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北方工业小城，红旗钢铁厂家属院。

李卫国蹲在自家门口的煤棚子里，就着十五瓦的灯泡，把最后一摞皱巴巴的毛票数了第三遍。

四十七块三毛，这是他全部的积蓄。北风从煤棚的缝隙里灌进来，刀子似的割在脸上。

他把棉袄裹了裹，棉袄是四年前结婚时做的，袖口已经磨出了絮，肘部打了两个补丁，

针脚歪歪扭扭，那是他自己缝的。他今年二十六岁，一米七八的个头，瘦得像根竹竿。

不是因为吃不饱，好吧，确实吃不饱。而是因为天生骨架大，挂不住肉。

厂里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竹竿李”。李卫国把钱揣进内衣口袋，拉好拉链，

拍了拍身上的煤灰，推开家门。屋子不大，三十来平，一室一厅。墙皮受潮起了一层白碱，

用手指一碰就往下掉粉末。唯一的电器是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

还是结婚时岳父家陪嫁的，天线断了，用一根铁丝拧着，收不到几个台。

灶台上的铁锅里温着半锅棒子面粥，旁边碟子里搁着一块咸菜疙瘩。屋子里没人。“秀英？

”他喊了一声。没人应。“秀英？”还是没人应。他走到卧室门口，推开门。床铺得很整齐，

叠好的被子放在一头，枕头旁边放着两个包袱。他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转头去看柜子，

秀英的衣服没了，她陪嫁的那块上海牌手表也没了，连她最喜欢的那面小圆镜子都不在了。

李卫国站在原地，像被人从头顶浇了一盆冰水。他转身冲出门，跑到隔壁老王家，

砰砰砰砸门。老王披着棉袄开了门，看见他的脸色吓了一跳。“卫国，咋了？”“秀英呢？

你看见秀英了吗？”老王愣了一下，“秀英？下午我看见她提着两个包袱出了家属院，

往厂门口方向走了。我以为她是回娘家……”李卫国没等他说完，转身就跑。

他跑了二十分钟，穿过半个家属区，跑到厂门口的值班室。

看大门的老孙头正裹着军大衣打瞌睡，被他一嗓子喊醒了。“孙叔！你看见秀英了吗？

”老孙头揉了揉眼睛，“秀英？看见了，下午四五点钟吧，她出去了。我问她去哪儿，

她说回娘家。”“她一个人？”老孙头想了想，“好像……不是。

我看见厂门口停了一辆小轿车，黑色的，她上了那辆车。”李卫国的脸刷地白了。

整个红旗钢铁厂，有小轿车的人不超过三个。厂长有一辆，副厂长有一辆，供销科长有一辆。

而供销科长的儿子，叫马建国。马建国，二十八岁，厂里最年轻的车间副主任。

他爸是供销科长，管着全厂的原材料采购，手眼通天。他妈是市妇联的副主任，

在官场上也有人脉。马建国本人长得也不差，一米八的个头，白白净净，穿着时兴的夹克衫，

脚上一双老人头皮鞋，在厂里走一圈，大姑娘小媳妇的眼睛都跟着转。而李卫国，

红旗钢铁厂最底层的炉前工，三班倒，每月工资五十六块，扣掉各种费用，到手四十三块八。

他和马建国的差距，比他们家门口那条臭水沟和长江的差距还大。李卫国蹲在厂门口，

双手抱着头，一动不动。雪开始下了，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在他的肩上、头上、背上。

老孙头看不下去，出来拉他，“卫国，起来，地上凉。”李卫国不动。“卫国，听叔一句话，

女人嘛，走了就走了。你还年轻，再找一个。”李卫国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但没有眼泪。

“孙叔，我没事。”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雪，“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对她不够好吗？

”老孙头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有什么用？这个世道，好不值钱。

”李卫国回到家，棒子面粥已经凉了，上面结了一层皮。他没有喝粥，而是坐在床沿上，

盯着那两个空荡荡的包袱皮看了很久。枕头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他刚才没注意到。他抽出来，

上面是秀英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几行字——“卫国，对不起，我走了。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你跟我不合适，你给不了我想要的日子。别找我了，找也找不到，好好过你的吧。

”李卫国把纸条看了三遍，叠好，放进内衣口袋，跟那四十七块三毛钱放在一起。

他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那道裂缝，他修了三次，每次都是用白石灰糊上，

过不了多久就又裂开了。就像他的婚姻。他尽力了，但该裂的，终究会裂。第二天，

李卫国的老婆跟马建国跑了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红旗钢铁厂。“听说了吗？

炉前班李卫国的老婆，跟马建国跑了！”“哪个李卫国？就是那个竹竿李？”“对对对，

就是他。他老婆叫王秀英，长得挺水灵那个。”“啧啧啧，马建国不是有老婆吗？

”“有老婆又怎样？人家有钱有势，外面养一个还不是跟玩儿似的。”“那李卫国不得气死？

”“气死有啥用？他一个月挣那几十块钱，连人家马建国请人吃顿饭都不够。

”议论声从车间传到食堂，从食堂传到澡堂，从澡堂传到家属院。李卫国走在厂区里，

到处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他低着头，快步走过，假装听不见。第三天，

他接到了厂里的通知，从炉前班调到原料堆放场，负责看场地。明升暗降，炉前工虽然苦，

但好歹是技术工种，有奖金有补贴。看场地就是看大门，工资少了十二块。谁给他调的？

马建国的爸，供销科长马德厚。李卫国去找车间主任理论，车间主任把他拉到一边，

小声说：“卫国，不是我不帮你，是马科长打了招呼。你也别闹了，闹大了对你没好处。

马科长说了，你要是安安分分的，过段时间再给你调回来。你要是闹……你自己掂量。

”李卫国没有说话，转身走了。他去了原料堆放场，那里堆着几百吨铁矿石和焦炭，

北风一刮，漫天都是黑灰。他裹着棉袄，坐在铁矿石堆上，看着灰蒙蒙的天空，

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最便宜的“大前门”香烟。烟是劣质的，呛得他直咳嗽，但他没有停。

他想起三年前，他第一次见到王秀英的情景。那是一九八七年的春天，

红旗钢铁厂组织五四青年节联欢会。李卫国被拉去当壮丁，负责搬桌椅、挂横幅。

王秀英是纺织厂的工人，被她的同事拉来参加联谊。她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扎着马尾辫，

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李卫国搬桌子的时候差点撞到她，她往后一躲，差点摔倒，

李卫国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对不起对不起！”他连忙道歉。王秀英站稳了，

看着这个瘦高个的男人，忽然笑了。“你这个人，怎么走路不看路？”“我……我搬桌子，

没看见你。”“你是哪个厂的？”“红旗钢铁厂，炉前工。”“炉前工？那不是很苦吗？

”“苦是苦，但工资还行。”他说完就后悔了，这话说得太土了。但王秀英没有嫌弃，

反而跟他聊了起来。那天联欢会结束后，李卫国送她回家。两个人走在昏黄的路灯下，

影子被拉得很长。他鼓起勇气问她：“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王秀英低着头，

踢着地上的小石子，“还行吧。”“那你……愿意跟我处对象吗？”王秀英没有立刻回答，

走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说：“试试吧。”就这两个字，李卫国高兴了整整一个月。

他们处了半年对象，李卫国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她身上，

给她买衣服、买皮鞋、买雪花膏、买的确良的衬衫。他每个月只给自己留十块钱吃饭，

其余的全部交给她。王秀英的家里一开始不同意，李卫国是农村出来的，父亲早逝，

母亲在乡下种地，家里穷得叮当响。但王秀英坚持要嫁，说“他对我好”。婚礼很简单，

没有酒席，没有车队，就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李卫国的母亲从乡下赶来，

带了两只老母鸡和一百个鸡蛋，那是她能拿出的全部了。婚后，

李卫国把所有的工资都交给王秀英，自己连根冰棍都舍不得买。他每天四点半起床，

给她做早饭，然后把她的午饭装好，再去上班。下班回来，他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

什么都干。王秀英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经常喊累。李卫国就给她**肩膀，

一按就是一个小时，手都酸了也不停。他以为，只要他对她足够好，日子就会一天天好起来。

但他忘了，日子好不好，不光看一个人有多努力，还要看这个时代给不给你机会。

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零年，整个国家都在变。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鲜东西，

录音机、洗衣机、摩托车、流行歌曲、港台电影。厂里的人开始分化了，有的人下海经商，

赚得盆满钵满；有的人托关系调到了好单位，工资翻倍；有的人靠着父母的余荫，

过上了让人眼红的日子。而李卫国，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一份死工资，

一个越来越不耐烦的老婆，和一身的力气。王秀英开始嫌弃他了，先是嫌弃他穷，

“你看人家马建国的老婆，穿的是呢子大衣，我穿的是什么？你一个月挣那点钱，够买什么？

”然后嫌弃他没本事，“你就不能想想办法？你那个同学张海生，人家初中都没毕业，

现在倒腾服装，一个月挣好几百。你呢？你就知道在厂里卖力气！”最后嫌弃他这个人，

“李卫国，你除了对我好，你还会什么？”他确实什么都不会。他十六岁进厂，

当了十年炉前工，除了跟铁水打交道，什么都不会。

他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没有关系、没有门路。他唯一会的，就是对老婆好。但现在，

连这个都不管用了。因为王秀英找到了一个对她更好的人，

一个能给她买呢子大衣、能带她下馆子、能让她坐小轿车的人。李卫国坐在铁矿石堆上，

把最后一根烟抽完，烟蒂扔进风里。他站起来，拍了拍**上的黑灰，走进值班室，

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喂，海生吗？我是李卫国。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卫国！你小子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好久没联系了！

”“海生，你在广州那边……还缺人吗？”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卫国，你出什么事了？

”“我老婆跑了。”“……你等着，我下周回来，我们当面谈。

”张海生是李卫国的小学同学，两个人光着**一起长大。张海生脑子活，胆子大，

初中没毕业就出来闯荡。先是在县城摆地摊，后来去了广州，在服装批发市场倒腾衣服，

几年下来，攒了不少钱。他回到厂里的时候，开了一辆崭新的夏利车，穿了一身皮夹克，

手腕上戴着一块电子表，整个人洋气得不行。厂里的人看见他都愣了，

当年那个偷鸡摸狗的张海生，现在发达了。张海生把李卫国拉上车，开到县城最好的饭店，

点了一桌子菜。“卫国，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李卫国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刻意隐忍，就是平铺直叙。张海生听完，一拍桌子，

“马建国那个王八蛋！老子找人收拾他！”“别，”李卫国拦住他，“没意思，

打了他又怎样？秀英也不会回来了。”“那你就这么算了？”李卫国沉默了一会儿。“海生，

我不想算了，但我也不想闹。闹来闹去，丢人的是我自己，我想……换个活法。

”张海生看着他，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你想跟我去广州？”“嗯。”“你会做什么？

”“什么都不会。但我能吃苦。”张海生看了他很久，然后笑了。“卫国，

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什么？”“你这个人，看着闷，但心里有数。

别人受了这种气，要么去闹，要么去死，要么借酒消愁。你倒好，你想的是换个活法。

”张海生给他倒了一杯酒，“来，干一个。过了年，你就跟我走。到了广州，

我保证你比现在强十倍。”李卫国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是辣的，呛得他眼泪都快出来了。

但他没有擦，任由那股辣劲儿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一九九一年，正月初六。

李卫国把家里所有的东西收拾了一遍，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他把那台黑白电视机搬到了隔壁老王家里。“王哥，电视机给你了，就当是这几年的照应。

”老王不要，“这是你家的东西，你留着。”“我一个人，要电视机干什么？

”李卫国笑了笑，“王哥，我走了之后，这房子厂里可能要收回去。你要是能争取，

就争取过来，给你儿子结婚用。”老王的眼眶红了，“卫国，你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混出个人样了，就回来。”他背着蛇皮袋，

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那四十七块三毛钱，走出了家属院。走到厂门口的时候，

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红旗钢铁厂的大门还是那个大门，

“工业学大庆”的标语还是那个标语，烟囱里冒着黑烟，一切跟他十年前进厂时一模一样。

但李卫国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不是因为他恨这个地方，而是因为，

他在这里活得太小了。小到像一粒灰尘，谁都可以吹一口气把他吹走。

他要去一个更大的地方，把自己活成一个人。火车是绿皮车，硬座，从北方小城到广州，

要坐两天两夜。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泡面味、脚臭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

李卫国把蛇皮袋塞在座位底下，靠着窗户，看着窗外的风景从枯黄变成嫩绿，

从平原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山岭。他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各种事情。

他想起了秀英，不是恨，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她是他的第一个女人，

也是他唯一爱过的女人。他给了她自己所有的一切，而她把这些都扔进了垃圾桶。

他想起了马建国，那个开着小轿车、穿着老人头皮鞋的男人。他恨他吗？恨。

但他更恨的是自己，恨自己没本事，恨自己让老婆跟着别人跑了。他想起了母亲，

一个人在乡下种地，头发白了一大半。他临走前去看了她，给她磕了三个头。“妈，

儿子不孝，不能在您跟前尽孝了。”母亲摸着他的头，说：“去吧，妈不怪你，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火车驶入河南境内的时候，天亮了。李卫国看着窗外的朝阳，

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那是一种他从未有过的感觉，不是愤怒，不是悲伤，

而是一种野蛮的、原始的、不讲道理的生命力。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体内破土而出。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李卫国了。广州火车站，

李卫国扛着蛇皮袋走出站台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人山人海，

密密麻麻的人头像蚂蚁一样涌动。到处都是背着大包小包的外地人，操着各种各样的方言，

有人喊“住宿住宿”，有人喊“发票发票”，有人喊“老板要不要坐车”。

空气湿热得像个蒸笼，他身上那件棉袄瞬间变成了负担，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

张海生在出站口等他，老远就招手。“卫国！这儿呢！”李卫国挤过去，

张海生一把接过他的蛇皮袋，笑着说：“你这身行头得换，广州这天气，穿棉袄要热死人的。

”他带李卫国去了他在广州的住处，白云区一个城中村里，租了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

房子很小，但收拾得干净，有电风扇，有电视，还有一张一米八的大床。“你先住我这儿，

过两天我帮你在附近租一间。”张海生扔给他一件短袖衬衫，“换上，我带你去吃饭。

”李卫国换了衣服，跟着张海生走出城中村。外面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两边全是档口，

卖衣服的、卖鞋的、卖电子表的、卖录音带的，一家挨着一家，喇叭里放着港台流行歌曲，

震耳欲聋。街上的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人穿西装打领带，有人穿花衬衫大裤衩，

还有人穿那种李卫国只在电视上见过的港式潮服。他觉得自己像个从土里刨出来的古董。

张海生带他去了一家潮汕砂锅粥店，要了两份虾蟹粥，一盘炒田螺，两瓶啤酒。“卫国，

我跟你说实话，”张海生一边剥田螺一边说，“广州这个地方，机会多，但人也多。

你想在这里站稳脚跟，得吃苦。”“我不怕吃苦。”“我知道你不怕，但光能吃苦不够，

你还得动脑子。”张海生看着他，“你想做什么？”李卫国想了想，“你做的这个服装生意，

我能学吗？”“能。但刚开始你肯定不习惯。这个生意，说穿了就是倒买倒卖。

从批发市场拿货，然后加价卖出去。赚的是差价，靠的是眼光和嘴皮子。”“我没有嘴皮子。

”“我知道，你从小就不爱说话。但你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东西。”张海生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你脑子好使。你小时候数学考满分的事，我还记得呢。做生意不光是靠嘴，也靠脑子。

”李卫国沉默了一会儿，“你教我。”“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半途而废。”“好。”第二天，

张海生带他去了广州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白马服装市场。

那是一个让李卫国终生难忘的地方。三层楼的巨大市场，几百个档口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

每个档口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老板们站在门口吆喝，嗓门一个比一个大。“靓仔！

看看这个T恤，香港最新款！”“老板！进点货吧，这个牛仔裤卖得可好了！”“要什么码？

什么色？我这里都有！”李卫国跟在张海生后面，像个刚进城的乡巴佬，眼睛都不够用了。

张海生一边走一边给他讲解：“你看，这个档口做的是中低端，走量，

一件T恤拿货价三块五，回去能卖十五。这个档口做的是精品，拿货贵，但利润也高。

做生意之前，先要想清楚你的客户是谁。”李卫国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

他在白马市场待了整整一周，每天从早到晚，不买不卖，就是看。看别人怎么跟老板谈价格，

看别人怎么挑货，看别人怎么打包发货，看别人怎么跟客户打交道。

他口袋里那四十七块三毛钱，一分都没有动。因为他知道，这点钱，在广州连个屁都不算。

他必须先把所有东西都看明白了，才能下手。一周之后，他找到张海生。“海生，

借我五百块。”张海生二话没说，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递给他。“不用还，就当是我入股。

”“不行，借的就是借的。等我赚了钱，连本带利还你。”李卫国拿着五百块钱，

进了第一批货，五十件男士T恤，白色和灰色两种，拿货价一件三块五，

一共花了一百七十五块。他没有租档口，租不起。他也没有摆地摊，他觉得那样太慢了，

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去了一趟珠江边上的工地，那里有几百个建筑工人，

大部分是从四川、湖南、贵州来的民工。他们每天在工地上干活，衣服破得很快，

但又不舍得花钱买好的。李卫国找工头谈了谈，他可以在工地上摆一个临时摊点，

每天晚上工人们下班的时候卖衣服，不收场地费，但工头买衣服打八折。工头同意了，

第一天晚上，李卫国把五十件T恤挂在工地的简易棚子里，工人们收工回来，

看见有卖衣服的，围过来看。“这T恤多少钱？”“十块。”“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