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土高坡有妹妹陕北的天，一年四季都是高的。高得让人抬起头来，

就觉得自个儿渺小得像一粒尘土，风一吹，就不知落到哪儿去了。可就是这高天之下，

黄土之上，一辈一辈的陕北人，硬是把日子过成了歌，把苦难熬成了酒。那些信天游，

从山峁峁上飘起来，从沟壑壑里钻出来，飘过了一道道梁，转过了一道道弯，唱的是生死，

唱的是爱恨，唱的也是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命。“对坢坢的那个圪梁梁上站的是哪一个谁？

那就是嗯要命的二妹妹……”我第一次听见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榆林米脂的一个村子里。

那天的日头毒得很，晒得地皮都裂开了口子，可唱歌的人，就那么站在硷畔上，扯着嗓子唱，

唱得眼泪汪汪的。旁边的人告诉我，这首歌里唱的“二妹妹”，不是一个虚的人，

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那个“二妹妹”，叫秦妮。后来我见到了秦妮。

那是在榆林市新建的一所福利院的揭牌仪式上，她穿着一件素净的灰色外套，

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可精神头十足，站在台上说话，声音不大，却字字有力。

她说：“我这辈子，前半生是为了家，后半生，我想为了更多的人。”台下掌声雷动，

她却只是淡淡地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沧桑，有欣慰，

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陕北的黄土高原，经历了千万年的风雨，沉默着，

却厚重得让人心疼。仪式结束后，我跟她坐在福利院院子里的长椅上，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太阳从东边挪到了西边，影子从短拉到了长，她的故事，像一条河，慢慢地流淌出来。她说，

你就叫我二妹妹吧，村里人都这么叫我。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飘向了远处。

榆林的天际线上，是连绵不断的黄土山梁，和她的家乡米脂，一模一样。

2家破人亡命是天秦妮的家，在米脂县城往东三十里的一个小村子里。

那个村子藏在一道沟里，两边是光秃秃的山，山上长着些歪歪扭扭的枣树，

沟底有一条干涸的河，河滩上全是石头。村子里的人祖祖辈辈就住在这里，

靠着几亩薄田过日子，春天种下玉米和谷子，秋天收回来，一年的光景就过去了。

秦妮的父亲叫秦德厚，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吃苦。

别人家种一茬庄稼，他要种两茬；别人家喂一头猪，他要喂三头。他常说，人穷不要紧，

只要肯下苦，日子总能过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大儿子小强念书，念出这个山沟沟，

去城里头过好日子。秦妮的母亲叫李秀英，是邻村的女子，嫁过来的时候，

陪嫁的是一床被子、两个柜子，还有一副好嗓子。她唱信天游唱得好，

村子里谁家过红白喜事，都要请她去唱几句。她常唱的那首歌，

就是《那就是不要命的二妹妹》。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这首歌，

后来会跟她的女儿紧紧地绑在一起。秦妮是家里的老二，上头就一个大哥秦小强，

比她大六岁，她的邻居玩伴林军比她小两岁，是同村老林家的孩子，每天就是秦妮的小弟弟。

大哥从小就是个聪明孩子，老师都说这娃将来有出息，是全村人都看好的苗子。

弟弟林军性子老实，不爱说话，就知道闷着头干活，跟谁都不争不抢的，像个闷葫芦。

秦妮是家里唯一的女子，从小就被全家人惯着，父亲赶集回来，

总要给她捎一块糖；母亲做饭，总要给她留一个窝窝头；林军那时不跟村里的孩子玩，

总是默默地跟在秦妮身后，秦妮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像一条甩不掉的小尾巴。

那是一九**的光景，陕北的农村还很穷。

秦德厚一家六口人——和爷爷奶奶——挤在三孔土窑洞里，窑洞的墙壁被烟熏得乌黑，

炕上铺着一块羊毛毡，补丁摞着补丁。可日子虽然穷，一家人在一起，倒也热热闹闹的。

秦妮记得，每到冬天的晚上，一家人就围坐在炕上，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

父亲抽着旱烟锅子，给他们讲古朝。爷爷盘腿坐在炕头上，吧嗒着焊烟锅子，

时不时插一句嘴。奶奶耳背，听不清大家说啥，就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大家子人，

脸上的皱纹像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一样深。那是秦妮记忆里最好的光景。那时候她还小，

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就像春天的杏花一样，开得快，落得更快。秦妮六岁那年，出了一件事，

把整个家都塌了。那年秋天，父亲秦德厚去山上打枣，踩着梯子爬上崖畔的那棵老枣树。

那棵树长在崖边上，枣子结得繁得很，红彤彤的，像挂了一树的小灯笼。

秦德厚想着多打些枣子，晒干了拿到集市上去卖，换些钱给娃们买过年的新衣裳。

他爬得太高了。梯子滑了，他从崖上摔了下来，摔到了沟底的石头上。

村里人把他抬回家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看着炕上坐着的两个娃，看着瘫坐在地上的秀英，看着眼泪汪汪的老父亲老母亲，

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一点声音。秦妮被母亲抱在怀里，她看见父亲的嘴角淌出血来，

她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害怕，哇的一声哭了。那年才四岁的林军，

被这场景吓坏了，缩在炕角，一声不吭，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

眼泪默默地往下淌——他就是这样的性子，看着秦妮哭，他也哭，就是不说话。

父亲是在半夜走的。走的时候，外面刮着大风，风把窑洞的门吹得哐当哐当响，

像有什么东西在敲门。母亲趴在父亲身上哭，哭得声嘶力竭，

哭得隔壁的婶子们都跟着掉眼泪。爷爷奶奶坐在炕上，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呆呆地坐着，

像两尊泥塑的像。大哥秦小强那年十二岁，他跪在父亲的灵前，磕了三个头，站起来，

一句话没说，走到院子里，对着那架黑黝黝的大山，站了一整夜。秦妮那时候太小，

她不懂得死是啥意思。她只知道父亲躺在那里不动了，不跟她说话了，不给她捎糖了。

她拽着父亲的衣角，说，大，你起来，你给我买糖去。没有人回答她。她又拽，说，大，

你起来呀，我不吃糖了，你起来呀。母亲把她拉走了，搂在怀里，说，妮儿，你大走了，

再也回不来了。秦妮又哭了，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整条沟都能听见。林军也跟着哭了，

他扑在村口的老柳树上，用小手抓着树干，终于哭出了声，那声音细细的，像一只小猫在叫。

秦妮哭声，像一把刀子，扎在每一个人的心上。父亲走了以后，

这个家就像一座房子抽掉了一根大梁，晃晃悠悠的，随时都要塌。爷爷的腿本来就不好，

受了这个打击，更是下不了炕了。奶奶的眼睛哭得看不见东西了，整天坐在炕上念叨，

说老头子你慢点走，等等我，我跟你一块儿走。母亲李秀英是个刚强的人。她擦了眼泪，

把两个娃叫到跟前，说，你大走了，这个家还在。只要有我在，天就塌不了。从那以后，

母亲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她种地、喂猪、养鸡，天不亮就起来，忙到半夜才睡。春天，

她扛着锄头去地里刨地，刨得手上全是血泡；夏天，她顶着日头在地里锄草，

晒得脊背上脱了一层皮；秋天，她一个人收庄稼，背着一百多斤的谷子从山上下来，

腿肚子直打颤；冬天，她也不闲着，去镇上给人打工，砸石子、搬砖头，啥活都干。

可就算这样，日子还是紧巴巴的。两个娃要吃饭，两个老人要吃药，大哥还要念书。

母亲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可到了月底，还是揭不开锅。

秦妮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懂事的。她看见母亲的手，从白白胖胖的手，变成了黑黑瘦瘦的手，

骨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泥土。她看见母亲的头发，三十出头的人，

已经有了白头发。她看见母亲的腰，慢慢地弯了下去，像一棵被风刮歪了的树。

她想帮母亲干活，可她太小了，够不着灶台，扛不动锄头。她就去捡柴火，去拔猪草，

去给母亲打下手。她学会了烧火、和面、喂猪、扫院，学会了在母亲累得直不起腰的时候，

给她倒一碗水，给她捶一捶背。林军虽然比她小两岁，却像个小大人一样，

默默地跟在她身后。秦妮捡柴火，他也捡；秦妮拔猪草，他也拔。他不说话，就是闷着头干，

干完了就蹲在旁边等秦妮。有时候秦妮累了，坐在田埂上歇气，林军就挨着她坐下来，

把脑袋靠在她肩膀上，说，姐，你歇歇，我帮你干。秦妮摸摸他的脑袋，说，你还小，

长大了再帮姐干。林军说，我不小了，我要保护姐。秦妮听了，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她把林军搂在怀里，说，好，你保护姐，姐等着，

没想到这句无心的话却印在四岁的小林军心里！爷爷是在父亲走后的第二年冬天去世的。

爷爷走的时候，拉着母亲的手，说，秀英，这个家苦了你了。母亲说，大，你放心走吧，

我会把这个家撑起来的。爷爷点了点头，又看了看炕上坐着的两个娃，说，让娃们念书，

一定要让娃们念书。说完这句话，爷爷就闭上了眼睛。奶奶是在爷爷走后的第三个月走的。

奶奶走的时候，已经不认识人了，嘴里一直念叨着爷爷的名字，说，你等等我，我来了。

三年之内，这个家走了三个人。窑洞里空荡荡的，冷清清的，说话都有回声。母亲坐在炕上，

看着空出来的三个位置，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坐着，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她起来，

照样去喂猪、去扫院、去做饭，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秦妮后来才明白，母亲不是不伤心，

是不能伤心。这个家就剩她一个人撑着了，她要是倒了，这个家就真的塌了。

大哥秦小强念书很争气。他考上了县里的中学，后来又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再后来，

他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是整个村里头一个大学生。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哭了。

那是父亲走后，秦妮第一次看见母亲哭。母亲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像筛糠一样，

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砸在那张纸上，把墨迹都洇开了。可高兴完了，就是发愁。

大学的学费，要三千多块。三千多块，在那个年代的陕北农村，是一笔天文数字。

母亲把家里的粮食卖了，把猪卖了，把鸡卖了，东拼西凑，还差一大截。母亲就去借。

她挨家挨户地借，借遍了全村，又去邻村借，借得人家看见她就躲。她陪着笑脸，

低声下气地说，他叔，我家小强考上大学了，学费还差一些，你行行好，借我几百块，

我秋后卖了粮食就还你。有人借了，有人没借，还有人说了些难听的话。有人说，

一个寡妇家家的，供啥大学生，早点让娃出去打工挣钱算了。有人说，

穷人家娃娃念那么多书有啥用，迟早是别人家的人。母亲听了这些话，不吭声，低着头走了。

回到家，她把借来的钱一张一张地数，数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不够。秦妮那年十三岁，

大哥秦小强十九岁，正在镇上念初中。她知道家里的难处，可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只知道自己不能给母亲添乱，她得好好学习，考个好成绩，让母亲高兴。可事情的发展，

由不得她。大哥刚上大学的那年秋天，母亲病倒了。那是长年累月劳累攒下来的病。

母亲的身子早就不行了，可她一直撑着，不肯去医院，不肯吃药，把钱一分一分地省下来，

给大哥攒学费。这一回，她撑不住了，倒在灶台前，手里还握着一把柴火。

秦妮从学校赶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被邻居抬到了炕上。母亲的脸蜡黄蜡黄的，

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嘴唇干裂，眼睛深深地凹进去，像两口枯井。秦妮扑到炕前，

抓住母亲的手，喊，妈，妈，你咋了？你咋了？母亲睁开眼睛，看了看她，笑了一下，说，

没事，就是累了，歇歇就好了。邻居林家婶子把秦妮拉到一边，悄悄说，妮儿，

你妈这病不轻，得去城里医院看，不能拖了。秦妮点了点头。她知道，这个家，

该她站出来了。那天晚上，秦妮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坐了很久很久。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的，

像撒了一把碎银子。远处的山梁黑黝黝的，像一头卧着的牛。风吹过来，带着枣花的香气，

也带着黄土的苦涩。她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爷爷，想起了奶奶。她想，如果父亲还在，

这个家就不会是这样。可父亲不在了，母亲病倒了，大哥在省城念书，这个家，就剩她了。

她想了很久，想得眼泪流了干，干了流。最后，她站起来，拍了拍**上的土，走进了窑洞。

她跟母亲说，妈，我不念书了。母亲愣住了，随即就哭了。她说，妮儿，你胡说什么？

你成绩那么好，老师都说你能考上高中，能考上大学，你不能不念。秦妮说，妈，

你的病要紧。你先看病，等你好了，我再念。母亲说，不行，绝对不行。你大走的时候说了，

让娃们念书，一定要让娃们念书。我不能对不起你大。秦妮说，妈，大哥已经念上大学了，

他就是咱家的希望。等他念出来，有了工作，咱家的日子就好过了。我不念了，我出去打工，

挣钱给你看病，供大哥念书。母亲哭得更厉害了，说，妮儿，你还小，你才十三岁，

你不能不念书啊。秦妮给母亲擦了擦眼泪，说，妈，我不小了。我能干活，我能挣钱。

你放心，我不会让这个家垮的。那天晚上，秦妮做了一个决定，一个改变了她一生的决定。

她不知道这个决定会把她带到哪里，她只知道，她不能让母亲倒下，不能让这个家散了。

老祖宗留下一句话，一个家庭，男娃才是家里的顶梁柱。可在这个家里，

顶梁柱倒了一根又一根，最后撑起这片天的，却是这个十三岁的女娃娃。

她就是那个“二妹妹”。站在圪梁梁上，迎着风，扛着命，硬生生地撑起了一个家。

3辍学打工藏情愫秦妮辍学以后，先是在镇上的一家饭馆打工。

洗菜、洗碗、扫地、抹桌子，一个月挣八十块钱。

她把八十块钱分成三份：三十块寄给省城的大哥，三十块拿回家给母亲看病买药，

剩下的二十块，她留着自己用——可她从来不舍得花，攒着，攒到年底，给母亲买件新衣裳，

有时也给林军弟弟买点好吃的。林军那时候才十一岁，还在村里的小学念书。

他知道了秦妮辍学的事，没有说什么，只是放学以后，默默地跟在秦妮身后，

帮她捡柴火、拔猪草。秦妮赶他回去写作业，他说，姐，我帮你干完再写。秦妮骂他，

他就笑笑，不说话，照样干。秦妮知道，同村这个弟弟是心疼她。这个闷葫芦一样的弟弟，

心里比谁都明白。他不会说好听的话，可他的行动，比什么话都暖。饭馆的活儿很累，

从天不亮干到半夜，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秦妮的脚肿了，腿肿了，手被洗洁精泡得脱了皮，

裂开了一道一道的口子，碰一下就疼得钻心。可她从来不叫苦，咬着牙忍着。她知道，

她没有叫苦的资格。这个家，需要她。后来，她又去了县城，在一家裁缝铺当学徒。她聪明，

手巧，学了半年就能自己做衣裳了。师傅很喜欢她，说这女子心灵手巧，将来一定有出息。

秦妮听了，笑了一下，没说话。她不敢想将来，她只想着眼前的每一天——多挣一分钱，

母亲就能多买一盒药，大哥就能多买一本书。大哥秦小强在省城念大学，很用功，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知道家里的难处，知道妹妹在打工供他念书，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给妹妹写信，说，妮儿，哥对不起你，等哥毕业了，找到工作了，

一定好好报答你和这个家。秦妮回信说，哥，你好好念书，别操心家里。家里有我呢，

你放心。你是咱家的希望，你一定要念出来。那些信，秦妮一直保存着。

她用一个塑料袋子装着，放在枕头底下，想大哥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林军念信的时候，

她就坐在旁边，安安静静地听着，眼睛亮亮的，像两颗星星。那时候，秦妮最大的愿望，

就是大哥能顺顺当当地念完大学，找到一份好工作，过上好日子。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

没有想过自己也要过好日子。她觉得，只要大哥好了，这个家就好了，她就好了。母亲的病，

在秦妮的悉心照料下，慢慢好了起来。可身子骨大不如前了，干不了重活，

只能在家里做做饭、喂喂鸡。秦妮不让她操心，说，妈，你就好好歇着，家里的事有我呢。

为了方便照顾母亲，秦妮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子，把母亲从村里接了出来。那间房子很小，

只有四十个平方，两张床、一个灶台、一个柜子，就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的。

可秦妮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墙上贴了一张年画，窗台上放了一盆仙人掌，

倒也有了几分家的样子。秦妮白天在裁缝铺上班，晚上回来给母亲做饭、洗衣服。

她学会了炒菜、蒸馍、擀面，学会了给母亲熬药、拔火罐、扎针。她什么都学会了，

就是没学会哭。林军上了初中以后，每个周末都从镇上走二十里路来县城看婶子和姐姐。

他来的时候，背着一袋子土豆或者玉米面，那是他母亲让他给婶子和姐姐。

秦妮心疼他家里人，说，你家里也不容易，不要让你母亲再让你送吃的了。林军说，姐，

我家里能种地，也不缺。你在外面打工辛苦，婶子也有病，要多吃点才能养好身体。

秦妮看着弟弟林军黑瘦的脸，心里酸得不行。她摸着他的脑袋说，林军，你一定要好好念书，

姐希望你也能考大学。林军摇了摇头，说，姐，我不想念了，我想去当兵。秦妮愣住了。

她说，你胡说什么？你才多大？当什么兵？林军说，姐，我十五了。我不喜欢念书，

我喜欢当兵。我想去部队锻炼锻炼，以后回来了，也能找到工作。秦妮不同意。

可林军倔得很，他不说话，就是不说话，可那股子拧劲儿，谁也拗不过。后来，

他果然去了部队，成了一名**战士。临走的那天，林军站在村口，

对着秦妮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说，姐，你放心，我会好好的。等我回来，我保护你。

秦妮哭了。这是她这么多年第一次在外人面前哭。她说，你走吧，照顾好自己。

林军当兵以后，秦妮依然在那个小小的出租屋里，照顾着母亲，打着工，供着大哥。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像磨盘一样，一圈一圈地转，磨掉了她的青春，磨掉了她的梦想，

可磨不掉她心里那口气。大哥大学四年，秦妮供了四年。四年里，她没有买过一件新衣裳，

没有吃过一顿好的，没有像同龄孩子那样大声笑过。她把所有的钱都省下来，寄给大哥，

拿回家。她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拉着这个家的磨盘，一圈一圈地转，一转就是四年。

四年后，大哥毕业了，被分配到了北方一个大城市的一家国企。那是一家很大的企业，

福利好，待遇高，是很多人挤破头都想进去的单位。大哥去了以后，干得很好，

领导很器重他，同事也很喜欢他。他一步步地往上走，从技术员到工程师，

从工程师到项目经理，从项目经理到部门主管。大哥工作以后，没有忘记家里的恩情。

他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钱，不多，一开始是几百块，后来慢慢涨到了一千块。这些钱，

对秦妮来说，是天大的帮助。母亲的药费有了着落，家里的吃穿用度也不再那么紧巴了。

秦妮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秦妮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她白天在裁缝铺上班，晚上回到家里，不再只是倒头就睡，而是开始琢磨一些事情。她想，

我不能一辈子给人打工，我得有自己的手艺，自己的生意。大哥寄回来的钱，她舍不得花，

一分一分地攒着，攒了两年，攒出了一笔小小的本钱。她辞了裁缝铺的工作，

在县城租了一间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裁缝店。店面不大，只有十几平米，

可秦妮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挂上自己做的衣裳，花花绿绿的，倒也招人喜欢。她手艺好，

做的衣裳针脚细密、款式新颖，价钱又公道，很快就有了回头客。小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她又雇了两个帮工，又开了一家分店。就在这一年，林军从部队退伍回来了。

林军在部队待了五年，从一个瘦弱的少年，长成了一个魁梧的汉子。他穿着军装，

站在秦妮面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秦姐，我回来了。秦妮看着他，差点没认出来。

林军长高了，长壮了，脸上有了棱角，眼神也变得坚毅了。可他还是那个闷葫芦，不爱说话，

就爱笑。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一口白牙，憨憨的，像个孩子。秦妮说，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小军在部队学了不少本事，开车、修车、管理、带兵，样样都行。

他没有去找别的工作，直接来到了姐姐的店里帮忙。他说，姐，你一个人太累了，我来帮你。

秦妮说，你在部队学了那么多本事，去城里找个好工作多好，在我这小店里屈才了。林军说，

姐，我不去。我要守着你。当年你为了家里，连学都不上了，虽然我们是同村，我姓林，

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姐姐，我要是连这点忙都不帮，我还是人吗？秦妮拗不过他，

就让他留下了。林军不会做衣裳，可他肯学，学了半年，也能上手了。更重要的是，

他做事踏实，任劳任怨，店里的大小事务，他一个人全包了。进货、送货、管账、招呼客人，

样样都干得利利索索的。秦妮有了这个帮手，轻松了一大截，

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设计和经营上。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秦妮的裁缝店越做越大，

她又开了一家服装厂，

专门做陕北特色的服装——那些花花绿绿的大襟袄、绣花鞋、羊肚子手巾，她做得比谁都好。

小军成了她最得力的助手，开车、跑业务、管生产，什么都能干。他就像一头老黄牛，

闷着头干活，从不说累，从不抱怨。小军退伍后的第三年，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