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罢免的消息，是在集团第一季度复盘会上公布的。叔叔站在投影幕前，

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鉴于陆薇同志在城东项目中未能达成预期收益指标，

经董事会决议，即日起免去其项目总负责人职务。”会议室里三十七个人，没有一个人看我。

我的父亲——集团的创始人，坐在长桌最远端。他从头到尾没有抬头，只是翻着面前的报告，

仿佛这件事跟他毫无关系。我盯着他花白的鬓角，等了整整十秒。他没有说话。

“城东地块的投入产出比严重失衡，”叔叔继续说，

光标在PPT上划过一串触目惊心的红色数字，“两亿三千万的前期投入，

目前回报率不足百分之三。这样的业绩，放在任何一家房企，都是要被问责的。”问责。

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差点笑了。城东地块是我三年前从零开始啃下来的。

那片地以前是化工厂，土壤重金属超标，没人敢碰。

我花了八个月跑环保局、建工局、规划局，把环评报告改了十七版。

我把所有能抵押的东西都押上了，包括我妈留给我的那套房子。项目现在确实没回本。

但谁都清楚，城市新区的地铁三号线明年就要通了，到时候那片地的估值至少翻三倍。

他们只是不想等我了。“南城旧改项目，一直缺一个负责人，”叔叔终于说到正题，

“董事会讨论过，觉得你比较合适。”大屏幕上跳出一张卫星图。

那是一片被城市遗忘的角落——南城罐头厂旧址，

周边是密密麻麻的城中村、违章搭建的铁皮房、还有一条臭了二十年的排水渠。

去年**招标的时候，十七家房企去看过地，十六家当场放弃。剩下那家，是周然。

这个名字跳进脑海的时候，我的太阳穴开始突突地跳。周然，独立设计师，

城市更新领域的理想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我的仇人。十年前，

她刚毕业的时候，曾在我爸的公司实习过三个月。那时候我还在国外读书，听秘书说，

有个实习生写了一封万字长信，举报集团在城北项目中使用不合规的建筑材料。

那封信最后被压了下来，写信的人也被劝退了。但我记住了这个名字。不是因为那封信，

而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事——城北项目交付第三年，外墙出现大面积开裂，

有住户被掉落的瓷砖砸伤了。集团赔了一大笔钱，我爸在那之后身体就大不如前。

如果当时那封信被重视，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而现在，他们要我去跟那个理想主义者合作。

“南城旧改是**今年的重点工程，”叔叔的语气变得语重心长，

“定位是‘女性友好城市示范区’。这个方向，集团内部没有合适的人选，

但你的……”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措辞。“你的身份，比较合适。”我的身份。

一个女人的身份。我攥紧了手里的笔，指节发白。我在这家公司拼了八年，

拿下的项目比在座任何一个男人都多。但到头来，他们记住的只有我的性别。“所以，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我需要跟周然一起做这个项目？”“不是一起做，

”叔叔纠正我，“是你们各带一队，共同负责。**那边要求两家公司联合开发，资源共享，

风险共担。”他冲我露出一个温和的笑。“薇薇，叔叔相信你能处理好。

”那个笑让我后背发凉。我太了解他了。这个项目是个烫手山芋，做好了，

功劳是“联合开发”的；做砸了，所有的锅都会落在我头上。一个女人，加一个理想主义者，

在一堆废墟里建什么“女性友好城市”——这故事说出去，连标题都帮媒体想好了。

我想拒绝。但我知道我不能。因为一旦拒绝，就意味着我彻底退出了集团的权力中心。

叔叔会顺理成章地把我边缘化，

然后他的儿子——我那个除了泡吧什么都不会的堂弟——会坐在我曾经的位置上。我站起来。

椅子在地板上划出一道刺耳的声音。“行，”我说，“我去。”我走出会议室的时候，

手机震了一下。是一条微信好友申请，头像是一片模糊的雪山。备注写着：周然。南城项目。

明天见。我盯着那片雪山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屏幕摁灭了。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

我看见镜面里的自己——妆容精致，头发一丝不苟，嘴角甚至挂着一丝得体的微笑。

看起来无懈可击。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指甲已经掐进了掌心的肉里。痛，但清醒。

第二章废墟南城罐头厂旧址，比我想象的还要烂。第二天早上八点，我站在厂区大门口，

脚下的水磨石地面碎得像龟裂的河床。头顶的雨棚锈穿了几个大洞，阳光从洞里漏下来，

在地上投出歪歪扭扭的光斑。厂区占地约四万平方米，三排车间、一栋办公楼、两栋宿舍楼，

外加一大片被违章建筑蚕食的空地。车间里还堆着几十年前的生产线设备，铁锈味混着霉味，

呛得人想咳。最难闻的是那条排水渠。它从厂区南边流过，宽度不到三米，

水面上漂着各种颜色的垃圾——塑料袋、泡沫饭盒、破衣服、还有不知道从哪来的动物尸体。

水是墨绿色的，偶尔冒几个泡，像一锅煮沸的毒药。我绕着厂区走了一圈，花了四十分钟。

每一步都在刷新我对“烂”的认知。办公楼的门窗全被卸走了，

只剩下黑洞洞的框架；宿舍楼的墙壁上长满了青苔，有几面墙已经歪了，

用几根木棍撑着；空地上堆着附近居民倾倒的建筑垃圾，碎砖、钢筋、水泥块，

像一座座小型坟包。最“精彩”的是，我在第二车间后面发现了一片被私自圈起来的菜地。

有人在这儿种菜。这倒不意外。南城旧改喊了三年没动工，

周边居民早就把这块地当成自家的后院了。要动这块地，就得先跟这些人打交道。

我正蹲在地上看那片菜地，身后传来脚步声。很轻，带着一点犹豫，像是踩在碎玻璃上。

“陆薇？”我站起来，转身。周然站在三米外。她比我想象中矮一些，扎着低马尾，

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脚上的马丁靴沾满了泥。手里抱着一卷图纸，

图纸外面裹着塑料膜，大概是怕弄脏。没有化妆，没有首饰，甚至没有带一个像样的包。

看起来不像设计师，倒像工地上跑现场的施工员。“周然。”我点头。她走过来，

把图纸放在一块还算干净的水泥墩上，开始铺开。“我昨天来看过一次，”她说，

声音有点哑，像是没睡好，“大概测了一下，

需要保留的建筑有三栋——办公楼、第一车间和第三车间。办公楼可以改造成社区服务中心，

第一车间层高够，适合做室内活动空间，第三车间……”“这些以后再说。”我打断她。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瞬间的意外，

但很快被一种我熟悉的情绪取代了——那种被冒犯后的克制。“现在最重要的事，

是先把地清出来，”我说，“违章建筑要拆，排水渠要整治，场地要平整。

这些基础工作不做完，后面的设计都是纸上谈兵。”“我知道，”她说，

“但拆迁涉及到三十七户居民的安置问题，需要先跟街道办沟通。

而且排水渠的整治涉及市政管网改造，要跟水务局协调。这些工作我已经在推进了。

”她说话的时候看着我，目光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她已经开始了。在我还在集团总部被人当众羞辱的时候，

她已经跑过现场，摸清了底数，甚至开始协调相关部门了。这让我很不舒服。

不是因为她的效率——而是因为她的效率，让我的迟到显得格外刺眼。“那就按你的进度来，

”我说，声音比我预想的更硬，“但我需要提醒你一件事。这个项目的预算有限，

时间更有限。**那边要求十八个月内完成首期建设。

我不希望因为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把工期拖得太长。”她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

“你说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具体是指什么？”“比如，”我看着她，

“所谓的‘女性友好’。”空气安静了两秒。排水渠里冒了一个泡，发出咕噜一声。

“‘女性友好’不是理想，”她说，语气很平，“是标准。”她从图纸下面抽出一张A4纸，

递给我。那是一份手写的清单，字迹很工整，像是练过书法的人写的。

上面列着：南城旧改·女性友好设计要点（初稿）1、安全：所有步行通道确保视线通透，

消除视觉死角；夜间照明照度不低于15勒克斯；关键节点安装紧急呼叫装置。

服务中心设24小时母婴室；公共卫生间女男厕位比例不低于2:1；主要动线设休息座椅，

间距不超过50米。

的女性创业孵化空间；优先引入女性手工艺人、单亲妈妈创业项目；配套儿童临时托管设施。

我一行行看下去。每一个字都很具体，每一组数字都有依据，

每一类设施都对应着某种真实存在的需求。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空想。

这是一个在这个领域深耕了十年的人，交出的作业。我把清单还给她。“可以，”我说，

“但预算要控制。”她接过清单，嘴角动了一下，算不上笑，更像是一种确认。“我知道，

”她说，“我会算好的。”我们沉默地对视了几秒。然后她低头收拾图纸，

我转身往厂区外面走。走了几步，我听见她在后面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

“你鞋带松了。”我低头看了一眼。确实松了。我没理它，继续往前走。

走出厂区大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蹲在水泥墩旁边，

正把图纸一卷一卷地塞进一个帆布袋里。阳光照在她身上，影子拉得很长。

我突然想起十年前，秘书跟我说起那个写举报信的实习生时的语气：“挺傻一姑娘，

啥都不图，就图个‘对得起良心’。”十年过去了。她好像一点都没变。我拉开车门，

坐进去，关上门。手机响了。是叔叔的助理发来的消息：陆总，

南城项目的首期拨款已经到账了，八百五十万。请注意查收。八百五十万。我闭上眼睛。

四万平方米的地，八百五十万。连平整场地的钱都不够。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支持”。

我发动车子，倒车镜里，周然背着帆布袋走出了厂区大门。她站在路边，好像在等车。

这个鬼地方，连个公交站都没有。我犹豫了大概两秒钟。然后我踩下油门，

从她面前开过去了。倒车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灰色的点，

消失在城市的灰色背景里。第三章刺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说是办公室，

其实就是罐头厂办公楼里一间稍微不那么破的房间。窗户用塑料布糊着，门关不严实，

墙角有一窝不知道死了多久的老鼠。我让人清理了三天，换了新桌椅，装了空调，

总算能待人了。桌上的文件堆了半尺高。

拆迁安置方案、环评报告、规划设计条件、**会议纪要……每一份都在提醒我，

这个项目有多难。最棘手的是拆迁。厂区周边的三十七户违建，住户情况复杂。

有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的老居民，有租房子开小店的个体户，有从外地来的务工人员，

还有几户是低保户，全家就靠那间铁皮房遮风挡雨。按政策，违建拆迁是没有补偿的。

但人住在里面，你总不能把人直接赶出去。我翻着街道办送来的住户花名册，

看到一个名字的时候，手指停住了。赵秀英，女，62岁，低保户，独居。

住址：罐头厂南侧违建区第12号。旁边用铅笔写着备注：老太太不肯搬，

之前做过三次工作都没成。我拿起电话打给街道办的王主任。“王主任，

南侧违建区第12号的赵秀英，具体什么情况？”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哎，

这个老太太啊，”王主任叹了口气，“她老伴以前是罐头厂的工人，后来厂子倒闭了，

两口子就在厂区边上搭了个棚子住。五年前老伴走了，就剩她一个人。老太太脾气倔，

之前我们去做工作，她拿扫帚打人。”“低保户的话，有没有可能走特困安置？

”“我们申请过，但政策上卡得死。违建就是违建，不能因为这个开口子，

否则后面的人全来找你。”我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窗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像有人在吵架。我走到窗边往外看，铁皮房那边围了一堆人，有个女人在哭。我下楼走过去。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缝，我看见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蹲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孩子大概一岁多，正在哭。女人面前站着一个男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工装，

正指着她的鼻子骂。“老子说了多少遍，今天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房东把房子卖了，

老子也没办法！”女人不说话，只是抱着孩子发抖。我走过去，站在男人面前。“你是谁？

”他上下打量我。“这块地的开发商，”我说，“你有什么事跟我说。”“跟你说？

”他嗤了一声，“你能给钱？房东把房子卖了两百多万，他一分钱没给老子，

老子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跟房东签了合同？”“签了，还有一年才到期呢！

”“那你不该找我，该去找房东。合同纠纷，走法律程序。”“法律程序？

”他嗓门突然大了起来，“老子连饭都吃不上了，你跟我讲法律程序？你们这些有钱人，

就知道欺负我们这些打工的！”他往前逼了一步，唾沫星子溅到我脸上。我后退了一步。

不是因为怕，而是因为我看见他攥紧的拳头。这时候，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

挡在我和那个男人之间。是周然。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手里还拎着一个塑料袋，

里面装着几盒盒饭。“大哥，”她说，声音不大，但很稳，“你孩子多大了？”男人一愣。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听见孩子在哭，”她蹲下来，看着女人怀里的孩子，

“是不是饿了？我这儿有饭。”她把塑料袋递过去。女人犹豫了一下，接过去，打开一盒饭，

开始喂孩子。孩子不哭了。男人的拳头慢慢松开。“大哥，你住这儿多久了？”周然站起来，

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两年了，”男人的语气缓和了一些，“在旁边的工地上干活。

”“那你知道房东叫什么名字吗？有他的电话没有？”“有倒是有，那王八蛋不接电话。

”“你把号码给我，我帮你想办法。我们公司法务可以帮你联系他，

看看能不能把押金和剩余的租金要回来。”男人看着她，像是在判断她说的是真是假。

“真的？”他问。“真的，”她说，“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别再动手了，吓着孩子。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翻出一个号码递给她。她存下来，

又问了男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一一记在手机备忘录里。“你等我消息，”她说，

“三天之内给你答复。”男人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女人抱着孩子站起来，冲周然鞠了一躬，

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周然冲她笑了笑：“没事，你先回去。”人群散了。她转过身，

看着我。“你没事吧？”“没事，”我说，“你不该随便许诺。

公司法务不可能为了一个租客的押金去跟房东打官司。”她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失望，甚至没有意外。只有一种平静的、早就料到的了然。

“我知道，”她说，“但我自己可以。”她从手机里翻出那个号码，又存了一遍。

“我以前帮人处理过这种纠纷，”她解释，“这种小案子，走仲裁很快的。

不需要公司法务出面。”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都没说。

为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在我翻花名册、打电话给街道办、坐在办公室里分析政策的时候，

她已经走到了人群中间，蹲下来，用一盒盒饭化解了一场冲突。

她知道那个男人的名字、孩子的年龄、房东的号码。而我，

只知道花名册上的一个名字和一串备注。她拎起地上的塑料袋，里面还有几盒盒饭。

“你吃了吗？”她问。“没有。”她从袋子里拿出一盒，递给我。“给。”我接过来。

盒饭是凉的，米饭有点硬，菜是西红柿炒蛋和炒土豆丝，很素。我吃了第一口的时候，

她已经在旁边蹲下来，打开另一盒，用筷子把土豆丝拨到米饭上，大口大口地吃。

吃相谈不上好看，但很真实。就像她这个人一样。“下午我要去趟街道办，

”她一边吃一边说，“关于排水渠的事。你要一起吗？”我嚼着嘴里的米饭，

含糊地嗯了一声。她点了点头，没再多说。我们就这样蹲在罐头厂门口的台阶上，

吃完了两盒凉掉的盒饭。阳光照在脸上，暖烘烘的。排水渠里的臭味时不时飘过来，

但奇怪的是，我没有觉得恶心。也许是因为饿了。也许是因为别的。第四章破局下午两点，

我和周然一起去了街道办。王主任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圆脸，说话慢条斯理的，

一看就是基层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油条。他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办公室，倒了茶，寒暄了几句，

然后开始诉苦。“两位总啊，这个南城旧改，我们街道盼了好多年了。但是你们也知道，

这个地方情况复杂，牵涉的部门多，光靠我们一个街道，实在是力不从心啊。

”他拿出一沓文件，翻了翻。“比如这个排水渠，它连着市政管网，要动就得水务局批。

水务局说要等雨季过了才能施工，雨季过了又说预算没下来。这一拖就是两年。

”“还有这个违建，三十七户，我们做了无数次工作，嘴皮子都磨破了。有的人愿意搬，

有的人死活不搬。我们又没有执法权，只能劝。”他把文件合上，叹了口气。“所以啊，

这次旧改，关键还是要靠你们企业。**这边能给的优惠政策，我们一定给到位。

但具体的工作，还得你们自己去做。”我听得出来，他这是在把球踢给我们。**给政策，

企业出钱出力，出了问题——对不起，那是企业的事。“王主任，”我说，“政策方面，

我们肯定全力配合。但有些事，光靠企业解决不了。比如拆迁安置，违建户没有合法身份，

走不了正常的安置渠道。这件事需要街道帮忙协调，看能不能争取一些特事特办的政策。

”王主任面露难色。“这个……政策上确实有难度。违建就是违建，开了口子，

后面的人……”“那能不能这样，”周然突然开口，“我们不以拆迁补偿的名义，

而是以‘就业安置’的方式来解决？”王主任愣了一下。“就业安置？”“对，

”周然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是我早上见过的那份清单，

“我们这个项目定位是‘女性友好城市示范区’，里面有就业扶持的内容。我们可以承诺，

优先录用符合条件的居民，参与项目建设和后期运营。对于那些愿意配合搬迁的住户，

我们可以提供工作岗位。”她看了我一眼。“而且，我们可以在项目里预留一部分空间，

做一些小商铺，优先租给这些住户。”我皱了皱眉。预留商铺？那意味着要牺牲可售面积，

直接影响项目的经济测算。但我没有当场反驳她。因为我知道，她说的有道理。

在这个节骨眼上，硬碰硬地搞拆迁，只会激化矛盾。与其花钱打官司，不如花钱买人心。

“商铺的事可以再议，”我接过话，“但就业安置这个思路，我觉得可行。王主任，

你看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摸底，统计一下这些住户的就业意愿和技能情况？

”王主任眼睛亮了一下。“这个没问题！我让社区的人去跑，三天之内给你们结果。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主动跟我和周然握手。“两位总，说实话，之前也来过几家开发商，

一上来就谈怎么拆、怎么赶人。你们是第一个，坐下来跟我们商量怎么把人留下来的。

”他的手很温暖，握得很用力。“这个项目，我们街道一定全力配合。”从街道办出来，

天已经暗了。路灯还没开，整条街灰蒙蒙的。周然走在我旁边，步子很快，像是赶着去哪里。

“商铺的事，”我说，“你之前没跟我商量过。”“我知道，”她说，

“但那个方案能说服王主任。”“代价是牺牲项目的经济收益。”“不一定，”她停下来，

看着我，“那些商铺如果租给原来的住户，租金虽然低，但稳定。

而且他们本身就是社区的组成部分，他们在这里做生意，

比外来商户更了解这里的人需要什么。”“你这是在做社会实验，不是在搞开发。

”“这就是开发，”她说，“只是你定义里的开发，不包括人。”她说完这句话，

继续往前走。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路灯突然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她身上，

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突然想起我爸说过的一句话。那是我刚进集团的时候，

他带我去看一个刚交付的项目。那个项目做得很好，容积率控制得漂亮，绿化率超标完成，

户型设计拿了奖。但我爸站在小区门口，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薇薇，

你觉得住在这里的人，会幸福吗？”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现在，十年过去了，

我依然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只知道，周然好像知道。接下来的一周，

我开始真正沉到这个项目里。白天跑现场、开会、协调部门，晚上看图纸、算账、改方案。

八百五十万的预算像一把锁，套在脖子上，每花一分钱都要掂量。最大的难题还是拆迁。

王主任的效率比我想象的高，三天之内就把三十七户的摸底情况发过来了。

结果比预想的复杂——有稳定工作的只有八户，剩下的要么打零工，要么没工作。

其中有六户是低保户，三户有残疾人，两户有重病患者。

这些人不是你拿一个“就业安置”就能打发的。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安身之所。

我跟周然开了个会，把情况摊在桌面上。“六户低保户，必须优先解决，”我说，

“可以跟区里申请公租房，但这个流程要时间。”“我认识一个公益组织的朋友，”周然说，

“他们专门做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帮扶，可以申请一笔过渡安置费。”“多少钱？

”“每户大概能申请到两万，够租一年的房子。”“六户就是十二万。这笔钱从哪出？

”“我可以去找他们谈，看能不能以项目合作的形式，把这笔钱算进公益配套里。

”我看了一眼预算表，咬了咬牙。“行，你去谈。但有一条——不能影响工期。

”她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还有，”我说，“那个赵秀英，我明天亲自去谈。

”周然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一丝意外。“你确定？她脾气不太好。”“我知道。所以我去。

”第二天上午，我拎着一袋水果，站在赵秀英家门口。那是一间用铁皮和木板搭起来的棚子，

面积大概十来平方。门是歪的，窗户用纸糊着，屋顶上压着几块砖头，怕被风刮跑。

我敲了敲门。没人应。我又敲了三下。里面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谁？”“赵阿姨，

我是南城旧改项目的负责人，想跟您聊几句。”门开了。老太太比我想象的瘦，头发全白了，

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她穿着一件洗得看不出颜色的棉袄，脚上是一双破了洞的棉鞋。

她看了我一眼，目光冷冷的。“聊什么？聊怎么把我赶走？”“不是赶您走，”我说，

“是想听听您的想法。”“我的想法？”她嗤了一声，“我的想法就是不走。

我在这儿住了二十年，我老伴的骨灰就洒在那棵树下。你们谁来了我都不走。

”她指了指厂区围墙边的一棵梧桐树。那棵树很高，叶子已经落光了，

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双张开的手。我沉默了一会儿。“赵阿姨，我理解您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