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今年三十岁，住在这座南方城市一间十五平米的出租屋里，月租一千二，

没有空调，没有洗衣机，只有一个转起来吱呀作响的老式吊扇。今天是我三十岁的生日，

没有人记得。父亲早上打了个电话，问了句“吃饭了吗”，然后就沉默了。

我知道他想问什么——工作怎么样了，有没有对象，什么时候能稳定下来。但他没问，

我也没说。挂掉电话后，我在床边坐了整整一个小时，看着窗外的城中村握手楼，

两栋楼之间的距离近到我可以伸手摸到对面那户人家晾在窗台上的袜子。我突然想，

要不把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写下来吧。就当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高中毕业那年，我十八岁，

高考考了三百二十一分。这个分数在我们那个县城，连最差的大专都上不了。

我其实一点都不意外，三年高中我基本是在网吧和台球室度过的，课本翻开全是新的，

连名字都没写。母亲看着成绩单哭了一整个晚上，父亲坐在客厅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烟灰缸堆成了小山。第二天，父亲给了我两个选择：复读，或者去学门手艺。

我选了第三条路，去南方打工。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绿皮车，硬座，二十三个小时。

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上都是行李和蛇皮袋，泡面的味道混合着汗味，闷得人透不过气。

我对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哥，河南人，在东莞的一家电子厂干了六年。

他听说我是第一次出来打工，笑着说：“慢慢就习惯了，这边挣钱比老家强。”我当时想，

等我挣到钱了，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到了广东后，我投奔了一个在中山打工的表哥。

他在一家制衣厂做裁剪，帮我介绍了同厂的一个岗位——打包工。说是打包，

其实就是把做好的衣服叠整齐装进塑料袋，再装进纸箱，封好胶带，搬上托盘。工作不复杂，

但累，一天站十二个小时，两条腿肿得像萝卜。第一个月我差点没坚持下来，脚底全是水泡，

每天下班回到宿舍脱鞋的时候都疼得龇牙咧嘴。宿舍住了八个人，上下铺，

空间窄得两个人并排走都要侧身。室友们来自天南海北，有湖南的、四川的、广西的，

年纪最大的四十五，最小的才十六，初中都没读完就跑出来了。大家白天累了一天，

晚上回到宿舍也没什么娱乐，就是躺在床刷刷手机，偶尔有人买了啤酒和花生米，

就围在一起喝两杯，吹吹牛，聊聊老家的姑娘。我在那个厂干了八个月，

每个月工资三千出头，扣除伙食费和住宿费，到手两千五左右。我给家里寄过三次钱，

加起来八千块。母亲在电话里说，钱她帮我存着，以后娶媳妇用。说实话，那种日子过久了，

人是会麻木的。每天早上七点打卡，晚上九点下班，流水线一样的动作重复上千次，

脑子什么都不用想，也不能想，一想就觉得这日子没有尽头。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工友一下班就去喝酒，

喝到醉醺醺地回来倒头就睡——清醒的时候太难受了。转折发生在第九个月。那年年底，

厂里接了一个大单，工期紧，要求连续加班。我们连续干了二十三天，每天只睡五个小时，

中间没有休息过一天。第二十四天早上，我站在流水线旁边叠衣服，叠着叠着，

突然眼前一黑，整个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后来工友告诉我，我是脸朝下摔的，

鼻子磕在水泥地上，流了一地的血。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厂区医务室里，

医生说是过度疲劳加低血糖。老板派了个人来看我，拎了一箱牛奶和一袋水果，

说了句“好好休息”，然后告诉我，这段时间的工资会照发，但建议我休息好了再上班。

我当时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才知道，厂里怕我身体出问题赖上他们，

这是在委婉地劝我走。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第四天主动去办了离职。表哥劝我再找找别的厂，

说中山这边厂子多，不愁没活干。但我心里已经对工厂产生了本能的抗拒，

那种日复一日的重复、那种被当成机器零件一样对待的感觉，让我觉得害怕。那年我十九岁。

离开中山后，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广州。我在城中村里租了一个床位，一个月三百块，

一间屋子里挤了六个人。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回来睡觉，兜里的钱一天比一天少。

在广州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天河区的一个工地搬砖。没有合同，没有社保，

干一天给一天钱，日结一百五。包工头是个江西人，人倒不坏，就是嗓门大，

骂起人来能把整栋楼震得嗡嗡响。我在工地上干了大半个月，

每天的工作就是把砖从一楼搬到三楼，一块砖五斤重，一趟搬十二块，

一天搬多少趟我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每天晚上回到住处，胳膊酸得连筷子都拿不稳。

大半个月后工地完工了，包工头给我结了三千二百块钱，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不错，

能吃苦，以后有活再叫我。我说好，存了他的号码，但再也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

那段时间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能干什么？我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没有背景，

除了一身力气，什么都没有。但靠力气吃饭，我能吃几年？十年后呢？二十年后呢？

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个答案。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招送餐员的广告，说月入过万不是梦。

月入过万，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毫不犹豫地打了电话过去，

对方让我去面试。面试地点在一个城中村的小办公室，所谓的“面试”就是看了我一眼，

问了句会不会骑电动车，我说会，对方就让我第二天来上班。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外卖骑手。

那是外卖行业最疯狂的那几年，平台烧钱补贴，订单量大得惊人。我每天早上七点出门，

晚上十一二点才收工，中午吃饭就在路边买个包子对付几口。我跑得很快，抢单也积极，

第一个月跑下来，居然真的拿到了八千多块。看到工资条的那一刻，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

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但这种兴奋没有持续太久。第二个月开始，

平台调整了规则，配送费降了，补贴也少了，同样的工作量，收入少了将近三分之一。

更要命的是，骑手越来越多，订单被分摊得越来越薄。为了多挣钱，我只能延长工作时间，

早上六点出门，晚上凌晨一两点才回去睡觉。那是一段完全被算法控制的日子。

系统不停地派单，我就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不停地接单、取餐、送餐，

接单、取餐、送餐。手机成了我的主人，它一响我就得动，哪怕正在吃饭，

哪怕困得眼睛都睁不开。有时候赶上暴雨天，电动车在积水里熄火了，我就推着车走，

浑身湿透了也得先把餐送到。迟到了要扣钱，被投诉了要扣钱，差评多了还要降等级。

我摔过三次比较严重的跤。第一次是在一个下雨天的晚上，路上全是积水，看不清路面，

电动车前轮卡进了一个没盖好的井盖里，整个人飞了出去，膝盖和手掌擦掉了一大块皮，

血顺着雨水往下淌。我爬起来第一件事不是看伤口，而是检查餐箱里的外卖有没有洒，

还好那天送的是两杯奶茶，密封包装，没出问题。我在路边坐了十分钟，

用纸巾胡乱擦了一下伤口，继续骑车去送下一单。第二次是在城中村的巷子里，

一个小孩突然从拐角冲出来，我为了避让他，车头一拐撞在了墙上，半边身子都撞麻了。

第三次是一个冬天的晚上，路面结了薄薄的冰，我一个刹车没控制好，

连人带车滑出去好几米。这三次摔跤，每一次我都想过放弃，但每一次我都咬着牙撑了下来。

的理由很简单——这份工作没有任何尊严和安全感可言；不放弃的理由更简单——我需要钱。

送外卖的第二年，我遇到了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顾客。那是一个住在高档小区的年轻女人，

我给她送一份沙拉，准时送达，餐品完好，态度也没问题。但她接过餐之后看了我一眼，

当着我的面把门关上了，我听到她在门里面打电话说：“现在送外卖的都这么邋遢吗？

一身汗味，恶心死了。”我站在门外愣了好一会儿。那天外面三十八度，我跑了十二个小时，

身上的汗湿了干、干了湿，衣服上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渍。我知道自己确实不怎么体面，

但被她那样说，心里还是像被针扎了一样。我下了楼，坐在电动车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抽了整整半包，然后掐灭烟头，继续接单。那几年我存了点钱，大概六万多。

这对于一个外卖骑手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