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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拆迁房分下来了。

属于我的补偿款一分没少，单独存在一本存折里。

小姨把存折锁进柜子。

裴川又在柜子外面加了两把锁。

我问：“防谁？”

裴川说：“防你小姨买衣服。”

小姨从理发店追到台球厅，拿着扫帚打了他两条街。

她现在已经不在理发店洗头了。

裴川把台球厅旁边的小铺子租下来，给她开了一间美发店。

招牌叫“红霞发屋”。

我嫌不好听，偷偷在后面添了两个字。

“很美。”

于是招牌变成了——红霞发屋很美。

小姨站在门口看了半天，居然没骂我。

她只是背过身，揉了揉眼睛。

裴川的台球厅生意也越来越好。

黄毛哥哥他们不再打架，开始穿统一的马甲给客人摆球。

我每次考一百分，裴川就在墙上贴一颗红星。

后来红星太多，客人问他是不是改开幼儿园了。

他冷着脸说：“我闺女贴的，有意见？”

这是他第一次当着别人叫我闺女。

我高兴得多吃了一碗饭。

晚上却开始发愁。

“小姨，我要叫他爸爸吗？”

小姨剪头发的手一抖，差点把客人的刘海剪秃。

“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

“叫裴川不礼貌，叫姨父太生分，叫爸爸的话，我以前那个爸爸怎么办？”

裴川正好进门。

他在我面前蹲下。

“以前那个是以前的。”

“你不想叫，也可以不叫。”

我看着他。

“那你还给我两个鸡蛋吗？”

“给。”

“还开家长会吗？”

“开。”

“如果我考五十九分呢？”

裴川沉默了一会儿。

“先找老师问问，是不是少算了一分。”

我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

“爸爸。”

他的身体一下僵住。

过了好久，那双大手才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

“哎。”

小姨在旁边擦眼泪。

我提醒她：“别哭，你再哭，客人的头发要剪坏了。”

椅子上的客人摸了摸只剩半边的刘海。

“已经坏了。”

店里笑成一片。

后来，爸爸被判了刑。

妈妈因为债务和伪造材料受到处罚，离开了镇子。

她走前给我留了一封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

“等妈混好了，再回来接你。”

我把信收进铁盒，却没等她。

我有很多事情要忙。

我要上学，要写字，要替小姨收钱，还要监督爸爸不许偷偷抽烟。

十几年后，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录取通知书送来的那天，红霞发屋和台球厅都关了门。

小姨把爆炸红头重新烫了回来，裴川穿上多年前领证时的白衬衫。

黄毛叔叔们拉了一条横幅。

上面写着：

“热烈祝贺沈满满脱离武器铺，考上大学！”

我笑得差点蹲到地上。

拍照时，我站在小姨和爸爸中间。

还是像民政局那张照片一样，把他们往我身边拽。

手掌碰到他们的瞬间，我又看见了未来。

小姨老了，红头发变成了白头发。

爸爸也老了，板着脸坐在轮椅上，非说自己还能打台球。

他们为了谁跟我住争得面红耳赤。

小姨说她会做饭。

爸爸说她做的饭狗都不吃。

我抱着孩子坐在旁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画面结束后，裴川紧张地看我。

“又看见什么了？”

我摇摇头。

“没什么。”

“是好事。”

摄影师在前面喊：“都看镜头！”

小姨抓住我的手。

爸爸扶住我的肩。

我站在他们中间，笑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说我是他们的。

后来我才明白，孩子不该是谁的房子、存折或者筹码。

爱也不是把人死死攥在手里。

爱是有人愿意松开手，让我走很远。

又永远站在原地，等我回家。

快门落下前，我悄悄握紧他们的手。

这一次，我没有再看见可怕的未来。

因为属于我的那条路，已经被我牢牢踩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