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辞职的那天早上，是因为一颗茶叶蛋。事情说起来很小。

我在工业区门口那个推着三轮车卖早点的女人那里买早餐，要了一个肉包、一杯豆浆，

外加一颗茶叶蛋。那女人揭开锅盖，用漏勺在卤水里捞了半天，捞出一颗颜色深得发黑的蛋，

蛋壳裂得像一张蜘蛛网。她把蛋装进一个塑料袋，递给我的时候，

塑料袋底部被蛋尖戳了一个洞，卤水顺着我的手指往下淌，滴在我那双穿了快两年的皮鞋上。

那双皮鞋是我妈在我来这个城市之前给我买的，说是花了三百多块钱，

在镇上那个卖鞋的店里挑了好久。鞋底已经磨得快要看见里面的纸板了，但我一直没舍得扔。

不是说我对这双鞋有什么感情，而是我这个人对大多数东西都没什么感情，

所以才显得对少数东西有那么一点感情。卤水滴在鞋面上的时候，

我看着那滩深棕色的液体慢慢地渗进皮面的裂纹里，忽然觉得很累。

这种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的那种累，也不是搬了一天货的那种累。

这种累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像南方这个季节的潮气，你以为你已经习惯了，

可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被子还是湿的，衣服还是湿的，连你的呼吸都是湿的。

它就那样一直黏着你，甩不掉，也擦不干净。我拿着那颗滴水的茶叶蛋，

走到了工厂的大门口。厂名叫“宏达电子”，听起来挺气派的，

其实就是一个在工业区角落里租了三层楼的小加工厂。一楼是仓库，二楼是车间，

三楼是办公室和老板的住处。我在这家厂干了十一个月，职位是“跟单员”。

这个头衔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实际上就是老板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有时候是去仓库盘点，有时候是去车间帮忙打包，有时候是去华强北送样品，

有时候是帮老板娘接小孩放学。最离谱的一次，老板家养的泰迪犬拉肚子，

他让我骑着电动车带狗去宠物医院。那只狗在后座上一直发抖，我一只手扶着车把，

一只手按着狗，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荒诞到了一种连荒诞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的程度。

但我没有辞职。不是因为这工作有多好，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会做决定的人。

我总是在等一个理由，一个足够大的、让我无法忽视的理由，来推我一把。就像那颗茶叶蛋，

它滴在我鞋上了，这就够了。我把早餐放在办公桌上，先去了一趟厕所。

厕所在一楼楼梯底下，是个三角形的小隔间，

马桶盖上永远有一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灰色水渍，卷纸永远只剩一个空芯。我站在那里，

听见楼上车间传来了机器的轰鸣声，那种声音低沉的、持续的、像一头生病的牛在喘息。

我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在别的地方——海边，山顶，或者任何一个没有这种声音的地方。

但我只能想象出我在出租屋里的样子，因为我没有去过海边，也没有去过山顶。

我来到这座城市快一年了，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从工厂到华强北，坐公交车要转两趟，

单程一个半小时。等我回到三楼办公室的时候，老板已经坐在他的老板椅上了。他姓马，

叫马国良，四十出头，圆脸，小眼睛，永远穿着一件深色的polo衫，领子竖起来，

虽然我不理解一个在工业区开小工厂的人为什么要把领子竖起来。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杯茶，

杯子是一个玻璃罐子，那种以前用来装水果罐头的玻璃罐子，

上面还印着“糖水黄桃”的标签，已经洗得发白了。“林宇，”他叫我，

用那种他自认为很随意但我听出了试探的语气，“昨天晚上那个客户的订单你发了没有？

”“发了。”我说。其实我没发，因为客户的款还没到账。但我知道他问的不是这个，

他问的是“你有没有催一下财务尽快安排发货因为客户那边等着要”。

他喜欢把这种事情包装成一个简单的是非题，好像他只是在确认一个事实，

实际上他是在试探你是不是在按他的节奏做事。我不喜欢这种说话方式，但我也懒得戳穿他。

“款到了吗？”“还没有。”“那你应该跟一下嘛。”他说“嘛”字的时候拖了一个尾音，

像一根刺慢慢地扎进你的皮肤里，不疼，但你知道它在那里。我说好。我坐回我的工位，

打开电脑，对着那个空白的Excel表格发了一会儿呆。

我需要把这个月的出货明细整理出来，做对账单，然后发给财务。

这项工作我已经做了十一个月，每一张表格的格式都一模一样，货号、数量、单价、总价，

列对齐，字体宋体十号，边框全部加上。我的生活就像这张表格一样，

每一个格子都被预先定义好了，你不能填错，不能空白，不能有任何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我从抽屉里拿出那颗茶叶蛋，剥了壳，吃了。蛋煮得太老了，蛋黄噎得我咽不下去，

我喝了一口豆浆，豆浆是甜的，甜得发齁。我把蛋壳用一张废纸包好，扔进垃圾桶。

垃圾桶是那种红色的塑料桶，

上面印着“宏达电子”四个字和一个已经看不清楚logo的logo。

桶里已经堆了不少东西，有昨天的快递单底联，有上个星期的泡面叉子，

有我上个月打印错了两页纸的A4文档。这些东西混在一起，

散发出一股纸屑和塑料混合的味道，不是臭的，

就是一种让人说不上来的、好像不属于任何明确分类的味道。我忽然想到，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把我的人生也塞进一个垃圾桶，大概就是这个味道。不是臭的，

但也不是香的。就是一些东西混在一起，你说不清它们各自是什么，

你只知道它们没必要再被翻出来了。上午十点左右，车间主管老张上来了。

老张是个五十多岁的四川人，瘦高个，颧骨很高，皮肤被车间里的日光灯照得发青。

他在这个厂干了五年，是资格最老的员工，也是唯一一个敢和马老板顶嘴的人。

但老张的顶嘴是有分寸的，他会在马老板心情好的时候顶几句，

在马老板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说话了。这种技能我没有，所以我通常选择不说话。“小林，

”老张靠在门框上，手里拿着一把游标卡尺，那把卡尺他已经用了很多年，

尺面上的刻度都被磨得有些看不清了，“三楼宿舍的热水器又坏了，你给老板说一下。

”“你自己跟他说呗，”我说，“你又不是没他微信。”老张笑了笑，

那种笑是成年人才有的笑，里面没有快乐，只有一种对世事人心的了然。“我跟他说，

他又要说我事多。你跟他讲，你是跟单的，这些事情归你管。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归我管了，但我也懒得争辩。

我拿起手机给马老板发了一条微信：“马总，宿舍的热水器坏了，员工说没热水用。

”过了五分钟，他回了一条语音，我没点开，因为我知道大概是什么内容，“行，

我让人去看一下”。这个“让人”通常就是让我去，然后我需要去找一个修热水器的，

然后我需要跟老板说修一下要多少钱，然后老板会说这么贵，然后我再说这是行情价，

然后他再犹豫一下说行吧。这一套流程我已经走了无数遍了，

熟悉得像一首你听了太多遍的老歌，每一个音符都烂熟于心，但你还在听，

因为你也不知道不听的话还能听什么。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工业区后面的那条街。

那条街上有七八家快餐店，都是那种塑料凳子、不锈钢餐盘、菜摆在窗口你自己指的那种。

我常去的那家叫“湘味小厨”，老板是个三十出头的湖南人，做菜舍得放辣椒，油也大，

味道不怎么样但胜在便宜，一荤两素八块钱，米饭管够。我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

对面坐着一个穿蓝色工服的男的，不认识，看胸牌是隔壁那家五金厂的。他吃得很快，

筷子在盘子里翻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像是在跟那盘菜打架。他吃完了，用纸巾擦了嘴，

把纸巾扔进餐盘里，站起来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他叫什么名字？

不重要。我从来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就像他从来不会知道我的名字一样。

我们在这个工业区里，每天擦肩而过几百次，但我们只是对方视线里的一个模糊的色块，

蓝色的工服，黑色的头发，灰色的影子。我们都是这个庞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

但这颗螺丝钉和那颗螺丝钉之间不需要认识彼此，因为机器不在乎。下午两点多，

车间里出了点状况。一台自动贴片机坏了，老张带着两个技术员在那里捣鼓了半天没弄好，

马老板急得亲自跑下去看。我在楼梯口听见他的声音从车间里传上来，

那个声音比平时高了半个调，像一根绷紧了的琴弦，随时都可能断。

他说：“这个月的订单量比上个月多了百分之三十，你跟我说机器坏了修不好？

修不好你让我怎么办？我上哪给你找机器去？”老张没有说话，技术员也没有说话，

只有机器的风扇还在嗡嗡地转，像一个人在无助地喘息。我站在楼梯上，没有下去，

也没有上去。我就站在那个半明半暗的楼梯拐角处，看着墙上贴的那张已经发黄的标语。

那张标语上写着“今天我们以宏达为荣，明天宏达以我们为傲”，

但这里的“我们”两个字明显是后来补上去的，字体不一样，墨水的颜色也不同。

我猜原来的标语写的是“今天我以宏达为荣，明天宏达以我为傲”，

但后来发现这个“我”太大了，

大得容不下车间里任何一个具体的、有名字的、会吃饭会上厕所会骂娘的人。

于是改成了“我们”。这个“我们”安全多了，因为它不指任何人。

我忽然想起了韩寒写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我们”，

只有无数个孤零零的“我”。我在这个工厂里待了十一个月，

我见过马老板对客户笑脸相迎的样子，见过他对工人呼来喝去的样子，

见过他在电话里跟供应商讨价还价的样子，但我不觉得他和我属于同一个“我们”。

他甚至和他自己都不属于同一个“我们”，因为他在不同的场合是不同的人，

每一个都是真的，每一个也都有点假。机器一直修到下午五点。

最后是马老板自己打了几个电话，叫了一个外面的师傅过来，换了一个电路板，

花了八百块钱。师傅走了以后，马老板在车间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上楼来，

路过我工位的时候，停了半步。“林宇，你今晚加个班，”他说，

语气听起来像是在通知我一件我已经答应了的事情，

“那个客户的新订单你赶紧把单价核算一下，明天一早要发过去。”我说好。

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说过不了。在这个工厂里，“好”是我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好，我去。

好，我发。好，我加班。好，我来处理。好，没问题。这个字像一枚印章，

盖在我生命的每一页上，红彤彤的，工工整整的，毫无个性的。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台自动应答机，输入任何指令，输出唯一的结果——好。但今天，

我坐在工位上，看着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跳过去，从五点半跳到六点，

从六点跳到六点半，我觉得那个“好”字卡在了喉咙里。不是我不想说，是我忽然觉得，

我可以说一个别的字。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微信。有我妈发来的一条消息，

问我这个月发了工资没有，说家里要给妹妹交学费，还差一千多。我回了“发了，明天转”，

然后放下手机。我看着窗户外面慢慢暗下来的天，工业区的灯陆续亮了起来，橘黄色的，

惨白的那种日光灯，还有一种蓝色光的是五金厂的焊机在闪。这些光混在一起，

把天空映成了一种说不明白的颜色，不是黑，不是灰，是一种被污染过的、脏兮兮的紫。

我站起来，去了一趟茶水间。茶水间其实就是楼梯拐角处放了一张桌子和一台饮水机，

桌上有一个搪瓷盘子，上面倒扣着一个搪瓷杯，杯子上印着“劳动最光荣”，

搪瓷掉了好几块，露出生锈的铁。我接了一杯水，站在窗户前面喝。窗户对面是另一栋厂房，

里面灯火通明，能看见一排排的工位和一个个低着头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知道他们每个月挣多少钱，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也在想“滚蛋”这件事。“滚蛋”。这个词忽然就出现在我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