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晴已经习惯了南方的冬天。说是冬天，其实不过是从二十七八度降到了十五六度，

街上的人们兴高采烈地翻出压箱底的薄羽绒服，像是参加一场隆重的季节仪式。

她站在阳台上收衣服，空气里有一股湿漉漉的甜味，那是楼下桂花树不合时宜地开了第二茬。

手机震了一下。她低头看——17:58。不是那个时间。自从三年前嫁到这座南方小城，

她的手机就设了两个天气预报：一个是这里，另一个是两千三百公里外的北方老家。

此刻老家的温度是零下九度，屏幕上小小的一片雪花图标，看着就让人打寒噤。

她把衣服叠好，走进客厅。丈夫陈默正在沙发上看手机，抬头看了她一眼：“妈今天怎么样？

”“哥哥还没发视频过来。”“你主动打一个呗。”苏晴没说话。她不是不想打，是不敢。

每次视频接通的那一刻，她都要做一次深呼吸，像是在酝酿一场勇气。

因为屏幕上出现的那个日渐消瘦、眼神涣散的女人，和她记忆里的母亲之间，

已经隔了一条太宽太宽的河。她记忆里的母亲，

是那个能在腊月里一个人操办整桌年夜饭的女人。剁饺子馅的声音能从下午两点持续到傍晚，

刀刃撞击砧板的节奏稳得像一首进行曲。她记得母亲的手——关节粗大，指腹上永远有裂口，

因为冬天要洗太多东西，冷水刺骨，护手霜也不管用。但就是那双手，

能把饺子皮擀得中间厚边缘薄，一捏一个褶，整整齐齐排在盖帘上，

像一列列等待检阅的士兵。也是那双手，在她出嫁那天，紧紧攥着她的手不放。母亲没哭，

只是反复说：“远了啊，太远了。”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个人把她和哥哥拉扯大，

好不容易女儿成了家，却要嫁到两千三百公里外。母亲说“远了啊”的时候，

手上的力道一点一点加重，像是要把女儿的命运攥在自己的掌纹里。苏晴当时说：“妈，

现在交通方便，想回来就回来了。”三年了，她只回去过两次。一次是婚后第一个春节，

一次是去年母亲生日。每次都是匆匆三天，来回路上就要折腾两天。陈默工作忙，

请不了太长的假，机票又贵，高铁要坐九个多小时……理由有一千个，每一个听起来都合理，

每一个又都像是借口。哥哥苏阳比她大六岁，在老家县城当中学老师，嫂子是同一个学校的，

两个人日子过得安稳但也紧紧巴巴。母亲查出阿尔茨海默症，是八个月以前的事。

那天苏阳在电话里说得很委婉：“小妹，妈最近记性不太好，我带她去医院查了查，

医生说……是阿尔茨海默症，早期。”苏晴当时正在超市买东西，手里的番茄掉在了地上，

滚出去很远。“早期，早期，”苏阳在电话里重复，“医生说用药可以延缓，你别太担心。

”别太担心。这三个字是家人之间最常用的谎言。就像她说“想回来就回来了”一样，

都是裹着糖衣的无可奈何。最初的几个月，母亲的症状还算温和。只是忘带钥匙，

忘了关水龙头，忘了自己刚吃过饭。苏阳每天发来的视频里，

母亲看起来还是那个样子——头发梳得整齐，衣服干干净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偶尔对着镜头笑一下，说：“晴晴啊，吃了吗？”苏晴就隔着屏幕说：“吃了，妈，你呢？

”“我也吃了，吃的饺子。”苏阳在旁边小声说：“妈今天吃了两顿饭，

第二顿是她自己又做了一遍，说自己没吃。”但母亲笑得很开心，苏晴也就跟着笑。笑完了，

关了视频，一个人在厨房里站很久，盯着窗外那棵桂花树发呆。到了第五个月，

视频里的母亲开始不一样了。她不认识镜子里的自己。苏阳在视频里举着一面小镜子，

说：“妈，你看这是谁？”母亲凑近了看，皱起眉头，

然后露出一个礼貌的、对陌生人用的微笑：“这位大姐，你找谁？”苏阳把镜子翻过去，

母亲看到自己空空的掌心，愣了一下，然后又去看镜子，发现“那位大姐”还在，

就有点生气了：“你怎么还不走？”苏晴看着视频，手指抠着手机壳的边缘，指甲盖泛白。

再后来，母亲把牙膏当成了洗面奶。视频里，苏阳举着那管被挤得乱七八糟的牙膏，

哭笑不得：“妈，这是刷牙的，不是洗脸的。”母亲很认真地想了想，点了点头，

过了十分钟，又把洗面奶挤到了牙刷上。但有一件事，她从没错过。每天晚上七点。

苏阳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规律，是在一个普通的周二晚上。他下班回家，发现母亲不在客厅，

不在卧室，不在厨房。他慌了一瞬，然后听到电视机的声音从杂物间传来。他推开门，

看到母亲搬了一把小椅子，坐在那台旧电视机前。那台电视还是父亲在世时买的，

二十一寸的液晶屏，边角已经泛黄，因为搬家后换了新电视，这台就被搁在了杂物间。

但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把它翻了出来，插上了电源，调到了天气频道。电视里，

一个穿西装的主持人正指着地图，说：“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下四度，

最低气温零下十二度，西北风三到四级，体感温度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

”母亲面前的矮凳上，放着一本日历。那是最普通的那种老式日历，每天一页，

正面是日期和节气，背面是空白的。日历已经很旧了，边角卷起，纸页泛黄，

但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苏阳走过去，低头看了一眼。日历背面，

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12月3日，晴，-4℃到-12℃，冷。”字迹颤抖，

笔画歪斜，“冷”字的最后一点拖出去很长，像是手抖了一下。但每一个字都是可辨认的，

比她现在写自己名字都要工整。“妈，你在干嘛？”苏阳问。母亲没抬头，专注地盯着电视，

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默念什么。等天气预报结束了，

她才拿起那支圆珠笔——是一支很旧的蓝色圆珠笔，笔杆上有一圈牙印，

那是苏晴小时候咬的——在日历背面，一笔一画地写下明天的天气。写完了，她把笔放下，

拿起日历，翻到今天的日期，看了看自己写的字，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她拿起手机——一部老年机，按键很大那种——翻到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名字。

苏阳看到那个名字，眼眶突然就红了。通讯录里存的名字不多，

“儿子”“社区王主任”“楼下李大姐”……还有一个，存的是“晴晴”。

母亲按下了拨号键。她把手机贴在耳边，安静地等着。嘟——嘟——嘟——三声。

然后她挂断了。她把手机放在膝盖上，脸上露出一种安心的、完成任务般的神情。

她重新拿起日历，看了看那行字，嘴唇翕动，无声地重复了一遍：“零下四度，冷。

”然后她把日历合上，放在电视机旁边，站起来，慢慢走回了卧室。苏阳站在原地，

看着那本日历，看着那支笔杆上带着牙印的圆珠笔，看着那部已经黑屏的老年机。

他拿起手机，给苏晴发了一条微信：“小妹，妈每天晚上七点会看天气预报，记在日历上，

然后给你打一个电话，响三声就挂。她觉得是在给你报平安。”消息发出去，过了三分钟，

苏晴回了一个字：“嗯。”又过了十秒，又来了一条：“我收到过。很多次。

”苏阳盯着屏幕，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想，原来她都知道。原来这两千三百公里的距离，

被一个生了病的、记不住自己名字的老母亲，用一支咬了牙印的圆珠笔，

和每天三声的电话铃，一点一点地缝补着。二苏晴第一次收到“三声响”，是在六個月前。

那天傍晚，她刚下班回到家，正在玄关换鞋，手机响了。她拿起来一看，

是一个陌生号码——其实不是陌生，是她没有存，但归属地显示的是老家的区号。

她犹豫了一下，没来得及接，电话就挂了。她看了一眼通话记录：未接来电，响了三声。

她当时以为是骚扰电话，没有回拨。第二天，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号码，又是三声。

这次她手快，划了接听键，但电话那头已经挂了。她喂了两声，只有沉默。第三天，

她没有等电话响完就接了起来，但那边只有“嘟”的一声长音，

然后就是忙音——对方挂得太快了。她查了一下那个号码，发现是一部老年机的号段。

她给苏阳发消息：“哥，你给妈买老年机了？号码是多少？”苏阳回了一个号码。就是那个。

“妈学会用手机了？”苏晴问。“不太会，就会翻通讯录和拨号。她有时候会乱按，

打到你那里去，你别在意。”苏晴说：“没事。”她没有告诉苏阳，

那个“乱按”是有规律的。每天晚上七点，一分不差。不是白天，不是凌晨，

不是任何其他时间，就是七点。如果“乱按”有规律，那还叫乱按吗？她也没有告诉苏阳，

从那天起，她每天晚上七点都会把手机放在手边，把**调到最大，生怕错过。

有时候在做饭，她会把手机放在围裙的口袋里；有时候在洗澡，她会把手机放在洗手台上，

隔着水声竖着耳朵听。她甚至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六点五十八分，

她会不自觉地停下来，看一眼时间，然后安静地等。等那三声响。她从来没有接过。

不是接不到，是她后来试过——有一次她提前按下了接听键，等着，但电话那头只有沉默，

三秒之后，挂断了。母亲不是在打电话，她是在完成一个仪式。她不需要接通，不需要对话，

甚至可能不需要电话那头的这个人真正存在。她需要的只是按下那个名字，听到三声“嘟”，

然后挂断。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苏晴有时候会想，在母亲的脑海里，

这三声响代表着什么？她是不是觉得，电话响了三声，那边的人就听到了？她是不是觉得，

这就等于说了“我很好，别担心”？或者，她已经不记得这个暗号是怎么来的了，

只是身体记得，手指记得，某个深埋在基底核里的程序每天准时启动，

像一台老旧的、但依然忠诚的机器。有一次，

苏晴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文章。文章里说，患者的短期记忆会先消失，

然后是近期记忆，最后才是远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程序性记忆是最顽固的——一个弹了一辈子钢琴的人，即使忘了自己弹的是什么曲子，

手指还能在琴键上找到正确的音；一个织了一辈子毛衣的人，

即使不记得自己织的是什么花样，手还能自动地绕线、挑针。母亲的手指，

还记得怎么拨出那个号码。母亲的手，还记得怎么写那个“冷”字。这算什么？

是幸运还是残忍？幸运的是，她还能用这种方式表达爱。残忍的是，

她可能已经不记得她爱的是谁了。苏晴试图想象母亲坐在电视机前的样子。

她想象那台旧电视的荧光照在母亲脸上，想象母亲用颤抖的手握住那支咬了牙印的圆珠笔，

想象她眯着眼睛看日历上自己写的字——她老花眼很严重，但一直不肯配新的眼镜，

说“旧的还能用”。这些想象像针一样，每天傍晚七点过后，准时扎进苏晴的心里。不深，

不致命，但足够让她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心神不宁。陈默注意到了。

“你最近每天晚上七点都看手机，”他说，“在等什么？”“没什么。”“是咱妈打电话？

”苏晴沉默了一会儿，说：“她打过来，响三声就挂。算是……报平安吧。

”陈默是知道母亲病情的。他是个温和的人，不善言辞，但会用行动表达。

他说过“要不把妈接过来住”，苏晴摇头——母亲不认识这里，气候也不适应，

而且陈默的父母偶尔也会来住，房子太小，转不开。他又说“那你多回去看看”，

苏晴说“机票太贵了”，他说“我来出”，苏晴又说“请不了假”，他就沉默了。他懂。

那些理由都是真的，但都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苏晴害怕。

她害怕回去面对那个眼神涣散的母亲。她害怕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母亲看着她说“这位姑娘，

你找谁”。她害怕自己会崩溃，会哭，会失控，会变成一个她不想成为的样子。

她宁愿隔着屏幕，隔着两千三百公里，隔着每天三声的电话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在这个距离里，她还可以欺骗自己：母亲只是“记性不太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但这个距离，正在一点一点地被撕碎。第七个月的某一天，苏阳发来了一段视频。视频里，

母亲站在小区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布袋，茫然地看着四周。她的头发乱糟糟的，

像是被人揪过，左边脸颊上有一块擦伤，红红的，渗着血丝。她的棉袄穿反了，

标签露在外面，扣子系得歪歪扭扭，一个高一个低。苏阳的声音从镜头后面传来，

带着压抑的焦急：“妈，你怎么跑出来了？不是说了别一个人出门吗？”母亲转过头，

看着镜头——实际上是看着苏阳——眼神里有一种孩子似的委屈：“我去买豆腐。

”“买什么豆腐？”“晴晴爱吃豆腐，我要给她做白菜炖豆腐。她今天回来。

”母亲说得很认真，像是在陈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苏阳的声音软了下来：“妈，

晴晴不回来，她在南方呢。”母亲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布袋。布袋是空的。

她又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指冻得通红，指甲缝里还有泥——大概是摔了一跤。“哦，”她说，

声音很小，“不回来啊。”然后她抬头，笑了：“那我明天再买。”苏阳在视频里叹了口气，

走过去搀住母亲的胳膊：“走，回家，我给你做。”母亲被他搀着，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

回头看了一眼小区门口的方向。她的目光越过苏阳的肩膀，投向远处那条空荡荡的马路，

像是在等什么人从那里出现。“走吧，妈。”苏阳轻轻拉了拉她。母亲收回目光，

乖乖地跟着他走了。走了几步，她又说：“明天降温，你记得多穿点。”“知道了。

”“晴晴那边不冷，她嫁到南方了，南方暖和。”苏阳没有接话。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苏晴看完，把手机扣在茶几上，屏幕朝下，像是这样就能把那些画面压住，不让它们浮起来。

她走进卫生间，关上门，打开水龙头，然后蹲在地上哭了。水龙头的声音很大，盖住了哭声。

这是她从小就会的技巧——小时候挨了骂，她就会躲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哭完了洗把脸，

出来的时候跟没事人一样。这个技巧她用了二十多年，从北方用到南方，

从那个有母亲的家用到这个自己的家。哭完了，她洗了脸，打开卫生间的门。陈默站在门口，

手里端着一杯热水，什么都没说，递给她。她接过来，喝了一口，说：“我没事。

”“我知道。”陈默说。那天晚上，苏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拿起手机，

翻开相册，找到了一张旧照片。

那是她出嫁那天拍的——母亲穿着那件她最喜欢的枣红色毛衣，站在苏晴身后，

两只手搭在女儿的肩膀上。照片里，母亲在笑，但眼睛是红的。苏晴放大照片，

看着母亲的手。那双手搭在她肩上，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

无名指上戴着那枚磨得发亮的银戒指——那是母亲唯一的首饰，是父亲在世时给她买的，

三十块钱的地摊货，但她戴了三十年，从来没有摘下来过。苏晴忽然想起一件事。小时候，

每年冬天，母亲都会在睡前把她的棉裤塞进被窝里暖着。北方的冬天，

平房里的暖气烧得不够热，早上穿衣服像是一场酷刑。

母亲就想出了这个办法——把棉裤、棉袄、毛线袜子统统塞进被窝，用自己的体温焐热了，

第二天早上再一件一件地给苏晴穿上。“快穿，快穿，”母亲一边往她身上套衣服一边说，

“别让热气跑了。”那些衣服带着母亲体温的余热，贴在她的皮肤上，

像是一个看不见的拥抱。现在，两千三百公里外，一个生了病的女人，每天傍晚七点，

坐在一台旧电视机前，用一支咬了牙印的圆珠笔，写下明天的温度。然后拨出一个号码，

响三声，挂断。她在用最后的、残存的、即将被疾病吞噬殆尽的那一点心智，

做一件她认为最重要的事：让她的女儿知道，明天冷不冷。

三苏阳开始每天给苏晴发“日报”。说是日报，其实就是一段简短的文字，

描述母亲当天的状态。苏阳是个语文老师，文字功底不错，但他写得极其克制，

像在批改作业，只陈述事实，不加修饰。“12月1日，妈今天吃了早飯，忘了吃午饭，

晚饭吃了两顿。”“12月2日，妈把洗衣粉倒进了洗衣机柔顺剂的槽里，

泡沫从机器底下漫出来，擦了半小时。”“12月3日，妈在小区里走了三圈，

每次都说是去找你，每次走到大门口就忘了自己要干嘛。”“12月4日，妈今天心情好，

哼了一下午的歌，是小时候她常唱给你听的那首《茉莉花》。”苏晴每一条都看，

每一条都回一个“收到”。但有一条，她看了很多遍，

每看一遍都觉得心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那是第八个月的某一天，

苏阳发来的：“今天下午，妈翻出了你的相册。就是你小时候那本，你爸拍的，

里面有你满月、百天、一岁生日的照片。妈一页一页地翻，每一张都看很久。翻到最后，

她忽然问我：‘这个小孩是谁？真好看。’我说是你，她说：‘哦，我闺女啊。她去哪了？

’我说她去南方了。她想了想，说：‘南方好，南方暖和。’然后又翻回去，

继续看那张满月照，看了大概二十分钟。最后她把相册抱在怀里，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苏晴回了一条：“哥，辛苦你了。”苏阳回：“没事。就是有时候……觉得挺难受的。

她记得你小时候的样子，但记不住你现在长什么样。视频的时候，她看着屏幕里的你，

像在看一个陌生人。”苏晴没有回这条消息。她不知道怎么回。

她总不能说“那我多视频几次”——视频了也没用，母亲挂了电话就忘了。

她也不能说“那我回去”——回去了又能怎样？住三天，走的时候母亲还是会哭，

哭完了第二天就忘了她来过。阿尔茨海默症最残忍的地方，不是它夺走了记忆，

而是它让所有“相见”都变成了一次性的。每一次见面都像是第一次，

每一次离别都像是最后一次，

“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之间的那个东西——那个叫做“陪伴”的东西——被疾病吃掉了。

苏晴开始在网上搜索阿尔茨海默症的相关资料。

她知道了这个病的病理——大脑里出现了β淀粉样蛋白斑块和tau蛋白缠结，

神经元大量死亡，大脑皮层层层萎缩。她知道了病情会分阶段——早期、中期、晚期，

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症状和护理要点。她知道了患者最终会丧失所有认知能力，

包括吞咽和呼吸。她把这些知识装在脑子里，像是在预习一场迟早要到来的告别。

但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告诉她，怎么面对那个每天傍晚七点准时响起的电话。

没有任何一个专家能解释，为什么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快要记不住的人，

能精准地在每天同一个时间，完成一个如此复杂的序列动作——打开电视，调到天气频道，

记住温度，写在日历上，翻到通讯录，找到“晴晴”，按下拨号，数三声，挂断。

这个序列涉及视觉、听觉、手部精细运动、语言理解、记忆提取、情感驱动、行动规划。

对一个阿尔茨海默症中期的患者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母亲做到了。每一天。

没有例外。苏晴有时候会想，也许这不是程序性记忆。

也许这是更深层的东西——比记忆更深，比习惯更深，比本能更深。

也许是灵魂最后抓住的一根稻草，是意识在崩塌之前最后亮着的那一盏灯。

她给这个现象取了一个名字：执念。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变成执念。

执念是需要淬炼的——需要时间，需要距离，需要遗憾，需要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和一个再也抱不到的人。母亲的执念，就是让她知道明天冷不冷。

这个执念具体到什么程度呢？苏阳后来告诉她，母亲只记苏晴所在城市的天气。

“妈有时候会换台，”苏阳说，“她调到天气频道，看的是南方的天气预报。

不是咱们这里的。”苏晴愣住了：“什么？”“她看的是你那边。她会先看你那边的天气，

然后再看咱们这边的。她在日历上写的也是你那边和这边两个温度。有时候她会写反，

把你那边的温度写成咱们这边的，然后第二天自己出门的时候穿错衣服。

”苏晴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有一次，”苏阳继续说，“你那边降温了，

妈不知道怎么就知道了，她非要给你寄棉袄。我说南方不用棉袄，她不听，

翻箱倒柜把你小时候穿的一件旧棉袄找出来，非要寄。我说那件你穿不上了，她不信，

说‘晴晴瘦，能穿上’。最后我没办法，假装把棉袄寄了，她才安心。

”苏晴问：“那件棉袄呢？”“还在家里挂着呢。妈有时候会去摸摸，说‘该晒晒了，

不然有味道’。”苏晴挂了电话，走进卧室，打开衣柜。

她的衣柜里挂着很多衣服——南方的冬天不需要太厚的衣服，

最厚的一件也就是一件摇粒绒外套。她看着那些薄薄的、色彩柔和的南方冬衣，

忽然觉得它们很陌生。她想念那件旧棉袄。那是一件碎花面的棉袄，

是母亲亲手做的——买了棉花，买了布，一针一线地缝。棉袄很厚，

穿上之后胳膊都弯不过来，但暖和得像揣了一个小火炉。每年冬天，

母亲都会把棉袄拿出来晒，拍打拍打，然后放在暖气片上烤一会儿，再递给她：“穿上，

别冻着。”那件棉袄她穿了好几个冬天，直到个子蹿得太高，袖子短了一截，

母亲才依依不舍地把它收起来：“留着，给你以后的孩子穿。”现在，

那件棉袄挂在两千三百公里外的一个衣柜里，

被一个生了病的女人时不时地摸摸、拍拍、晒晒，像是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再穿它的人。

苏晴关上衣柜，坐在床边，拿起手机，翻到母亲的电话号码。她没有拨出去。

她怕母亲不接——不是故意不接，是不会接。母亲只会拨出，不会接听。苏阳教过她很多次，

但她总是忘记。在她的认知里，手机是一个“打出去”的工具，不是一个“接进来”的东西。

所以她只会拨号，不会接听。

这像是一个隐喻——她只会单向地、固执地、不计后果地向外传递她的关心，

却无法接收任何回应。她不知道她的女儿其实很好，不知道南方的冬天不需要棉袄，

不知道那三声电话铃每次都会让一个人红了眼眶。她只是在执行一个程序。

一个叫做“爱”的程序。而这个程序，正在一天一天地崩溃。四第九个月。

苏阳发来的视频里，母亲的状况明显更差了。她开始出现幻觉。有一天深夜，

苏阳被一阵响动惊醒，起来一看，母亲正站在客厅中央，对着空气说话。“你吃了没？

”她问。没有人回答。“不吃可不行，我给你做。”她转身走进厨房，打开冰箱，

拿出两个鸡蛋、一把韭菜。她系上围裙，打开煤气灶，热了油，开始炒鸡蛋。

她的动作还是那么熟练——打蛋、搅匀、下锅、翻炒，一气呵成。

厨房里弥漫着炒鸡蛋的香气，混着韭菜的味道，像极了小时候每个周末的早晨。

苏阳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母亲的背影，没有出声。母亲炒好了一盘韭菜炒鸡蛋，端到餐桌上，

摆好两副碗筷，然后坐下来，对着对面的空椅子说：“吃吧，趁热。”她夹了一筷子菜，

放在对面的空碗里，然后又给自己夹了一筷子，慢慢地吃。“咸不咸？”她问对面，

“我口重，怕你觉得咸。”她等了一会儿，像是听到了什么回答，笑了一下：“那就好，

多吃点。”苏阳悄悄地退了回去，关上了卧室的门。他坐在床上，双手捂住了脸。第二天，

他把这个视频发给了苏晴，附了一句话：“妈在给爸做饭。她已经忘了爸走了十二年了。

”苏晴看完视频，把手机递给陈默：“你看看。”陈默看完，沉默了很久，

说：“咱妈以前做饭好吃吗？”“好吃。她做的韭菜炒鸡蛋，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那你学会了吗？”苏晴愣了一下。她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学过。她以为母亲会永远在那里，

永远能做那道菜，永远能在厨房里忙活，永远能用那双手擀出中间厚边缘薄的饺子皮。

她以为“妈妈的味道”是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东西，就像空气和水，理所当然地存在。

但现在，空气开始稀薄了。水开始浑浊了。“没有，”她说，“我没有学。”“那下次回去，

跟妈学学。”陈默说。苏晴苦笑了一下：“她現在连煤气灶都不会开了。

”视频里的那顿韭菜炒鸡蛋，也许是母亲最后一次完整的烹饪。从那以后，

她渐渐忘记了怎么用煤气灶，怎么开抽油烟机，怎么判断油温。

有一次她打开了煤气灶却没有点火，煤气泄漏了半個小时，幸好苏阳回来得早，闻到了味道，

冲进厨房关了阀门。苏阳把煤气灶的总阀关了，把锅碗瓢盆都收了起来。从那以后，

母亲的三餐都由他来负责。但母亲每天还是会走进厨房，打开空空的灶台，看一会儿，

然后关掉，走开。她似乎记得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但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

那种感觉就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醒来之后只记得梦里有光、有温度、有香味，

但梦的内容已经模糊成了一团雾气。第十个月。母亲开始不认识苏阳了。那天苏阳下班回家，

推开门的瞬间，母亲从沙发上站起来，警惕地看着他：“你是谁？

”苏阳以为她在开玩笑：“妈，是我，苏阳。”“苏阳？”母亲皱起眉头，认真地想了想，

然后摇头，“我不认识你。”“你儿子啊。”“我没有儿子。”母亲说得很笃定，

“我只有一个闺女，叫晴晴。”苏阳站在玄关，手里提着刚买的菜，塑料袋勒得手指发白。

他深吸了一口气，换了鞋，走进厨房，把菜放好。然后他走出来，在母亲对面坐下，

耐心地说：“妈，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叫苏阳，就是我。女儿叫苏晴，

嫁到南方去了。”母亲看着他，

眼神里有一种努力的、拼凑的、试图把碎片粘合在一起的光芒。她在努力地搜索自己的记忆，

像是在一个巨大的、黑暗的仓库里寻找一个落满灰尘的箱子。最后她摇了摇头，

抱歉地笑了：“对不起啊，我真的不记得了。你……你吃饭了吗？我给你做点？”“吃过了。

”苏阳说。“哦。”母亲点了点头，然后又问了一遍，“你是谁？”苏阳没有回答。

他站起来，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靠在门板上，仰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有一道裂缝，

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像一道干涸的河流。他盯着那道裂缝，眼眶慢慢地红了。

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还在的时候，每个周末的下午，父亲会骑自行车带他去河边钓鱼。

母亲和苏晴在家，母亲会做一大锅面条，等他们回来。每次钓到的鱼都不多，几条小鲫鱼，

但母亲会认真地收拾干净，裹上面粉，炸得金黄酥脆。苏晴最爱吃炸鱼尾巴，说“脆脆的，

像薯片”。后来父亲不在了，母亲一个人撑着这个家。她在一家小工厂上班，每天早出晚归，

工资不高，但从来没让两个孩子饿过肚子。苏阳考上大学那年，母亲高兴得哭了，

请了全厂的人吃糖。苏晴考上大学那年，母亲又哭了，说“我闺女有出息”。现在，

母亲不记得他了。那个她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站在她面前，她问“你是谁”。但他知道，

母亲不是故意忘记的。她的脑子里有一块橡皮擦，正在一点一点地擦掉所有的痕迹。

这块橡皮擦不讲道理，不分轻重，不按顺序。它擦掉了苏阳，但没有擦掉苏晴。

它擦掉了父亲的死亡，但没有擦掉父亲的味蕾——她还会给父亲做饭，

即使她已经不记得那个人已经不在了。苏阳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母亲正在看电视。

她调到了天气频道，虽然离晚上七点还有好几个小时。她坐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嘴唇微动，无声地重复着主持人说的每一个数字。苏阳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妈，

你在看什么？”“看天气。”母亲说，“明天降温。”“降多少？

”“降……降……”她卡住了，眉头紧皱，手指在空中比划着，像是在抓一个飘走的肥皂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