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彩票店开在城南老区的巷口，夹在一家五金店和一家麻将馆中间，

像一块被人嚼过的口香糖，黏在这条街上，哪儿也去不了。我每天早上八点开门，

晚上十点关门，全年无休，除去过年那七天。三百六十五天里，

我有三百天坐在那台老旧的彩票机后面，手指头在键盘上敲出一串串数字，

打印纸嘶嘶地吐出来，卷成一截截白色的尾巴，

递给那些眼神里永远闪烁着某种不切实际的光的人。我叫沈荔，三十二岁，离异，

带一个六岁的女儿。这家彩票店是我用离婚时分到的钱盘下来的，不大，二十来平米，

隔成两半，前面卖彩票，后面摆一张上下铺，我和女儿睡。

墙壁上贴满了往期开奖号码的走势图，红红蓝蓝的线条像某种神秘的密码，

仿佛有人真能从中破译出命运的规律。我从不买彩票。倒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清醒，

而是因为我见过太多人买彩票的样子——那种表情，那种把全部希望押在一张纸上的表情，

太像曾经的我自己。我曾经也把全部希望押在一个人身上，结果他跑了，

跟一个卖保险的女人，临走前说：“沈荔，你太沉了，跟你在一起我喘不上气。

”他说的是我这个人，不是我的体重。我那时候一百零二斤，现在也才一百零五。

所以当那个高富帅走进我的彩票店、说他需要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以为他在跟我开一个非常不好笑的玩笑。那是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那天黑白球开奖，是一周里最忙的日子。下午四点多，店里没什么人，

我正趴在柜台上用手机看女儿幼儿园家长群的消息——老师又在催学费，三千八，

下周一之前交。我的银行卡里还有四千二，交了学费就剩四百，够我们娘俩吃半个月的，

但水电费单子也来了，九百多。我正在心里做一道永远做不平的算术题，门被推开了。

门上挂的那串廉价风铃叮叮当当地响起来。我抬起头。进来的这个人，怎么说呢，

就像一碗白粥里突然被人倒进了一整瓶鱼子酱。

不是说他跟这地方格格不入——那简直是客气的说法——他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条街上。

这条街上的人，脸上都带着一种被生活反复摩擦过的钝感，眼神发灰，走路微微佝偻，

像是每个人头顶上都顶着一袋看不见的水泥。而他，像刚从一个什么杂志的扉页上走下来的。

一米八几的个子，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领口竖起来，露出一截修长的脖颈。脸很白，

不是那种病态的白，是那种从没被生活欺负过的白。眉骨高，鼻梁直，下颌线锋利得能裁纸。

眼睛是很深的黑色，看人的时候不躲不闪，带着一种奇怪的、几乎称得上是坦荡的空洞。

他站在门口，扫了一眼满墙的走势图，又看了一眼我，说：“你好，请问你们这里招人吗？

”他的声音很低，很平，像是从一口很深的井里传上来的回音。我愣了一下，

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招人，”他重复了一遍，“我看到门口贴的招聘启事。

”招聘启事确实有。上个月打印的，A4纸，黑体字，写着“诚聘销售员一名，女性，

45岁以下，有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贴了快一个月了，没人来问过。

这条街上的年轻人要么去送外卖，要么去跑网约车，

没人愿意坐在一个二十平米的彩票店里守着一台机器过一天。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

“你？”我上下打量他，目光里大概带着某种不太礼貌的审视。“你知道这是彩票店吧？

”“知道。”“你知道彩票店一个月工资多少吗？”“不知道。”“两千五，不包吃住。

”他想了想，说：“可以。”我差点笑出声来。“你穿的那件大衣都不止两千五。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大衣，好像才意识到自己穿着什么似的。“这不是我的，”他说，

“是我哥的。”“不管是谁的，”我把手机放下，坐直了身子，“你不是来打工的吧？

你是来拍什么短视频的？还是什么真人秀？‘富豪体验底层生活’那种？

”我指了指天花板的角落，“我可没装摄像头。”他沉默了几秒。那几秒里，

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很修长的手指，

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微微蜷缩了一下，像是想要抓住什么，但又松开了。

“我需要一份工作，”他说，“我什么都能干。”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就像一只金丝雀说“我什么虫子都吃”一样，听起来合理，但透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荒谬。

我想拒绝他。一个正常的彩票店老板，

在看到一个明显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男人来应聘月薪两千五的工作时，正确的反应应该是拒绝。

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不正常。这个世界上的每件事都有它的逻辑，

一个穿着羊绒大衣的高个子男人出现在城南老区的彩票店里，这件事没有任何逻辑。

但我没有拒绝。原因很简单，也很可耻：他长得太好看了。

我不是那种会被男人的脸冲昏头脑的女人——我三十二了，离过婚，带着一个孩子，

我的脑子早就被生活打磨成了一台只会计算柴米油盐的计算器。但我也是个人，

一个正常的、单身的、三十二岁的女人。当一个长得像电影明星的男人站在你面前，

用一种低沉而平静的声音问你“你们这里招人吗”的时候，

你的大脑会在零点几秒内完成一次快速的利弊权衡，然后告诉你：先别急着拒绝，看看再说。

“身份证带了吗？”我问。他从大衣内袋里掏出一个钱包——黑色的，看不出牌子，

但皮质很好——抽出一张身份证递给我。我接过来看了一眼。姓名：陆时晏。性别：男。

出生年月：1997年3月。籍贯：——我盯着籍贯那一栏看了三秒钟。上京。

但让我愣住的不是上京，而是他身份证上的地址。那个地址所在的区域，我知道，

因为前夫曾经有一次喝多了酒，指着手机上的房价地图跟我说：“你看这儿，

一平米够咱们买一套的。”“你是上京人？”我问。“嗯。”“跑来城南彩票店打工？

”“嗯。”“你大学毕业了吗？”“毕了。”“什么学校？”他没回答，

只是把身份证从我手里抽回去，放回钱包里。“需要我明天来上班吗？”我张了张嘴，

想说“我们需要谈谈”，但话到嘴边变成了：“明天早上八点。”“好。”他点了点头，

转身推门走了。风铃又叮叮当当地响起来。我坐在柜台后面，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他走路的姿态很好看，背挺得很直，步子不大但很稳，像一个人在很空旷的地方走，

周围没有任何障碍物。我低头看了看手机，家长群里又多了几条消息。老师在催学费，

说下周一之前务必交齐，不然会影响孩子正常入学。我锁上屏幕，把手机扣在柜台上。

外面开始下雨了，十一月的雨，不大，但冷，打在彩票店的玻璃门上，顺着往下淌，

像谁在哭。二第二天早上七点五十八分，陆时晏出现在彩票店门口。

他换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没有昨天那件羊绒大衣那么扎眼，但依然干净得不像话。

羽绒服是那种很蓬松的、看起来很暖和的款式，拉链拉到最上面，刚好抵住下巴。

他站在门口，微微低着头，等我来开门。我骑着电动车从巷子那头过来，

后座上坐着女儿沈小禾。小禾六岁，扎两个羊角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棉袄，

是我在拼多多上花八十九块钱买的，袖子有点长，她得挽起来才能露出手指头。

我把车停在店门口，小禾先从后座上跳下来，仰着头看陆时晏。“妈妈，这个叔叔好高啊。

”她说。陆时晏低头看她，表情没什么变化，但嘴角好像动了一下，不确定是不是在笑。

“你等一下，”我对他说，然后开门、关警报、开灯、开彩票机，一气呵成。

这套动作我做了一千多遍了，闭着眼睛都能完成。小禾熟门熟路地跑到后面的小隔间里，

把书包放在下铺，然后跑出来，踮着脚趴在柜台上，从笔筒里抽出一支彩笔，

开始在废彩票纸上画画。我转身面对陆时晏，双手叉腰。“先说好，试用期三天，

三天之内我觉得你不合适，你走人，没工资。三天之后正式录用，月薪两千五，

每月15号发工资，压半个月。工作内容是打彩票、兑奖、维护机器、打扫卫生。

有不懂的问我。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他说。“会打字吗？”“会。”“过来，

我教你用机器。”他走到柜台后面，站在我旁边。他比我高了将近二十公分，

我得仰着头才能看到他的脸。他身上有一股很淡的味道，不是香水，更像是洗衣液的味道，

干净得不像是从城南的出租屋里能散发出来的。

我教他怎么在机器上打黑白球、大彩灯、快乐6。他学得很快，基本上我说一遍他就能记住，

操作一遍就能上手。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节奏很均匀，不快不慢，像是弹钢琴。

“你以前弹过钢琴？”我随口问了一句。他的手顿了一下。“小时候学过。”“难怪。

”他继续打彩票，没有接话。上午九点以后，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客人。

都是老面孔——老周、大刘、胖姐、瘸子张。这些人每天固定时间来，买固定的号码，

花固定的钱，像上了发条的钟。老周第一个进来，六十多岁，退休工人，每天买一注黑白球，

自选号，守了八年了，从来没中过超过两百块的奖。他一进门就看到了陆时晏，愣住了。

“哟，沈荔，你请了个小伙子？”“嗯，新来的，叫小陆。”老周上下打量陆时晏，

眼神里带着一种老派男人特有的审视。“小伙子长得挺精神啊，哪儿人？”“上京的。

”陆时晏说。“上京人跑城南来卖彩票？”老周笑了，露出几颗发黄的牙，

“你这是体验生活呢？”陆时晏没说话，只是把老周报的那串数字打进机器里，

彩票嘶嘶地吐出来，他递过去。“两块钱。”老周掏出一枚脏兮兮的硬币放在柜台上，

接过彩票，又看了陆时晏一眼，摇了摇头，走了。接下来是大刘。大刘四十出头，开货车的，

每次来都买一百块的刮刮卡，蹲在店门口一张一张地刮，刮完了算算中了多少，

通常中个二三十，偶尔中个五十，最高中过两百。他刮了一上午，净亏七十，

骂骂咧咧地走了。然后是胖姐和瘸子张。胖姐买大彩灯，瘸子张买快乐6。

每个人进来都对陆时晏多看两眼，有人好奇，有人警惕，有人暧昧地冲我挤眼睛。

胖姐走的时候凑到我耳边说：“沈荔，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个漂亮小伙？你该不会是……嗯？

”她挑了挑眉毛，那个“嗯”字的尾音拐了三个弯。“他是我员工，”我说，“仅此而已。

”“啧，你说是就是吧。”胖姐扭着**走了。中午的时候，店里没什么人。

我到后面的小隔间里给小禾热了饭——从家里带来的，米饭、炒青菜、几片火腿肠。

小禾吃得不多，挑了几片火腿肠吃了，米饭扒了两口就说饱了。“再吃两口。”我说。

“不想吃了。”“你不吃饭怎么长个子？”“我不想长个子。”我叹了口气，把饭盒收起来。

小禾最近越来越不爱吃饭，瘦得像根豆芽菜。上次开家长会，老师私下跟我说，

小禾在班上是最矮的几个孩子之一。我知道原因——不是她不想长，是我给她吃的营养不够。

幼儿园的伙食费每个月三百，我交不起，所以小禾中午也在店里吃我做的饭。

跟那些家里有鱼有肉有牛奶的孩子比，她怎么可能追得上。我回到柜台前，

陆时晏正站在门口，看着街对面的一棵梧桐树。树叶快掉光了，

只剩下几片枯黄的叶子挂在枝头，在风里打着哆嗦。“你不吃饭？”我问。“不饿。

”“你住哪儿？”“前面那条街，拐角，有个招待所。”“招待所？”我有点意外，

“你住招待所？”“嗯，三十块一晚。”三十块一晚的招待所，我知道是什么样的。

没有独立卫生间，走廊里永远是泡面味和霉味的混合体，床单洗得发硬，

枕头上有人形的黄渍。一个穿羊绒大衣的男人，住三十块一晚的招待所。我忍了忍，没忍住。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他转过头来看我。阳光从门口斜进来，照在他半张脸上，

他的睫毛很长，在眼睛下面投出一片扇形的阴影。“我就是来打工的，”他说，

“没有别的目的。”“你一个上京人，大学毕业，长得——反正你这样的，

去哪儿找不到一份比卖彩票好的工作？你为什么要来这儿？”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但他开口了，声音比平时更低。“我需要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这句话说完，他就转回头去，继续看那棵梧桐树。我没有再问。但我心里隐隐觉得，

这个人身上背着什么东西。不是行李，是某种更重、更沉、更说不出口的东西。

下午黑白球开奖，店里忙了一阵。陆时晏已经能独立操作机器了，打票的速度比我还要快。

他跟客人说话很简短，永远是最少的字数——“号码？”“几注？”“两块钱。

”——但语气不冷，只是平，平得像一面没有波纹的水。有个女客人，三十来岁，

烫着**浪卷，进来买彩票的时候盯着陆时晏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问：“帅哥，

加个微信呗？”陆时晏把彩票递给她，说：“一共四块钱。”女客人没接彩票，

继续笑盈盈地看着他：“加个微信嘛，以后我天天来买。”陆时晏把彩票放在柜台上，

说：“不加。”那个“不”字说得很轻，但很坚决，像一扇门关上的声音。

女客人的笑容僵了一下，拿起彩票，嘟嘟囔囔地走了。我在旁边看着，觉得有点好笑，

又有点好奇。这个男人对女人的态度，不像是在拒绝，

更像是一种本能的防御——好像他习惯了被人注视，也习惯了跟人保持距离。晚上十点，

关门。我让小禾先到后面的床上睡觉，然后开始盘点当天的营业额。陆时晏站在柜台旁边，

没有要走的意思。“今天的营业额是四千三，”我说，“比平时多了大概五百。

可能是因为你来了，女客人多了。”他没说话。“你明天还来？”“来。”“那你回去吧，

路上小心。”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风铃响了。我锁上门，关掉灯，走到后面的小隔间里。

小禾已经睡着了，蜷缩在下铺，怀里抱着一个掉了胳膊的布娃娃。我在上铺躺下来，

听着外面的雨声和麻将馆里隐隐约约的洗牌声，脑子里乱七八糟的。陆时晏。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时晏，时辰的时，言笑晏晏的晏。这个名字起得真好，

一听就是有文化的人起的，带着一种从容和雅致。

跟这条街上的名字不一样——这条街上的男人叫刘伟、王强、张建国，

女人叫李静、王芳、陈艳。一个叫陆时晏的人，不应该出现在这条街上。但他在。

而且他说明天还来。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有一道裂缝，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床头，

像一道干涸的河流。我盯着那道裂缝，想：也许他只是暂时的，

也许三天试用期没过他就走了，也许他找到他想找的东西之后就消失了。

也许这一切什么都不算。

但我心里有一块很小很小的、被我用水泥和砖头严严实实封起来的地方，

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很轻，像一根羽毛落在一堵墙上。三陆时晏留下来了。

三天试用期过后，他没有走，我也没提让他走的事。他成了彩票店里一个固定的存在，

像那台彩票机，像门上的风铃，像墙上那些褪了色的走势图。每天早上七点五十八分，

他准时出现在店门口。我骑电动车带着小禾到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那里了，

有时候低着头看手机，有时候仰着头看天，姿态永远是那么安静，

像一棵被人移栽到错误地方的树。他开始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改变着这家彩票店。

首先是卫生。这家店从我接手到现在，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陆时晏每天早到的那两分钟，

会把门口的地扫一遍，把玻璃门擦一遍。

店里他用抹布把柜台、机器、甚至那些走势图的塑料封皮都擦了一遍。

他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拖把，修好了，每天晚上关门之前把地拖一遍。

有一天我发现在柜台的一角放着一瓶洗手液，旁边还有一盒抽纸。我问他：“这哪来的？

”“买的。”他说。“店里不报销。”“我知道。”还有一次，

一个老顾客买彩票的时候递给他一根烟，他拒绝了。老顾客说：“小伙子不抽烟？好习惯。

”他说：“店里不能抽烟，外面抽。”老顾客愣了一下，讪讪地把烟收起来了。

我之前说过很多次“店里不能抽烟”，但没人听。陆时晏没说几次，

但大家慢慢地都不在店里抽了。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站在那里——一个干干净净的人站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店里，你不好意思弄脏它。

小禾也很喜欢他。或者说，小禾很喜欢跟他玩。陆时晏不怎么跟小禾说话，

但他会在小禾趴在柜台上画画的时候，默默地把彩笔按照颜色排列好。小禾画完了，

把笔扔得到处都是，他会一支一支地捡起来，放回笔筒里。

小禾有时候会把自己画的画举给他看：“叔叔，你看我画的！”他会低头看几秒钟，

然后说：“嗯。”只有一个字，但小禾就很高兴，扭过头来冲我笑：“妈妈，叔叔说好看！

”我心想：他说的是“嗯”，不是“好看”。但我没说。有一天下午，店里没什么客人，

小禾在后面的小隔间里睡午觉。我坐在柜台后面算账，陆时晏站在门口，

像往常一样看着街对面。“沈姐，”他突然开口了。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叫我。

之前他从来不叫我的名字，有什么事就直接说，或者等我问他。“嗯？”“你一个人带孩子，

很辛苦吧。”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陈述。但他说出来的语气，像是在问。

我手里的笔停了一下。“习惯了。”“他呢？”我知道他问的是谁。小禾的爸爸。我的前夫。

“跑了，”我说，尽量让语气显得平淡，“三年前，跟一个卖保险的女人。那女人比我年轻，

比我会说话，比我会……算了，不说了。”“对不起，我不该问。”“没什么不该问的，

”我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这又不是什么秘密。这条街上谁不知道？

沈荔的老公跟人跑了，留下一个彩票店和一个女儿。他们背后不知道怎么嚼舌根呢。

”他没有接话。我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门口，逆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清楚，

但我能看到他的肩膀——微微塌了一点，不像平时那么挺。“你呢？”我问，

“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你家里人呢？”他没有回答。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说：“我哥死了。”四个字。没有铺垫，没有后续，

像一块石头被人从很高的地方扔下来，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不起”太轻了，“节哀”太假了，“怎么回事”太冒犯了。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就坐在那里，看着他。他背对着我，继续说：“三个月前。车祸。他开车，喝了酒，

撞上了高架桥的桥墩。当场死亡。”他的声音还是很平，但我听出来了——那种平不是平静，

是平原。一片被火烧过的平原，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灰烬和风。“我爸妈受不了，”他说，

“我妈住院了，我爸不说话。家里的公司……算了，不说这些。”“所以你一个人跑出来？

”“我需要离开那个地方。那个房子，那个城市，那些人。所有人都认识我，

所有人都看着我，所有人都在说——‘陆家的大儿子死了，

小儿子……’”他没有说完这句话。他转过来，看着我。逆光中他的眼睛很亮，

不是那种有光芒的亮，是那种被水浸过的亮。“我想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他说，

“安安静静地待一段时间。”我点了点头。“那你找到了。”我说。那天晚上关店之后，

我骑着电动车带着小禾回家。小禾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搂着我的腰，脸贴在我的背上。

“妈妈，”她说，“陆叔叔是不是不开心？”“你怎么知道？”“他从来不笑。”我想了想，

好像确实没见过陆时晏笑。他来店里快两个星期了，我一次都没见他笑过。

“可能他还没找到开心的理由吧。”我说。“那我明天画一幅画送给他，”小禾说，

“画一个笑脸，他就会笑了。”我鼻子酸了一下，没说话，骑着车穿过城南黑漆漆的巷子，

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从头顶掠过，像一串省略号。四十二月了，城南的冬天像一把钝刀子，

不锋利，但一直在割。彩票店的生意比上个月好了不少。不是因为我经营有道，

而是因为陆时晏。他的存在本身就像一块磁铁，

吸引着这条街上所有的女性生物——从十六岁的少女到六十岁的大妈，无一例外。

女顾客的数量至少翻了一倍。她们买彩票的方式也变了，以前是买了就走，现在是买了不走，

站在柜台前面跟陆时晏搭话。陆时晏应对的方式始终如一：用最少的字回答，

用最快的速度打票，然后把彩票递过去，用眼神示意“你可以走了”。但女人们不在乎。

一个好看的男人，就算他不理你，光是站在那里让你看，也值两块钱。我对此没有意见。

生意好了，营业额上去了，我的收入也多了。上个月的利润比之前多了将近三千块，

虽然不多，但够交小禾的学费了。但我心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在提醒我：沈荔，

你也是那些女人中的一个。我确实会多看他几眼。在他低头打票的时候，

在他擦玻璃门的时候，在他站在门口看梧桐树的时候。

我看他的方式跟那些女顾客不一样——她们是光明正大地看，我是偷偷地看。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迅速瞟一眼，然后收回目光，假装在看手机或者算账。

这种感觉让我很不舒服。我三十二岁了，不应该再像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一样，

因为一个男人的脸而心跳加速。而且这个男人是我的员工，比我小八岁，

穿着一件从拼多多上买的羽绒服（他后来换了一件，我注意到那件羊绒大衣再也没出现过），

住在三十块一晚的招待所里。我告诉自己：沈荔，你只是太久没接触过男人了。

这不代表什么。但身体比脑子诚实。有一天早上我在镜子前面梳头，发现自己多用了两分钟，

还换了一根新的皮筋。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翻了个白眼。十二月七号，小禾的生日。

我没钱给她办生日会，也没钱买蛋糕。我在超市买了一个小的慕斯蛋糕，二十八块钱，

巴掌大，上面有一朵奶油花。回到家，我把蛋糕放在桌上，插了一根蜡烛——只有一根，

因为蛋糕太小了，插不下六根。小禾坐在桌子前面，看着蛋糕，眼睛亮亮的。“妈妈，

许什么愿呀？”“你自己想。”她闭上眼睛，两只小手握在一起，嘴唇动了动，

然后睁开眼睛，把蜡烛吹灭了。“许了什么？”“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我笑了一下，

把蛋糕切成两半——大的给她，小的给我。我们俩坐在那张摇晃的折叠桌前面，

一人一口地吃蛋糕。慕斯蛋糕不好吃，太甜了，腻得慌，但小禾吃得很开心，

嘴角沾满了奶油。“妈妈，”小禾突然说，“我想请陆叔叔吃蛋糕。”“为什么？

”“因为他也不开心。生日的时候吃蛋糕就会开心。”我看着小禾，沉默了一会儿。“好，

明天给他带一块。”“可是蛋糕已经吃完了。”“妈妈明天再买一个。”“真的吗？

”“真的。”第二天我去超市买了一个同样的蛋糕，带到店里。下午人少的时候，

我把蛋糕从袋子里拿出来，放在柜台上。陆时晏看了一眼蛋糕，又看了我一眼。

“小禾让我带给你的，”我说，“昨天她生日，她说想请你吃蛋糕。”他愣了一下。

那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那种表情——不是冷漠，不是平静，

而是某种被击中的、措手不及的柔软。他的眼睛眨了一下，又眨了一下，然后低下头，

看着那个巴掌大的蛋糕。“替我谢谢她。”他说。“你自己跟她说，她在后面画画呢。

”他拿着蛋糕走到后面的小隔间门口。小禾正趴在下铺画画，听到脚步声抬起头。“陆叔叔！

”她叫了一声。陆时晏蹲下来，跟她平视。“谢谢你请我吃蛋糕。”“你吃了吗？好吃吗？

”“还没吃。”“那你快吃！妈妈说吃蛋糕会让人开心，你吃了就会开心了。

”陆时晏低头看着手里的蛋糕，沉默了几秒。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小禾。他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不是那种客气的、社交性的微笑，

而是一种真正的、从心底深处涌上来的笑。嘴角微微上扬，眼睛弯起来，

整张脸像是一扇紧闭了很久的窗户被人从里面推开了。那个笑容只持续了不到两秒，

然后就消失了，重新变回了那张平静的脸。但我看到了。我站在柜台后面，

透过小隔间的门缝看到了。我的心脏跳了一下。不是“怦”的一下，而是“咯噔”一下，

像一颗棋子被放到了正确的位置上。完蛋了。我想。五十二月中的时候，

城南降温到零下五度。彩票店没有暖气，只有一个我去年买的暖风机，

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塑料味，聊胜于无。陆时晏还是在那个招待所住着。

我有一天路过的时候进去看了一眼——不是特意去的，是去隔壁的便利店买电池，

顺便瞟了一眼。招待所的玻璃门后面是一个窄窄的过道，地上铺着红色的化纤地毯，

踩上去黏糊糊的。前台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嗑着瓜子，面前放着一台十四寸的小电视，

放着不知道哪个年代的电视剧。我不知道他住在几楼，也不知道他的房间有没有窗户。

但我能想象——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盏发黄的台灯，

墙壁上不知道是谁留下的脚印和污渍。一个住在三十块一晚的招待所里的人，

穿着从拼刀刀上买的羽绒服，在我的彩票店里打彩票，一个月挣两千五。

而他曾经住在一个一平米能买下我整个店的房子里。有一天晚上关店之后，我在门口锁门，

他站在旁边等我锁完。通常他会在关店之前就走，但那天他没走。“沈姐，”他说，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问。”“你为什么从来不买彩票？”我锁门的动作停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不买？”“我来了快一个月了，从来没见你打过一张自己的票。

”我直起身来，把钥匙塞进口袋里。“因为我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

”“你看那些买彩票的人，”我朝空荡荡的店里努了努嘴，“老周、大刘、胖姐、瘸子张，

还有每天来的那些人。他们买的是什么？是彩票吗？不是。

他们买的是一个幻想——幻想自己有一天能中五百万，能还清所有的债，能买一套房子，

能过上好日子。但幻想终究是幻想，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人忍受现在的生活。

因为它让你觉得，现在苦一点没关系，明天就会好起来的。但明天永远不会来。

”我说完这些话，意识到自己说得有点多了。这些想法在我心里憋了很久，

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陆时晏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赞同，

更像是一种……共鸣。“但你靠这个赚钱，”他说，“你靠卖幻想养活自己和小禾。

”“是啊，”我苦笑了一下，“所以我是一个贩卖希望的人，但我自己不相信希望。

”沉默了一会儿。“你知道吗，”他说，“我哥出事之前一个月，他买了一张彩票。

”我愣了一下。“什么？”“他从来不买彩票。但那天他路过一个彩票店，进去买了一张，

机选的。他发照片给我看，说‘老弟，哥要是中了五百万，咱俩就去环游世界’。

”他顿了顿。“那张彩票后来我找到了，在他外套的口袋里。没中，一个号码都没中。

”夜风吹过来，冷得刺骨。我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你很想他。”我说。

这不是疑问。他没有回答。他站在路灯下面，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彩票店紧闭的卷帘门上。

他的眼睛在灯光下显得很黑，很深，像两口枯井。“我每天都会梦到他，”他说，声音很轻，

轻得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梦到他开车，我在副驾驶上。他开得很快，我说你慢点，

他说没事，哥的技术你放心。然后他就撞上了桥墩。每次都在撞上的那一刻醒过来。

”他转过头来看我。“所以我不觉得我在卖幻想，”他说，“我觉得我在卖一种可能性。

哪怕这种可能性只有千万分之一，但它存在。对于有些人来说，千万分之一就够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冷风从巷口灌进来，

吹得我的头发糊了一脸。“回去吧，”我说，“太冷了。”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沈姐，”他说，“谢谢你昨天的蛋糕。

”然后他走了，消失在巷子的黑暗里。我站在彩票店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的方向，

站了很久。冷风把我的脸吹得生疼，但我没动。我在想他说的话。可能性。

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也许我从来不相信彩票，

但我相信一件事——一个人出现在另一个人生命里的概率，比中五百万还要低。而他出现了。

六一月初，发生了一件事。那天下午，小禾在店里画画的时候突然流鼻血了。

不是一点点的渗，是哗哗地流，从两个鼻孔同时往外涌，瞬间染红了她的棉袄前襟。

我吓坏了。我用手捏住她的鼻子，让她仰头，但血止不住，顺着她的下巴滴在地上，

一滴一滴的，触目惊心。“小禾！小禾你看着我！”我蹲在她面前，声音都在发抖。

小禾倒是没哭，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我，鼻血淌过她的嘴唇，她伸出舌头舔了一下，

皱起了眉头。“妈妈，咸的。”陆时晏从柜台后面冲过来，蹲在小禾另一边。

他看了一眼出血的情况，说：“不能仰头，仰头血会流到气管里。让她前倾。

”他用手捏住小禾鼻翼的两侧，用力压住。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

抽了几张递给我。“擦她嘴边的血。”我手忙脚乱地接过来，擦小禾的下巴和嘴唇。

陆时晏保持着按压的姿势，低着头看着小禾，声音出奇地平静。“小禾，别怕，没事的。

数数，从一数到一百。”小禾开始数：“一、二、三、四……”她数到三十七的时候，

血慢慢止住了。陆时晏又压了两分钟，然后松开手，用纸巾把鼻子周围擦干净。

“以前也这样过吗？”他问我。“有过一两次，但没这么严重。”“去医院检查过吗？

”“没有……我以为只是上火。”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很复杂，有不忍，有责怪，

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带她去检查一下吧，”他说，“反复流鼻血可能不是小事。

”我知道他说得对。但我卡里只剩三千出头了，下个月还要交房租——店面的房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