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觉醒来，我成了被退婚的村姑疼。脑袋像被人用砖头拍过一样，太阳穴突突直跳。

我挣扎着睁开眼，入目是一间土坯房，墙皮斑驳脱落，房梁上挂着几串干辣椒和玉米棒子。

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混着灶台上的油烟气息。我躺在一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

身上盖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碎花薄被。床头的木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煤油灯？

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这不是我家。我最后的记忆，是坐在陆家嘴的写字楼里，

盯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K线图，手里端着一杯冷掉的美式。那天股市暴跌，

我管理的基金单日回撤了百分之八，老板在电话里骂了我整整二十分钟。我挂了电话，

胸口一阵剧痛，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是猝死了？然后穿越了？我抬起手，

看到一只骨节分明但略显粗糙的手，指腹上有薄薄的茧，指甲剪得很短。

这不是我的手——我的手做了十几年的美甲，指甲上永远涂着当季最流行的颜色。

我猛地坐起来，脑袋一阵眩晕。低头看自己，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确良衬衫，

下面是一条黑色的涤纶裤子，脚上是一双手工做的布鞋。这打扮，这房间，

这煤油灯……“醒了醒了！小麦醒了！”一个中年妇女推门进来，围着蓝布围裙，

手里端着一碗黑乎乎的东西。她的脸上有岁月的风霜，眼角皱纹很深，

但眉眼间和我有几分相似。“妈？”我试探着叫了一声，声音有些沙哑。“哎！

”她应了一声，眼眶红了，“你可算醒了，吓死妈了。你都昏了一天一夜了，

大夫说是急火攻心，加上身子虚。来，把这碗姜汤喝了，暖暖身子。”我接过碗，

一边喝一边打量她。脑子里突然涌进来一堆不属于我的记忆，

像放电影一样闪过——原主叫林小麦，十八岁，家在八十年代苏北一个叫柳河村的地方。

家里穷得叮当响，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娘在镇上接一些缝补的零活。上头有两个哥哥，

大哥在部队当兵，二哥在县城学木匠。原主去年定了亲，对象是隔壁村赵家的儿子赵志强，

在县供销社上班，吃商品粮的，算是高攀了。可就在三天前，赵家突然来人退婚了。

理由是林小麦“不检点”——镇上有人传闲话，说她在赶集的时候跟一个陌生男人拉拉扯扯，

丢人现眼。原主气不过，跑去赵家理论，被赵志强他妈指着鼻子骂了一顿，

回来之后就发了高烧，一病不起。这不，烧着烧着，就把我烧来了。我把碗里的姜汤喝完，

脑子里把原主的记忆捋了一遍，心里有了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遍地是黄金。我上辈子在金融圈摸爬滚打十五年，

从研究员做到基金经理，见过的风口、踩过的坑、吃过的亏，比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多。

老天爷让我穿越到这个年代，还给我一个十八岁的身体，

这不就是让我重来一次、大干一场吗？至于那个退婚的赵志强——呵，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不对，是莫欺少女穷。我林小麦，

上辈子管着五十亿规模的基金，这辈子还搞不定一个八十年代的供销社小职员？“妈，

”我把碗放下，看着眼前的妇女，“赵家退婚就退婚，我不稀罕。”我妈愣了一下，

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不烧了啊，怎么说起胡话了？你前两天还哭着说非志强不嫁呢。

”“那是以前不懂事。”我笑了笑，“妈，您放心，女儿以后给您挣大钱，

让您住楼房、穿绸缎、天天吃肉。”我妈被我逗笑了，笑完又红了眼眶：“傻丫头，

妈不要你挣大钱，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赵家那门亲事，退了也好。他们家那个老太太，

以后嫁过去也是个受气的。”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翻身下床，走到门口，推开木门。

阳光刺眼，我眯着眼睛看出去——一片广阔的田野，稻田里秧苗青青，

远处有几排低矮的瓦房，炊烟袅袅升起。空气清新得不像话，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八十年代，我来了。上辈子没能实现的财务自由，这辈子，

我一定要拿到手。“小麦！小麦！”一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姑娘小跑着过来，脸蛋红扑扑的，

手里拿着一封信。“你咋起来了？你妈说你病得厉害，我都不敢来看你。”她喘着气，

把信递给我，“赵志强托人送来的，给你的。”我接过信，拆开。

信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小麦，退婚的事是我妈的主意，我也没办法。你那个事确实不好听，

我们赵家在镇上丢不起这个人。你要怪就怪我吧，以后你找个人好好过日子，别来找我了。

”我面无表情地把信折好，塞进口袋。旁边的姑娘凑过来：“写的啥？”“退婚声明。

”我说。“啊？”她瞪大了眼睛，“赵志强真的不要你了？那你怎么办？

”我看着她——从记忆里搜索出来，这姑娘叫王翠花，是原主从小玩到大的闺蜜，心直口快，

没什么心眼。“翠花，”我说，“你知道镇上哪儿有收鸡蛋的吗？”“收鸡蛋？你要卖鸡蛋？

”“嗯，我想做点小买卖。”王翠花张了张嘴，大概觉得我脑子烧坏了。

一个刚被退婚的姑娘，不想着怎么挽回名声，反而想着做买卖？“小麦，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我好得很。”我笑了笑，“你就告诉我，镇上哪儿收。”八十年代的农村，

鸡蛋是硬通货。城里人买鸡蛋要凭票，农村人虽然养鸡，

但大多数鸡蛋都自家吃了或者拿去换盐换醋。真正规模化收鸡蛋的，很少。

我的计划很简单：收鸡蛋，卖到县城。县城里的人有工资、有粮票肉票，但鸡蛋供应跟不上。

尤其是双职工家庭，根本没时间养鸡，买鸡蛋全靠赶集的时候抢。如果我能稳定地供应鸡蛋，

不愁没销路。当然，光靠柳河村这几户人家的鸡蛋不够。

我要做的是——整合周边几个村子的鸡蛋资源，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听起来简单，

但在八十年代的农村，这需要胆量和本钱。我口袋里只有三块六毛钱，

是原主攒了大半年的私房钱。三块六。上辈子我经手的每一笔交易，后面都至少跟着六个零。

现在，三块六就是我的全部身家。我从三块六开始。第一天，我骑着家里那辆二八大杠，

后座绑着两个竹筐，在柳河村和隔壁的李庄、王庄转了一圈，收了八十多个鸡蛋。

每个鸡蛋五分钱收的，花了我四块多——还跟王翠花借了一块。第二天天没亮，

我就骑车去了县城。县城离村子十五里路，骑了将近一个小时。

我在县城的国营菜市场门口蹲着，把竹筐摆在地上，开始叫卖。“鸡蛋！新鲜的土鸡蛋！

八分钱一个！”八十年代的县城，早上六点就已经热闹了。上班的、买菜的、送孩子的，

人来人往。我的鸡蛋个头大、颜色好，一看就是正经土鸡蛋。

第一个顾客是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妇女，她拿起一个鸡蛋对着光看了看，又摇了摇，

满意地点点头：“给我来二十个。”一块六毛钱到手。不到一个小时，

八十多个鸡蛋全部卖完。我数了数手里的钱——六块八毛钱，刨去成本四块，净赚两块八。

两块八。上辈子我在陆家嘴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数。可现在，

这两块八毛钱让我激动得手都在抖。不是因为钱多，是因为——这条路走得通。回到村里，

我二话不说，把赚来的钱全部投进去，第二天收了更多的鸡蛋。第三天，第四天，

第五天……一个星期之后，我手里已经有了四十多块钱的流动资金。

我开始不满足于只在县城卖，打听到市里的国营饭店也收鸡蛋，

而且价格更高——一毛二一个。我咬咬牙，借了村里刘叔的手扶拖拉机，装了满满一车鸡蛋，

凌晨三点出发，开了三个多小时到了市里。市里果然不一样。

国营饭店的采购员看到我的鸡蛋，眼睛都亮了，当场全要了，一毛二一个，不讲价。那一天，

我净赚了将近二十块钱。二十块钱。八十年代，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

我一天赚了别人半个月的工资。从市里回来的路上，我坐在手扶拖拉机上，风吹得头发乱飞，

脸上全是灰，可我笑得合不拢嘴。这才是开始。第二章那个当过兵的男人钱赚得顺利，

麻烦也来了。我收鸡蛋的范围越来越大，触动了村里一些人的利益。

柳河村有个叫张德茂的人，在镇上供销社当副主任，他老婆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

也兼着收鸡蛋。以前村里人图方便，都把鸡蛋卖给她，价格压得低，三分钱一个。我一来，

直接开到五分钱一个，村里人又不是傻子，当然都卖给我。张德茂的老婆不干了，

在村里到处说我“不正经”“一个被退婚的姑娘抛头露面丢人现眼”，

还撺掇几个婆娘到我家门口骂街。我妈气得浑身发抖，我爸蹲在门槛上抽旱烟，一声不吭。

我从屋里走出来，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几个骂街的婆娘。“各位婶子，”我的声音不大，

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林小麦收鸡蛋，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坑蒙拐骗。

你们要是觉得我抢了你们的生意，大可以也把价格提到五分钱，公平竞争。

要是光靠嘴上骂人，那不好意思，我不吃这一套。”那几个婆娘被我噎得说不出话，

互相看了看，灰溜溜地走了。我妈拉住我的手，眼圈红了：“小麦，咱别干了行不行？

妈看着心疼。”“妈，”我握紧她的手，“我没偷没抢，凭什么不干？越是有人骂，

我越要干出个样子来。”我妈张了张嘴，最终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我爸在门槛上磕了磕烟袋锅子，闷声说了一句：“闺女想干就干，爹支持你。

”我爸这辈子没说过几句硬气话，这一句，让我鼻子酸了一下。鸡蛋生意做了两个月，

我手里攒了两百多块钱。这在八十年代的农村，算是一笔巨款了。

我开始琢磨下一步——光靠倒腾鸡蛋，利润太薄，而且门槛低，迟早有人跟风。

我需要找到一个更有壁垒的生意。机会来得比我想象的快。那天我去县城送货，

路过新华书店，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书架上摆着几本经济学方面的书，都是些基础读物。

我随手翻了翻，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国家正在试点股份制改革，

一些国有企业开始向社会发行股票。股票。八十年代的股票。我上辈子是干什么的？

基金经理啊！股票这东西，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我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股市从无到有，

第一批股票翻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可问题是，

我手里只有两百多块钱。而且，买股票需要证券账户，八十年代开户的门槛不低，

普通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我需要钱，更多的钱。也需要人脉，能接触到资本市场的人脉。

从书店出来的时候，我脑子里已经在盘算怎么扩大生意规模了。低着头走路，没注意前面，

一头撞上了一个人的胸口。“对不起对不起——”我赶紧道歉，抬头一看，愣住了。

那是一个很高的男人，目测一米八几，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衬衫，袖子卷到手肘，

露出结实的小臂。他的脸棱角分明，眉骨高，鼻梁挺直，嘴唇微抿，

整个人像一把收在鞘里的刀，锋利但不张扬。他的眼睛很深，

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沉静的力量，像深山里的潭水，不声不响，却让人不敢轻视。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左手——袖口空荡荡的，被整齐地折起来，别在腰间的皮带上。独臂。

“没事。”他说，声音低沉，带着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他看了我一眼，

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然后侧身让开，继续往前走。我站在原地，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不知道为什么，心跳快了几拍。也许是原主的身体反应，

也许是别的什么。我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掉。回到村里，我跟王翠花打听那个人。

“你说的是陆沉吧？”王翠花一边纳鞋底一边说，“他去年退伍回来的，听说以前是侦察兵，

立过功。后来在一次任务中受了伤，左臂截肢了。退伍之后回了老家，

住在村东头那间老房子里，一个人过。”“侦察兵？”我有些意外。“嗯，可厉害了。

不过脾气怪得很，不怎么跟人说话，村里人都有点怕他。”王翠花压低声音，

“还有人说他命硬，克人。他爹妈早没了，在部队又断了胳膊，

回来之后也没人敢给他介绍对象。”命硬，克人。八十年代的农村，这种话传起来比风还快。

我没说什么，但心里记住了这个人。接下来的日子，我继续做我的鸡蛋生意，规模越做越大，

开始从周边五六个村子收鸡蛋，每天出货量稳定在五百个以上。我在县城租了一个小门面，

挂了个牌子——“小麦土产”，不光卖鸡蛋，还收一些农副产品，

干辣椒、花生、红薯粉条之类的，倒腾到市里卖。生意做大了，麻烦也跟着来。

张德茂在镇上使了绊子，说我无证经营，让工商所的人来查我。我早有准备，

营业执照早就办好了，手续齐全，查也查不出什么。工商所的人走的时候，

张德茂的老婆在门口阴阳怪气地说：“一个被退婚的丫头片子，能有什么本事？

指不定在外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当时正在理货，听到这话，放下手里的鸡蛋，

走到门口。“张婶，”我看着她，笑了一下，“您这么关心我，是不是也想学我做生意？

要不我教您？不收学费。”她气得脸都绿了，哼了一声，扭着腰走了。

王翠花在旁边捂着嘴笑：“小麦，你这张嘴，真是气死人不偿命。”“嘴皮子不硬，

怎么做生意？”我拍了拍手上的灰，“翠花，帮我个忙，明天跟我去一趟市里。

”“去市里干啥？”“看一批货，顺便……找个人。”我要找的人，就是陆沉。

不是因为我对他有想法，是因为我需要一个帮手。我的生意越做越大，一个人忙不过来。

收鸡蛋、送货、理货、记账，全都是我一个人干。我迫切需要一个人帮我，

尤其是需要一个能镇得住场面的人。张德茂那边不会善罢甘休，

说不定哪天就找人来砸我的店。我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打架肯定不行。

但如果有一个当过侦察兵的人在身边，情况就不一样了。而且，陆沉是退伍军人，

人品应该靠得住。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想帮他。一个立过功的侦察兵，

因为断了一条胳膊，回到村里被人指指点点，说命硬克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种日子，

光是想想就觉得难受。我上辈子在金融圈见过太多落难的人才，

知道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被外在的残缺定义。第二天，我和王翠花去了村东头那间老房子。

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墙角的扫帚摆得整整齐齐，劈好的柴火码成垛，

连鸡窝都用木板钉得方方正正。陆沉正蹲在院子里修一把锄头，用右手和膝盖夹住锄柄，

左手空荡荡的袖口在风中轻轻晃着。他修得很专注，连我们走到门口都没注意到。“陆同志？

”我叫了一声。他抬起头，看到是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他站起来，锄头靠在墙上，

目光平静地看着我。“有事？”“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我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来意，

“我在县城开了个店，需要一个人帮忙看店、送货。一个月五十块钱，包吃住，你看行不行？

”五十块钱，比普通工人的工资还高。陆沉看了我一会儿，目光里有一种审视的意味，

像是在判断我是不是在可怜他。“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说，“我不是同情你，

我是真的需要帮手。我的生意在扩大，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是退伍军人，有纪律性，

做事靠谱，这是我看中的。至于你的胳膊，我觉得不影响。”他沉默了几秒，

然后说：“我考虑考虑。”“行，你考虑好了来县城找我。”我递给他一张写了地址的纸条，

“店不大，但够两个人忙活的。”他接过纸条，低头看了一眼，手指微微收紧。

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突然开口：“林小麦。”我回头。“你那个鸡蛋生意，”他说，

“张德茂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知道。”“你一个人，扛不住。”“所以我来找你了。

”他对上我的目光，嘴角动了一下——很轻很淡，但那是笑。“三天后，”他说，

“我去找你。”三天后，他真的来了。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衬衫，袖口依然别在腰带上。站在我的店门口，腰板挺得笔直，

像一棵扎根在风中的树。“来了？”我放下手里的账本，笑着看他。“来了。”他说，

声音沉稳。“吃了吗？”“还没。”我转身从里屋端出一碗面，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

“吃吧，吃完开工。”他看着那碗面，目光停了一瞬，然后坐下来，低头吃面。他吃得很慢，

很安静，把每一根面条都嚼得很仔细。吃完之后，他把碗筷洗干净，放回原处，

然后站在我旁边，问：“第一件事，做什么？”“先把门口那筐鸡蛋搬到屋里，要下雨了。

”他看了一眼天——晴空万里，连朵云都没有。“不会下雨。”他说。“天气预报说会。

”“天气预报不准。”“你怎么知道？”“我闻到了。”他说，“空气里有潮气，

一个小时内会下雨。”我半信半疑，但还是让他把鸡蛋搬进了屋里。五十分钟后，

一场瓢泼大雨毫无征兆地砸了下来。我站在门口，看着雨幕，转头看了一眼陆沉。

他站在我身后，表情平静，目光望着远处的天空，像是早就知道会有这场雨。

“你怎么闻出来的？”我问。“侦察兵的基本功。”他说，“泥土、风向、空气湿度，

都能告诉你天气。”我突然觉得，这五十块钱，花得太值了。第三章先合作，

后动心陆沉住进了我店里。店不大，前面是门面，后面隔了两间小屋，一间我住，

一间给他住。起初的几天，他话很少，除了必要的交流，几乎不主动开口。交代他做的事情，

他做得很利索，从不偷懒，也从不问为什么。但渐渐地，我注意到一些细节。

他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先把院子扫一遍，再把店门口的路也扫了。扫完之后，

他会用右手做一套我后来才知道是侦察兵训练用的体能操，做完之后额头上会有一层薄汗。

他会把我随手乱放的东西归置整齐——钥匙、账本、零钱，每一件都有固定的位置，

用完之后放回去，从不会找不到。他搬货的时候从不让我搭手，用右臂夹住筐子，

身体微微侧着，借力把筐子扛起来。动作干脆利落，看不出一点吃力，

可我注意到他每次做完之后，右肩的肌肉都在微微颤抖。他一个人扛着整筐鸡蛋上楼下楼，

从不叫苦，也从不让我帮忙。有一次我忍不住说：“陆沉，你让我帮你搬一点，

别一个人硬撑。”他看了我一眼，语气平淡：“不用。我是你雇来干活的，不是来享福的。

”“可你的胳膊——”“一条胳膊也能干。”他打断我，没有生气，

但语气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倔强，“林小麦，不用可怜我。”我没有再说什么，但从那天起，

我开始在中午多做一个菜，在晚上给他留一盏灯，在他干活的时候悄悄递上一杯水。

他不知道的是，我注意到他的袖口磨损了，第二天就去布店扯了一块深蓝色的布料，

趁他出门送货的时候，给他做了一副新的袖套。他回来看到袖套，愣了一下。“你做的？

”“嗯，你那袖口都磨破了，换一副。”他拿起袖套，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然后小心地套在左臂的残端上，用别针别好。“合适吗？”我问。“合适。”他说，

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他没有说谢谢，但从那以后，他看我的眼神变了。具体哪里变了，

我说不上来。就像冬天的阳光，还是那个温度，但照在身上的时候，总觉得比之前暖了一些。

生意越做越大，我开始不满足于只做农副产品。八十年代中后期，服装生意开始火起来，

尤其是南方沿海城市倒腾过来的“洋装”，在县城里供不应求。我决定去一趟广州。

八十年代去广州，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从我们苏北小县城坐火车到广州，要两天两夜，硬座，

票还不好买。“我跟你一起去。”陆沉说。“店里离不开人。”“店里让翠花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