎么保证自己在他面前不露馅？

”伊玉漱说：“因为我恨的不是陆临风这个人。我恨的是他们父子做过的事。

而让一个人付出代价最好的方式，不是朝他脸上泼**，

是把他的罪行一桩一桩、一件一件、证据确凿地摆在法庭上。为了做到这件事，

我可以在他面前跪下来。”方衡最后批了。但批完之后，

他在私底下对同事说：“伊玉漱这个人，太冷了。冷到我不确定她是在执行任务，

还是在完成一场复仇。”这句话，如果伊玉漱听到，大概会说：复仇和任务，

对别人来说是两条路。对她来说，是一条。3发烧入职第十一个月，

伊玉漱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印象深刻的事。那年冬天特别冷。十二月的上海，湿冷入骨。

公司年终结算，陆临风连续一周加班到凌晨。伊玉漱就连续一周在工位上等，

每天都是最后一个走。第七天，上海的夜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度。

大厦的中央空调在晚上十点自动关闭，伊玉漱裹着一件薄羽绒服坐在工位上，手指冻得发僵，

还在“认真”地整理第二天的会议材料。凌晨一点，陆临风的办公室灯灭了。他走出来，

看到伊玉漱趴在桌上，脸色苍白，嘴唇发紫，额头上全是汗。她发烧了，三十九度八。

陆临风站在她面前，低头看了她几秒，然后用一种近乎冷漠的语气说：“你是不是有病？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回去？”伊玉漱抬起头，眼神迷蒙，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最后只是挤出一个笑：“陆总还没走，

我怕您明天早上要用的资料没准备好……”陆临风沉默了几秒，掏出手机打了120。

然后他转身走了。是保安把伊玉漱送上救护车的。这件事在公司里传开后，

所有人对伊玉漱的评价达成了一致：舔狗界的劳斯莱斯，没救了。但没人知道的是，

那天晚上——准确地说，是在等救护车的那十五分钟里——伊玉漱趁着保安去叫电梯的间隙，

卡（她提前三天从废弃门禁卡堆里找到的、权限尚未被注销的一张）刷开了陆临风的办公室。

她有三分钟。她没用这三分钟翻文件——文件可以等。她做了一件更冒险的事。她蹲下来，

用指甲撬开了办公桌右侧第三块地板。

那是一次例行保洁时她无意中发现的——那块地板与周围的声音不同，踩上去有空响。

她用手机的微距镜头拍了地板缝隙的照片，放大后看到了细微的划痕，

说明这块地板被反复掀起过。三分钟，

、用微型湿度传感器检测是否有电子设备发热痕迹、在相邻两块地板背面用铅笔标注了坐标。

然后她还原一切，坐在工位上，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等着体温升高。

那场高烧是真实的——她需要一份急诊记录来合理化当晚的一切。

她在去医院之前喝了两杯滚烫的热水，又在通风口坐了二十分钟。保安发现她的时候，

她确实已经烧得意识模糊了。但她在意识模糊之前，

已经把当晚所有的发现用加密方式发送到了总部的专用服务器上。那块地板下面，

有一个深度约八厘米的夹层。夹层里没有东西——但夹层的尺寸、位置和封闭方式，

与标准建筑结构图纸不符。这说明那个空间是后期改造的，而且改造得非常专业，

带有防潮和电磁屏蔽处理。这是一个“等待被使用”的隐蔽空间。

伊玉漱在报告中写道：「推测该空间用于存放物理形态的敏感证据或交易工具。

鉴于空间已完成防潮电磁处理但尚未启用，

判断陆临风或其关联方正在准备某项需要物理隔离存放的敏感物品或文件。建议持续监控，

等待启用时机。」她在报告的末尾加了一行备注：「另，本月感冒一次，已自愈。

不影响工作进度。」方衡看到这行备注时，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伊玉漱刚进总部时的样子——二十四岁，扎马尾，穿白衬衫，

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涡。她是那年校招成绩最好的一个，笔试第一，面试时对答如流，

气场强得让几个男面试官都有些不自在。“你为什么选择我们集团？”面试时有人问。

“因为你们的战略发展部，”她顿了一下，

“是国内少数几个真正在做‘企业健康诊断’而不是‘财务粉饰’的部门。

我想做有意义的事。”那个会笑的、有梨涡的、眼里有光的女孩，

现在已经可以面不改色地把自己烧到三十九度八，

然后在一份商业间谍报告里轻描淡写地备注一句“感冒一次”。方衡有时候会想，

这个任务对伊玉漱来说，到底是工作，还是救赎。4窃听器庆功宴前三个月。

伊玉漱等到了一个关键节点——陆临风开始频繁使用那第三块地板下的空间。

第一次启用是在一个周四的深夜。

伊玉漱的远程震动传感器（提前安装在相邻地板背面）在凌晨两点十七分触发。

她从床上弹起来，打开监控终端。陆临风在那块地板下存放了一个信封。信封不厚，

从传感器数据推测，里面大约是三到五页纸。三天后，信封被取走。又过了两周，

第二次存放——这次是一个U盘，加密款，容量推测为64G。

伊玉漱在报告中写道：「判断陆临风正在分批转移关键证据。转移频率加快，

可能意味着他感知到了某种风险，正在做撤离准备。建议加快取证节奏。」

总部批复：「同意。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启动主动取证程序。」主动取证。

这意味着伊玉漱需要从“观察者”转变为“采集者”。她需要接触到那些证据本身。

她用了三周时间，做了一件事：在陆临风办公室安装窃听器。

不是那种电影里的高科技玩意儿——那种东西太容易被反窃听设备扫出来。

她用的是四枚微型薄膜拾音器，厚度只有0.3毫米，柔性材质，自带超薄电池，

续航七十二小时，无无线传输功能，只能物理取出后读取数据。

这种窃听器最大的优点是：它几乎是不可被探测的。因为它没有射频信号，没有磁体，

没有金属外壳，就是一个薄如蝉翼的塑料片加一个微型存储芯片。

最大的缺点是：你必须把它放在足够近的位置才能有效拾音，而且七十二小时后必须取回，

否则数据会被覆盖。安装位置是伊玉漱精心计算过的。第一枚，贴在办公桌桌面下方，

正对陆临风的座位。这里能录到他打电话、与人交谈的主要内容。第二枚，

贴在文件柜侧面与墙壁的夹缝中，对准会议区域。陆临风有时会在办公室里进行小型会议。

第三枚，贴在休息区的茶几下方，对准沙发。这里是他与“特殊访客”交谈时最常坐的位置。

第四枚——第四枚贴在那第三块地板的下方。这是最冒险的一步。

因为如果陆临风再次打开地板，极有可能发现这枚窃听器。但伊玉漱判断，

他取出和存放物品的频率已经增加到每周一到两次，这意味着他在地板前停留的时间会变长，

交谈的内容也会更多——包括可能通过电话或与同伙确认交易细节。“最危险的地方，

往往能录到最有价值的东西。”她在给总部的加密说明中写道。安装的过程比她预想的顺利。

陆临风每周三晚上固定有一个应酬，通常九点开始，十一点前不会回来。

伊玉漱选了一个周三，在八点四十五分用复制好的门禁卡进入办公室。

她用了十四分钟完成全部安装。四枚窃听器，四个位置，误差不超过两厘米。

离开时她故意把一份会议纪要落在了沙发上——这样万一有人事后调监控，

看到她进入办公室，她可以有合理的解释：“我是回来拿落下的文件的。”戏要做**。

这是伊玉漱的原则。接下来七十二小时，是她两年潜伏期里最紧张的时刻。她没有睡觉。

不是不想睡，是真的睡不着。她把接收终端接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戴着耳机，

在出租屋里听了七十二小时的录音。她听到的东西，让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

是因为愤怒。第一段关键录音来自第二枚窃听器。陆临风与财务总监林嘉佑的对话。

林嘉佑说：“去年的那三笔，审计那边我已经平了账，用的是海外供应商的壳。

但如果总部做穿透式审计，壳公司的股权结构经不起查。”陆临风说：“那就再套一层。

BVI架构建好没有？”林嘉佑说：“建好了。但需要你的签字。

”陆临风沉默了几秒：“拿过来。”这是职务侵占和洗钱的铁证。但伊玉漱要的不止这些。

她要的是陆临风亲口说出那个名字——那个把她的父亲送进监狱的人。

第三枚窃听器——沙发下方的那一枚——在第二天晚上录到了她要的东西。

陆临风在与一个人通电话。从称呼和语气判断，对方是他的父亲陆振邦。“……爸，

华东这边的资金我已经转出去了，老周的渠道，和你当年用的一样。

”电话那头的声音模糊不清，但伊玉漱反复听了七遍之后，拼凑出了大致内容。

陆振邦在问：安全吗？陆临风说：“放心吧。当年远洋地产那三个亿都没人查出来，

这次更隐蔽。再说了，就算有人查——”他笑了一下。“就算有人查，

我们不是还有‘那个人’吗？十四年前他能把图纸的事按在伊国栋头上，

十四年后他一样能帮我们摆平。”伊玉漱按下暂停键。她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微微发抖。

“那个人”。十四年前“把图纸的事按在伊国栋头上”。

这证实了她一直以来的推测：十四年前的冤案不是陆振邦一个人干的。

他有一个共犯——一个身份足够高、权力足够大的人，

能够左右调查方向、篡改证据、封住所有人的嘴。“那个人”是谁？她继续听。

但陆临风没有在电话里说出那个名字。他只说了一句：“爸，你放心。

‘那个人’现在的位置比十四年前更高了。整个华东的司法系统，有一半是他的人。

”伊玉漱关掉了录音。她闭上眼睛，坐在出租屋的地板上，后背靠着墙壁，

一动不动地坐了十分钟。十四年前，她的父亲在法庭上说：“图纸被人改过。

原始设计是安全的。”没有人听。现在她知道了原因——不是因为证据不够，

而是因为那个“听了”的人，本身就是陆振邦的共犯。她睁开眼睛，眼睛里没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