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冬天来得很早。安昭记得，六岁那年的除夕，她被裹在一件红色的棉袄里，

坐在汽车后座。挡风玻璃外面是漫天的大雪，雨刷器一下一下地刮，发出闷钝聒噪的声响。

前面坐着她的父母，没有人说话。车停在民政局门口。台阶上积了很厚的雪，铁栅门关着，

贴了一张红纸，写着放假通知。父亲的手搭在方向盘上，很久没有动。母亲坐在副驾驶，

脸朝着窗外。后座的安昭把脸贴在半开的车窗上，雪花飘进来，落在她的睫毛上，

她没有闭眼。“民政局没开门。”父亲说。母亲没有回答。车子掉头的时候，

安昭看见民政局门口的两棵梧桐树。叶子早就掉光了，枝桠上落满了雪。她那时候想，

这两棵树站在一起，是不是也会觉得冷。

那是她对于“离婚”这个词最初的印象——那是一扇没有开门的门，和两棵落满雪的树。

后来那扇门还是开了。不是民政局的门，是家门。父亲开始赌钱的那一年，

家里的门每天被摔得砰砰响。母亲的声音从客厅传到安昭的房间，像碎掉的瓷碗，

每一片都带着锋利的边缘。她坐在书桌前写作业，铅笔尖断了，她拿小刀削，削得很慢很慢，

仿佛那是一件需要全神贯注的事。父亲输了钱回来，坐在饭桌前面一声不吭。

母亲把饭菜端上来，筷子摆好，也一声不吭。安昭低头吃饭，数着米粒。

头顶的灯管发出细微的电流声，像一只困在墙壁里的苍蝇。

她偶尔会想起六岁那年民政局门口的两棵树。她想，也许它们不是觉得冷。

它们只是习惯了站在一起。后来她不再想了。安昭把这件事告诉陈杳，是在一个秋天的傍晚。

学校天台的风很大，夕阳把整座城市染成一种暧昧的橘红色。陈杳坐在水泥台子上，

一条腿屈着，一条腿悬在外面，手里捏着一罐已经凉透的咖啡。“所以你爸妈最后没离成？

”他问。“没离成。”安昭说，“民政局没开门。”陈杳笑了一声，不是觉得好笑的那种笑，

是很轻很短的那种，像是一口气叹出来，不小心拐了个弯。“我爸我妈也没离。”他说，

“可能因为分财产太麻烦了。”安昭转头看他。

夕阳在他侧脸上切出一道很锋利的明暗交界线。他的睫毛很长，投下一小片阴影，

让她看不清他眼底的神情。“他们各过各的，很多年了。”陈杳把咖啡罐举起来，

对着光晃了晃，空了。“我爸在上海有个女人，我妈在温哥华有个男人。

两个人逢年过节还给我发一模一样的红包，连金额都不差，像约好似的。

”风把安昭的头发吹起来，有几根粘在嘴角上，她没有去拨。“你觉得他们爱过对方吗？

”她问。陈杳转过头来看她。他的眼睛是很深邃的棕色，在逆光里几乎是黑的。“我不知道。

”他说，“但我觉得他们让我知道了一件事。”“什么？”“爱这个字，说出来很容易。

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太少了。”安昭沉默了。天边的云烧成一片，

像是谁把一整罐橘色的颜料泼在了宣纸上，边缘洇出淡淡的紫灰。远处有鸟雀归巢，

扑棱棱掠过操场上方空荡荡的天空。“所以你不相信爱情。”她说。

陈杳把那罐空咖啡放在台子边缘，食指轻轻一推，罐子掉下去，落在下面的草坪上，

没有发出声响。“以前不信。”他说。安昭没有问“现在呢”。

她看着那颗消失在草丛里的咖啡罐，忽然想起六岁那年落在睫毛上的雪。那种凉意很轻，

轻到你以为它不存在，但它确确实实地落下来了，化成了水。她和陈杳的相识，

说起来并不浪漫。大一开学，学生会招新，安昭去面试外联部。陈杳是部长，坐在长桌后面，

面前摊着一张报名表。他抬头看了她一眼，问：“为什么想来外联？

”安昭说：“因为我擅长和不喜欢的人好好说话。”陈杳挑了一下眉。

“那你觉得你今天能让我喜欢你吗？”“不想。”安昭说，“我只想让你觉得我能干活。

”陈杳低头在报名表上写了什么，然后抬起眼，嘴角弯了一下：“行。明天来开会。

”后来陈杳告诉她，他在那张表上写的是“这个人有意思”。“你那会儿觉得我哪儿有意思？

”安昭问。“你说你不喜欢我。”陈杳说，“但你的眼睛不是那么说的。”安昭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成两道很浅的弧线，像冬天结了冰的湖面上，

被风吹出的一层细纹。“那我的眼睛说了什么？”“它说，”陈杳顿了一下，

“这个人想被喜欢，但是不敢。”安昭没有否认。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但她知道陈杳说的是对的。她从小在父母的争吵声里长大，学会了察言观色，

学会了在风暴来临之前把自己缩得很小，学会了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

因为期待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期待了，就会失望。失望了，就会疼。

所以她从来不期待。但陈杳让她觉得，也许期待也没有那么可怕。他们的关系确定得很安静。

没有表白，没有仪式，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可以标记为“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天”。

只是在某一个晚上，两个人从图书馆出来，走在种满银杏树的路上。路灯把银杏叶照得透亮，

像一片一片薄薄的金箔。安昭踩在一片落叶上，叶子发出很脆的声响。陈杳忽然停下来。

“安昭，”他说，“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安昭转过身。路灯的光从银杏叶的缝隙里漏下来，

落在他的肩膀上，像是给他镀了一层很淡的金边。“你说。

”“我可能不会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对人好。我从小到大，

没见过什么叫‘好’。我爸对我妈好，就是往她卡里打钱。我妈对我爸好，

就是逢年过节发一条微信。我不知道正常的两个人在一起，应该是什么样子。”安昭看着他。

“但是我想跟你试试。”陈杳说，“如果哪里做得不对，你告诉我。我会改。

”银杏叶又落了几片，打着旋儿，慢慢悠悠地，像是不舍得落地。“你记不记得面试那天，

”安昭说，“你问我，能不能让你喜欢我。”“记得。”“我当时说不想。”“记得。

”安昭往前走了一步，踩碎了一片刚落下的叶子。“我说谎了。”陈杳没有动。

风从路的尽头吹过来，把他额前的头发吹起来一点，露出整张脸。他的眉眼其实生得很温和，

只是平常总绷着，让人觉得疏离。此刻他站在满树金黄的银杏底下，灯光落在他眼睛里，

那层疏离碎了，露出底下很柔软的什么东西。“安昭，”他说，“我可以牵你的手吗？

”安昭把手伸过去。他的手比她的大很多，骨节分明，掌心很暖。他握得很轻，

像是怕握紧了会碎掉。“你可以握紧一点，”安昭说，“我不会跑。”他笑了一下，

手指收紧，把她的手整个裹在掌心里。那是安昭二十一年的人生里，

第一次觉得北方的秋天也没有那么冷。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争吵是有的。

第一次吵架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安昭在学生会受了委屈，回来一声不吭地坐着。

陈杳问了三遍“怎么了”，她都说“没事”。问到第四遍的时候陈杳不问了，

站起来去厨房倒水。安昭以为他生气了。她的第一反应是躲。

这是她从小就学会的本事——察觉到对方情绪不对，立刻把自己藏起来，

藏到对方找不到的地方。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穿上外套，手放在门把手上了。

陈杳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两杯水，看见她站在门口，愣住了。“你要去哪儿？

”安昭的手还搭在门把手上，指节因为用力泛出一层白。“我以为你生气了。

”陈杳把水杯放在桌上，走到她面前。他没有去拉她的手，也没有去挡门，只是站在她面前，

隔着一步的距离。“我是有点生气。”他说，“但不是气你。是气我自己。你明明不开心，

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安昭的手从门把手上滑下来。“以后你要是想走，”陈杳说，

“走之前告诉我为什么。哪怕就说一句‘我现在不想说话’，也行。你别让我猜。

我猜不到的。”安昭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过了很久，她说：“好。”“那现在，”陈杳说，

“你想走，还是想喝这杯水？”“……喝水。”陈杳把那杯水递给她。水温正好，

不烫也不凉。安昭捧着水杯，忽然说了一句：“我爸每次生气，我妈就会走开。走到房间里，

把门关上。然后我爸会更生气，会砸东西。”陈杳没有说话，只是把另一杯水也端起来，

慢慢喝着。“我以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安昭说，“生气了，就躲开。躲不开，就忍着。

忍不了，就吵架。吵完了，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我们家不是这样。”陈杳说。安昭看他。

“我爸妈从来不吵架。”他说，“他们只是不说话。一个在书房，一个在客厅，

中间隔着整栋房子。我小时候觉得，那比吵架还可怕。因为吵架至少说明还在乎。不说话，

是连在乎都省了。”他放下杯子，看着她。“所以安昭，我们不要变成那样。我们有嘴，

我们会说话。不开心就说出来，做错了就认，有误会就解释。”安昭把杯子里的水喝完，

搁在桌上，然后走上前一步，把额头抵在他胸口上。陈杳愣了一下，然后手抬起来，

放在她后脑勺上，很轻地揉了揉她的头发。“记住了吗？”他问。“记住了。

”安昭的声音闷在他胸口，带着一点鼻音，“我们有嘴。我们会说话。”那天之后，

他们再也没有冷战过。不是没有分歧，而是每一次快要吵起来的时候，

总有一个人会先说——“我现在有点不开心。”“好。那我们说说。”银杏叶落尽了之后，

北方的雪就来了。安昭蹲在窗边看雪，陈杳从后面走过来，把一条毯子披在她肩上。

她伸手去接窗外飘进来的雪，雪花落在她掌心里，一秒钟就化了。“我六岁那年，

也下过这么大的雪。”她说，“我爸妈开车去民政局，想离婚。后来没离成，因为没开门。

”陈杳在她旁边坐下来。“后来他们为什么没再去？”他问。安昭想了想，说：“我不知道。

也许那天雪太大了，也许后来雪停了，他们就忘了。”“忘不了的。”陈杳说。

安昭转头看他。“但是他们选择了记住别的。”陈杳说，“记住那年除夕你穿的是红色棉袄，

记住你在后座睡着了，口水流了一衣领。记住回来的路上，雪停了，

你妈说了一句‘开慢点’，你爸说‘嗯’。”安昭的鼻子忽然酸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她问。“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记住这些。”陈杳说，“两个人能走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