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房的门在我身后关上时，我听见婆婆对护士说：“保小。大人不保。”七个月。

我的孩子还有七个月才能来到这个世界。可他的奶奶，已经替她判了死刑。

1我嫁进周家那天，是腊月二十四，小年。婚车是借的，一辆半新不旧的桑塔纳，

车门上绑着红绸子，一路开过来，绸子被风吹散了，露出一块锈迹。我坐在后座，

穿着租来的婚纱，腰围大了两寸，用别针别着，别针硌在腰上，一路上都在疼。

到了周家门口，鞭炮放了三挂。村里人都来看新娘子，小孩子挤在前面，伸着手要糖。

我婆婆周王氏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枣红色的对襟棉袄，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脸上挂着笑。

那笑容很标准，嘴角的弧度刚刚好，像是练过的。我从车里下来的时候，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就那么一眼，从头到脚，像在菜市场看一块猪肉。看完之后，

她的笑容没变，但眼神变了。那个眼神的意思是——还行，凑合。我后来才知道，

她打量我的不是脸，不是身材，是我的**。她跟村里人说：“**大，能生儿子。

”这句话是隔壁张婶告诉我的。张婶说这话的时候，笑得意味深长，

好像在说一件很体面的事。我没笑。我男人叫周建国，在镇上的砖瓦厂上班，

一个月挣一百八十块。他长得高高大大，皮肤黑，笑起来憨厚，说话慢吞吞的，

像什么都无所谓。相亲那天，他穿着一件蓝色的确良衬衫，袖口挽到小臂，坐在我对面，

低着头喝茶，一句话都不说。媒人推了他一下，他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

耳朵红了。我当时觉得，这个男人老实，可靠，不会花心。我嫁给他，日子应该不会太苦。

我不知道，老实人有时候比坏人更让人寒心。因为坏人你恨得起来，

老实人你连恨都不知道该恨谁。2结婚第一年，我怀孕了。婆婆高兴得不得了，

天天给我炖鸡汤、煮红糖鸡蛋，逢人就说“我家秀兰怀了”。她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亮得像灯泡，好像怀的不是孙子，是金元宝。五个月的时候，婆婆托人找关系，

带我去镇上的卫生院做了B超。那时候B超管得不严，医生认识介绍人，

看了之后说了一句：“是个丫头。”婆婆的脸当场就黑了。她站在卫生院门口，

手里拎着给我带的保温桶，里面是红枣鸡汤。她把保温桶递给我，说：“你自己喝吧。

我不喝了。”从镇上回家的路上，她一句话都没跟我说。走在前面，步子很快，我跟不上，

她也不等我。那天晚上，周建国下班回来，婆婆把他叫到里屋，关了门。我站在门外，

听见她说：“打了。再生。”周建国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听你的。

”门缝里透出一线光，我站在黑暗的走廊里，手摸着五个月的肚子。孩子踢了我一下。

她不知道，她奶奶不要她了。第二天，婆婆带我去镇上的卫生院。我说我不打。

婆婆说：“不打不行，周家不能断了香火。”我说：“这也是周家的孩子。

”婆婆说：“丫头不算。”我回头看周建国。他站在门口，低着头，抽烟。烟头一明一暗，

照不出他的表情。我最后还是打了。手术台上，我听见器械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的，

像有人在敲铁皮。我没有哭。不是坚强，是哭不出来。医生是个中年女人，她看了我一眼，

说：“还年轻，还能生。”我不知道她是在安慰我，还是在安慰她自己。从卫生院出来，

婆婆给我买了一只老母鸡，说回去炖汤补身子。她脸上又有了笑。

那个笑容和结婚那天一模一样，嘴角的弧度刚刚好。3第二次怀孕，是一年后。这一次，

婆婆没有急着带我去做B超。她等到了四个月，才托人找了关系。去之前，

她在村里的土地庙烧了香，磕了头，嘴里念念有词，说“菩萨保佑，这回一定要是儿子”。

B超结果出来，还是女儿。婆婆从卫生院出来的时候，脸色比上一次更难看。她没有骂我，

没有打我。她只是不说话。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周建国走在最后面。三个人，一条路，

谁也不说话。到了家门口，婆婆停下来，转过身，看着周建国。她说：“建国，你说。

”周建国低着头，用脚碾地上的石子，碾了很久。然后他说：“打了吧。”我说：“我不打。

四个月了，她会动了。”周建国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什么？我说不清楚。

不是心疼，不是愧疚，是一种很累很累的表情，好像他在做一件不得不做的事，

好像他也是受害者。“打了吧。”他又说了一遍。那天晚上，我没有吃饭。

婆婆把饭菜端到我房间，放在桌上，说：“你不吃，孩子也要吃。”我看着她，

说：“你不是不要她吗？”婆婆的脸抽了一下，没说话，转身走了。第二天，

我又上了手术台。同一个卫生院，同一个医生。她看了我一眼，认出了我，

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器械的声音还是叮叮当当的，和上一次一模一样。

从卫生院回来的路上，婆婆给我买了红糖和鸡蛋。她把东西递给我的时候，

说了一句：“秀兰，妈不是狠心。周家就建国一个儿子，不能断了香火。

”我接过红糖和鸡蛋，没说话。4第三次怀孕，婆婆没有等到四个月。两个月的时候，

她就托人联系了省城的大医院。她说省城的B超更准，两个月就能看出男女。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那家医院的，也不知道她花了多少钱。她从来没跟我提过钱的事。

她只跟我说了一句话：“这回要是再是丫头，你自己看着办。”我自己看着办。怎么办？

打掉？生下来？生下来她也不会要，周建国也不会要。我能怎么办？去省城那天，

天还没亮就起来了。婆婆煮了一锅粥，炒了两个菜，装在保温桶里，说路上吃。

她自己也换了新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不像去检查，像去走亲戚。长途汽车上，

**着窗户，看着外面的田野一片一片地往后退。麦子黄了，快要收了。去年这个时候，

我在地里割麦子，肚子里怀着第二个孩子。割着割着肚子疼，蹲在地埂上，

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周建国在另一块地里，他没有过来。他不知道我肚子疼。

或者他知道，但他觉得没那么严重。省城的大医院人很多，排队排了一个上午。

婆婆让我坐在椅子上等，她站在队伍里，不时踮起脚往前看。她的背影很瘦，肩胛骨凸出来，

把衣服顶出两个尖。她五十六了，头发白了大半。轮到我们的时候，

婆婆跟着我一起进了B超室。她跟医生说是“亲戚”，医生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

B超的探头在我肚子上滑来滑去，凉凉的。医生盯着屏幕，表情没什么变化。

婆婆在旁边等不及了，问：“医生，是男是女？”医生没说话。她又问了一遍，声音大了些。

医生放下探头，看了婆婆一眼，又看了我一眼，说：“是个女孩。”婆婆的脸一下子白了。

白得像墙上的石灰。她站在B超室里，没动。我躺在检查床上，也没动。医生在写报告，

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沙沙的，像秋天的落叶。从医院出来，婆婆没有买红糖，没有买鸡蛋，

没有买老母鸡。她直接去了长途汽车站，买了回程票。一路上，她没说一句话。

5到家那天晚上，婆婆把周建国叫到堂屋，关了门。我站在门外，隔着门板，

听见她说：“离婚吧。她生不出儿子。”周建国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说：“妈，离婚了，我还能娶到媳妇吗？”婆婆说：“能。妈给你找。

找个能生儿子的。”周建国又沉默了。这一次沉默的时间短了些。“那就离吧。”他说。

我站在门外，手扶着门框。门框是木头的，油漆剥落了，露出底下的木纹。

我的手指抠进木纹的缝隙里，抠得很紧。我想推门进去，我想问他：周建国，

我为你打了两个孩子，你现在跟我说离婚？你的良心呢？但我没有推。因为我怕。

我怕推开门之后，看见他的脸，看见那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看见他真的不在乎。

他不在乎我打了两个孩子，不在乎我疼不疼，不在乎我哭没哭。他只知道，我生不出儿子。

这是原罪。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村子里，在所有人眼里，生不出儿子就是女人的错。

没有人会问男人一句：你检查过没有？我没有推门。我转身回了房间，收拾东西。

我的东西不多。几件衣服，一条围巾，一把梳子。结婚时的嫁妆——两床被子，一对枕头，

一个暖水壶——都是周家的，我带不走。我把衣服叠好，放进一个蛇皮袋里，然后坐在床边，

等着。等天亮。6天没亮的时候，婆婆来敲门了。“秀兰，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我开了门。她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红糖水，冒着热气。她递给我，说：“喝了吧。

喝完再说。”我没有接。我说：“妈，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她端着那碗红糖水，站在门口，

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不是狠，不是冷，

是一种——我该怎么说呢——是一种“我也没办法”的表情。好像她也是被逼的，

好像她也是受害者，好像她不做这些事，老天爷就会怪她。“秀兰，妈不是狠心的人。

你知道的，妈对你不薄。你进门这几年，妈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哪样亏待你了？

可是你生不出儿子，这是大事。周家三代单传，不能在你这里断了。”我看着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是褐色的，眼白有些浑浊，眼角有细纹。她说话的时候，眼神没有躲闪，没有心虚。

她是真心觉得她做的是对的。“妈，我打了两个孩子。两个。第一个五个月，第二个四个月。

你说打我就打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以后还能不能生？”婆婆的脸色变了一下。只是一下。

“能生。你还年轻。”“医生说，再打就不能生了。”“哪个医生说的？

你不要听那些医生瞎说。女人哪有不生孩子的？打几个就不生了？那都是骗人的。

”我看着她。忽然不想说话了。我端起那碗红糖水，喝了一口。甜的，烫的，

从喉咙烫到胃里。我把碗还给她，说：“妈，我不离婚。”婆婆的脸僵了。“你不离也不行。

建国说了，离。”“那你让建国来跟我说。”婆婆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她走路的姿势很急，好像怕我反悔，好像怕我跑了一样。过了一会儿，周建国来了。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穿着一件蓝色的确良衬衫，袖口挽到小臂。

和相亲那天穿的那件差不多。不是同一件，但颜色一样。他的手上还沾着机油，

刚从砖瓦厂回来，还没来得及洗。“秀兰，”他说，“我们离了吧。”“为什么？

”“你生不出儿子。”“是你生不出儿子。”我说。周建国愣了一下。他看着我，

好像没听懂。“你说什么？”“我说，是你生不出儿子。不是我的问题。你去医院查过吗？

你查过没有？”周建国的脸涨红了。不是害羞，是生气。“你胡说什么？我怎么可能有问题？

”“你没查过，你怎么知道你没问题？”“我——”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在他的世界里，在婆婆的世界里，在所有人眼里，

生不出儿子就是女人的事。跟男人没有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的，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

不需要证明。“秀兰，你不要无理取闹。”他说。“我无理取闹？我为你打了两个孩子，

你说我无理取闹？”周建国不说话了。他低下头，又开始碾地上的石子。和上一次一样。

他只有这一个动作，这一种反应。遇到问题就低头，就沉默，就碾石子。他不会解决，

不会面对，不会选择。他只会听他妈的话。他妈说娶，他就娶。他妈说打，他就打。

他妈说离，他就离。他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没有骨头的人。7我没有离婚。

不是因为我舍不得周建国，是因为我没有地方去。我娘家在隔壁县的一个村子里，

父亲去世了，母亲跟着哥哥嫂子过。哥哥嫂子也不容易，三个孩子，挤在两间土坯房里。

我回去了，住哪？吃什么？母亲就算想留我，也开不了口。嫂子不会答应的。我没有离婚。

但我也没有留在周家。第二天一早，我拎着蛇皮袋，走了。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婆婆的房间灯还没亮，周建国还在打呼噜。我轻手轻脚地打开大门，门轴响了一下，

吱呀一声，在清晨里格外响。我停下来，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出来。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