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了一个亿。第一个念头不是买房，是买她。宋泽棠——我的女上司。我暗恋了她三年。

中奖后，我把一个亿砸成项目预算，指名让她做。只是为了能够成功得到她。01我叫沈霄，

今年二十七岁，在滨海市一家中型广告公司做策划专员。说“专员”是好听的，

说白了就是最底层的那种——谁都能使唤你，谁都能骂你，

谁都能在下班前丢给你一沓资料说“明天早上我要看到方案”，

然后你一个人加班到凌晨两点，打车回家还得自费，因为公司没有加班补贴。

我的工位在创意部的最后一个格子间，靠着茶水间。

啡味、中午的外卖味、下午的泡面味、傍晚有人偷偷热饺子被行政抓到罚款五十块的韭菜味。

工位上的电脑是十年前的老古董，开机三分钟，打开Photoshop要五分钟，

渲染一张海报能卡到让你怀疑人生。我申请了三遍换电脑，

每次都被驳回——“公司预算紧张，你再忍忍。”我的月薪是六千五。

在滨海这个新一线城市，六千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租住在城中村的一间隔断房里，

月租一千八，房间小到转个身都能撞到墙。意味着我每天中午吃十二块钱的外卖，

晚上吃泡面或者便利店打折的饭团。意味着我一年买不了几件新衣服，手机用了四年还在撑，

看电影只敢选周二半价日。但这都不是最让人崩溃的。最让人崩溃的是——我的直属上司，

创意总监，叫宋泽棠。三十二岁，已婚，丈夫在北京做程序员，两人异地，

只有周末才能见面。我第一次见到宋泽棠，是在面试那天。她坐在会议桌的另一端，

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袖子卷到小臂，露出一截纤细白皙的手腕。她的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

几缕碎发垂在耳边，被空调吹得微微飘动。她没有化妆，但皮肤好得不像话，

眉眼之间有一种安静的力量感。她翻看我的作品集，看了大概三分钟。那三分钟里，

我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人攥在手里，越攥越紧。“你的审美不错，”她抬起头，看着我说，

“但执行层面还有差距。尤其是细节，不够细腻。”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但她的下一句话让我愣住了。“不过可以练。你来吧，我带你。”就这样，我进了这家公司，

成了宋泽棠手下的一枚螺丝钉。入职第一周，我就知道了两件事。第一，

宋泽棠是这家公司最厉害的人。她经手的案子，没有一个客户不满意的。她带的团队，

是公司里业绩最好的。老板见了她都要客客气气的，因为她是公司的台柱子。第二，

宋泽棠已婚。知道这件事的那天，我坐在工位上，对着电脑屏幕发了很久的呆。

屏幕上是她老公的朋友圈——一个短发、方脸、看起来又高又壮的男人，

站在北京某个科技园里，背景是一栋灰扑扑的写字楼。他发了一张照片，

配文是“周末回滨海的票已买，老婆等我”。照片里，宋泽棠靠在他肩膀上，笑得很温柔。

那种温柔是我从未见过的。在公司里，宋泽棠永远是冷静的、专业的、滴水不漏的。

她从不发脾气，但也从不亲近谁。她和所有人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不远不近，

像一条看不见的线。但在那张照片里，那条线消失了。我关掉了朋友圈，

打开了一个新项目的brief，开始写方案。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半个小时，

只打出了三行字。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

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和所有出租屋一样的裂缝，歪歪扭扭的，像一个“人”字。我想，

算了。有些人，注定是你够不到的月亮。但月亮不会因为你不看它，就不再发光。

宋泽棠是我的上司，也是我在这个行业里唯一的老师。她教我写方案，

不是告诉我“怎么写”，而是把她的方案打开，

一页一页地给我讲——为什么这个逻辑在这里转折，为什么这个视觉元素放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这句话要这样措辞。“方案不是写给自己看的，”她说，“是写给客户看的。

你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想——他想看到什么？他怕什么？他的痛点在哪里？你的方案，

就是他的止痛药。”她教我提案，让我在部门会议上练，每次讲完，她都会给出反馈。

不是那种敷衍的“不错”“还行”，而是具体的、一针见血的——“第三页的数据支撑不够，

客户会质疑。”“第七页的视觉太花哨，重点被淹没了。”“你的语速太快，

紧张的时候试着停顿三秒，深呼吸。”她甚至教我做人。有一次，

我和隔壁组的一个同事因为项目分工吵了起来。那个同事资历比我老，说话很难听，

我气得拍了桌子。宋泽棠事后把我叫到办公室，没有批评我，只是倒了一杯水递给我。

“沈霄，你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吗？”“因为他欺负人。”“不，你生气是因为你觉得不公平。

但职场从来就不是讲公平的地方。职场讲的是——价值。你的价值够了，不用你吵，

自然有人替你说话。你的价值不够，吵赢了也没用。”她看着我，目光平静得像一面湖。

“回去做事。用作品说话。”我端着那杯水，站在她的办公室里，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教过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人摸索着长大的。

父母在老家种地，供我读完大学已经掏空了家底。我没有背景，没有人脉，

没有人在我摔倒的时候伸手拉我一把。我像一个在黑暗中走路的人，磕磕绊绊，

摔得鼻青脸肿。而宋泽棠，是第一个为我点亮一盏灯的人。

但我很清楚——那盏灯不是为我点的。她点灯，是因为她是老师，她带每一个新人都会这样。

她对我的好，不是“对我好”，是“对所有人都好”。我是她手下第五个策划专员。

在我之前，有四个。其中一个跳槽去了4A公司，一个转行做了甲方，一个回了老家结婚，

一个因为受不了压力辞职了。我只是其中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

所以我把那份不该有的心思，压在了心底最深处。我告诉自己：沈霄，你是一个穷职员。

你没资格。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你有什么资格去喜欢一个已婚的女人？更何况，她是你上司。

她有丈夫。他们感情很好。你算什么东西？这些话，我每天对自己说一遍。

说了一百遍、一千遍之后，好像真的不那么难受了。或者说，

难受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钝钝的、闷闷的、压在胸口喘不上气的东西。不疼，

但一直都在。像一根刺扎进了肉里，皮长好了，外面看不出来，但每次碰到，还是会酸一下。

公司里的人都知道宋泽棠的丈夫在北京。“异地”这个词，在职场里是一个微妙的标签。

有人同情，有人羡慕，有人背后嚼舌根。“宋总监那么漂亮，老公在北京，一个月才见四次，

不担心吗？”“人家感情好着呢，你没看她老公朋友圈，每周都回来。”“也是，程序员嘛，

工资高，老实，靠谱。”这些话，我听到过很多次。每次听到，

心里都会泛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有羡慕，有酸涩，有一点点隐秘的、让我羞耻的“如果”。

如果我早几年认识她呢？如果她未婚呢？如果我足够优秀呢？但这些“如果”毫无意义。

它们像泡沫，看起来五彩斑斓，一碰就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工作。宋泽棠说过，

用作品说话。那我就用作品说话。入职第一年，我做的方案被客户毙了七次。第七次的时候，

我差点把电脑砸了。宋泽棠把我改到凌晨三点的方案看了一遍，说：“方向偏了，从头来。

”我看着她，想说“我尽力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她也在加班。

她的桌上摊着三个项目的资料，她的黑眼圈比我还重，

她的水杯里泡着枸杞和胖大海——她的嗓子已经哑了三天了。她都没有说“尽力了”，

我有什么资格说？我坐下来，重新写。第八版，过了。客户在邮件里说：“这个方案不错，

尤其是那个视觉创意，很打动人。”宋泽棠转发邮件的时候，

在群里说了一句：“这个创意是沈霄做的，大家给他点个赞。

”群里稀稀拉拉地飘过几个大拇指的表情包。我盯着屏幕，鼻子酸酸的。不是因为那几个赞，

是因为——她记得把我的名字写上。在这个行业里，领导的功劳是领导的，

下属的功劳也是领导的。这是规矩。但宋泽棠不这样。她永远会把每个人的名字写上，

前说“这个案子是小王做的”“那个创意是小李想的”“沈霄在这个项目里出了很大的力”。

她不需要这样做。但她做了。这就是宋泽棠。但公司里不是所有人都像宋泽棠一样。

创意部有个叫周明远的资深文案，三十五岁，在公司干了八年，自诩是“创意部元老”。

他看我的眼神，从来都是从上往下的。不是看一个同事，是看一个打杂的。“沈霄，

帮我买杯咖啡。美式，少糖，加冰。”他把五十块钱拍在我桌上，头都不抬。

我放下手里改了一半的方案，去楼下咖啡店排队二十分钟，把咖啡放在他桌上。他喝了一口，

皱了皱眉。“少糖，不是无糖。你耳朵有问题？”“你给的是五十，咖啡三十二，找零十八。

”我把零钱放在他桌上。他看了一眼，没拿。“留着吧，跑腿费。”然后他转过头，

和旁边的同事笑着说：“新人嘛，总得交点学费。”旁边的同事尴尬地笑了笑，没说话。

我站在原地，手指攥紧了。但我什么都没说。我把十八块钱放在他桌上，

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工位。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了。周明远让我帮他整理客户资料，

我把三十页的数据整理成表格，做到凌晨一点。第二天他看了一眼，说：“格式不对，重做。

”我说：“哪里不对？我按公司模板做的。”他靠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

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沈霄，你知道你为什么只能做专员吗？因为你只会按模板做。

模板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连这点都搞不明白，难怪只能坐在茶水间旁边。”我看着他，

没有说话。他笑了笑，那种笑不是生气，不是嘲讽，

是一种——轻飘飘的、毫不在意的、像是在拍一只苍蝇一样的笑。“行了，拿回去重做吧。

明天早上我要看到。”我拿着U盘走回工位的时候，经过宋泽棠的办公室。门开着，

她正在打电话。她看到我，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我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也许是脸色，

也许是眼神，也许是别的什么。她放下电话，叫住了我。“沈霄。”“宋总监。”“进来。

”我走进她的办公室。她示意我关上门。“周明远又让你帮他做事了？”“……是。

”“什么项目？”“他的一个老客户，要做季度总结报告。”“那是他的项目，不是你的。

”“他说让我练练手。”宋泽棠沉默了一会儿。“沈霄，你的工作是我分配的。

以后别人让你做事，你先来问我。明白吗？”“……明白。”她没有再多说什么。

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听到她在打电话。电话是打给周明远的。“周哥，沈霄是我的人。

他的时间我来安排。你以后有事找我，别直接找他。”她的声音很平静，

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东西。周明远后来没有再让我买咖啡。但他看我的眼神变了。

不是变好了，是变得更冷了。那种冷不是恨，是——你算什么东西，也值得宋泽棠为你出头？

有一次在公司电梯里，我和周明远单独遇到。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站在我前面，

从电梯壁的镜子里看着我。“沈霄，宋泽棠对你还挺上心的。”我没说话。

“不过你也别多想。她那个人，对谁都这样。对你好，不是因为你是你。是因为她是她。

”电梯到了一楼，他走了出去，头都没回。我站在电梯里，门关上了，又升了上去。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宋泽棠对所有人都好。但那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味道就不一样了。

像是在说——你沈霄，不配。不配被特殊对待。不配被人护着。不配有任何非分之想。

年底的时候，公司开年会。创意部评优秀员工，宋泽棠提名了我。“沈霄今年进步很大，

从刚入职时什么都不太熟练，到现在能独立带小项目。他的方案质量很高，

客户满意度也很好。我推荐他。”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周明远开口了。“宋总监，

沈霄确实有进步，但毕竟才来两年，经验还差得远。我觉得老王更合适，

他今年拿了三个大项目，创收最高。”老王是周明远的徒弟。其他几个人跟着点头。“是啊，

沈霄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老王确实该评一次了，干了好几年了。

”宋泽棠看了我一眼。我坐在角落里，低着头，没说话。优秀员工有五千块奖金，

还有一次升职加薪的机会。五千块，够我交三个月的房租。但我没有说话。因为我知道，

在这个会议室里，我的分量不如老王。宋泽棠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投票吧。

”投票结果，老王六票，我两票。那两票，一票是我自己投的。一票是宋泽棠投的。散会后，

我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宋泽棠在门口等我。“沈霄。”“宋总监。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说什么？”“说你这一年做了多少事，加了多少班，

帮了多少人。说你的方案被客户表扬了多少次。说你的创意被公司用了多少个。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也没用。”她看着我，目光里有心疼，也有失望。“沈霄，

你不争取，别人不会送到你手上。”“我知道。但有些东西，不是争取就能得到的。

”她没有再说话。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公司加班。改一个方案的第五版。

窗外的滨海市夜景璀璨，万家灯火。我想起周明远在电梯里说的话——“你沈霄，不配。

”也许他说得对。我不配。但我不想一辈子不配。02入职第三年，一个普通的星期二。

我在工位上改一个方案的第三版，改得头昏脑涨，手指在键盘上机械地敲着。

桌上的咖啡已经凉了，外卖盒里的炒饭还剩一半，凉透了，油腻腻地黏在盒底。

手机震了一下。我瞥了一眼，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这种短信我通常不看——不是推销的就是诈骗的。但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鬼使神差地点开了。“尊敬的沈霄先生，

您在我公司购买的福利彩票第2023047期已开奖，您中得一等奖，

奖金人民币壹亿元整（税后）。请携带身份证及彩票原件至我中心兑奖。

”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整整一分钟。然后我把它删了。现在的骗子，连文案都写不好。

一个亿？税后？彩票？我什么时候买过彩票？我继续改方案。但手指停在了键盘上。

我想起来了。上个月，部门团建，吃完饭后一群人路过一家彩票站。

同事们起哄说每人买一张，图个乐子。我也买了一张，花了十块钱，随机选的号码。

那张彩票被我随手塞进了钱包的夹层里，然后就忘了。我翻出钱包，

在夹层里找到了那张皱巴巴的彩票。上面的号码，和短信里的一模一样。我的手开始抖。

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我不敢信。我打开电脑，登录了中国福利彩票官网，

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对。一等奖。税后一个亿。一个亿。我站起来，椅子向后滑了半米，

轮子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声响。旁边的同事抬头看了我一眼，问：“怎么了？”“没事，

”我坐下来，声音发飘，“腿抽筋了。”那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理由是“身体不舒服”。

宋泽棠批了假条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脸色确实不太好，回去休息吧。”我点点头，

几乎是逃出了公司。我没有回家。我去了滨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排队、验证、填表、签字、等待。两个小时后，我的银行卡里多了一个亿。一个亿。

我站在发行中心门口，阳光照在我脸上，暖洋洋的。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没有人知道，

这个穿着褪色T恤、背着破双肩包的年轻人，刚刚成了一个亿万富翁。一个亿。

在滨海这个城市，一个亿够买十套江景房，够环游世界十次，

够我什么都不做、躺着吃一辈子。我站在阳光下，觉得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不是变好了，

是——变亮了。像是一幅褪色的画被人重新上了色，

所有的东西都变得鲜艳、清晰、触手可及。但第一个涌上心头的念头，不是房子，不是车子，

不是存款。是宋泽棠。这个念头冒出来的瞬间，我就被自己恶心到了。沈霄，你中了一个亿，

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有夫之妇？**是不是有病？但那个念头像野草一样，压不下去。

我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看到周明远的名字时，我的手指停了一下。周明远。

那个让我买咖啡、让我重做资料、在电梯里说“你沈霄不配”的人。

那个在年会上抢走我优秀员工名额的人。那个每次看我的眼神都像在看一只蚂蚁的人。

我盯着他的名字，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恨。

是一种更复杂的、更深的、像是被压在石头下面很久很久的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在说：你看到了吗？我不是蚂蚁。我不是。我把手机揣回口袋，深吸了一口气。

一个亿能做什么？能让我辞掉工作，去一个更好的公司，甚至自己创业。能让我搬出城中村，

住进一套江景房。能让我买一辆车，穿得起名牌，不再看价签吃饭。能让我站在周明远面前，

让他叫我“沈总”。但最重要的是——一个亿，能让我成为这家公司最重要的客户。

这家公司最大的客户群，就是地产和金融。一个亿，对于一个广告公司来说，是天大的单子。

如果我以个人身份，拿着一个亿的预算，来找这家公司做项目——那我就是VIP客户。

而宋泽棠，是我的乙方。而周明远，得叫我“沈总”。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脑子里两个声音吵了一整夜。一个说：你疯了。她已婚。她有丈夫。

她对你只有师徒情分。你用钱去砸她，是对她的侮辱，也是对你自己的侮辱。

另一个说：你暗恋她三年了。三年。你什么都没做过。你连一句“我喜欢你”都没说过。

你不觉得遗憾吗？你不觉得委屈吗？你不觉得——至少应该让她知道吗？“让她知道什么？

知道了又能怎样？她不会因为你有多少钱就离开她老公。”“不需要她离开。只需要她知道。

知道有一个人，曾经这样喜欢过她。”“然后呢？然后她尴尬，你尴尬，连朋友都做不成。

你连站在她身边学东西的资格都没有了。”“但你至少试过了。你不会在十年后、二十年后，

后悔自己什么都没说。”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那个“人”字裂缝，

歪歪扭扭的，像一个问号。我想起了周明远在电梯里的眼神。

想起了老王拿到优秀员工时笑的嘴脸。想起了年会上六票对两票的结果。

想起了宋泽棠在门口等我的时候，眼睛里的心疼和失望。想起了她说：“沈霄，你不争取，

别人不会送到你手上。”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让她知道。但不是用钱砸她，

不是用身份压她，不是用甲方的权力逼她。我要用最好的自己，站在她面前，

认认真真地说一句：我喜欢你。这个决定让我平静了下来。我闭上眼睛，

终于在凌晨五点睡着了。03我没有辞职。一个亿说多很多，说少也少。我不想坐吃山空。

我选择了一条更隐蔽的路——我以个人名义注册了一家文化传媒工作室，

把那一个亿作为启动资金和项目预算。然后，我以这家工作室的老板身份，

找到了我们公司的业务部。“我有一个个人项目，预算一个亿，想找你们公司合作。

”业务部的人眼睛都绿了。一个亿的个人项目，这在公司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们立刻把我当成了超级VIP客户，端茶倒水、点头哈腰，恨不得把我供起来。

业务部总监亲自出面，问我：“沈总，您这个项目具体是什么方向？”我说：“品牌策划。

我要做一个个人IP的全案策划——视觉识别系统、新媒体矩阵、内容策划、传播策略。

全部。”业务部总监连连点头：“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公司在这方面经验非常丰富，

尤其是我们的创意总监宋泽棠，她是业内顶尖的——”“我知道，”我说，“我指名要她做。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的声音很平静，但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业务部总监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客户指名要谁，那就是谁。他立刻安排了项目对接会，

时间定在第二天下午。那天晚上，我在出租屋里试了十几套衣服。

最后选了一件深蓝色的衬衫——不是我平时穿的格子衫和T恤，

而是一件有质感的、剪裁合身的衬衫。我在商场买的，花了两千多块，

是这辈子买过的最贵的一件衣服。我还去理了发，刮了胡子，修了眉毛。镜子里的自己，

和三年前那个穿着褪色T恤、背着破双肩包的穷小子，已经不太一样了。但我知道，

外表变了，里面还是同一个人。还是那个站在雨棚下、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的沈霄。

第二天下午，项目对接会。我提前十分钟到了会议室。不是故意摆谱，

是因为紧张——我需要时间平复呼吸。会议室的门开了，宋泽棠走了进来。

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色的内搭，下身是黑色的直筒裤。

头发还是扎着低马尾，几缕碎发垂在耳边。

她手里拿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牛皮纸笔记本——我认得那个笔记本，是她常用的那本，

封面有一个烫金的“棠”字。她看到我的瞬间，脚步停了一下。只是一下，很短暂，

短到旁边的业务部同事完全没有注意到。但我注意到了。因为我看她看了三年。

她的每一个微表情、每一个小动作，我都熟悉得像自己的心跳。“沈霄？”她叫了我的名字，

语气里没有惊讶，只有确认。像是在说“原来是你”。“宋总监，”我站起来，微微点头，

“好久不见。”业务部同事看看我，又看看她，一脸困惑：“你们认识？

”“沈霄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宋泽棠说，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创意部的策划专员。”会议室里安静了三秒。业务部同事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震惊，

从震惊变成了尴尬，从尴尬变成了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被人耍了。“沈……沈霄？

”他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是客户？”“我是沈霄工作室的负责人，”我说，

“这是我的个人项目。和我在公司的职位无关。”宋泽棠没有说话。她坐下来，

打开笔记本电脑，屏幕的蓝光映在她脸上，让她的表情变得有些模糊。“开始吧，”她说，

“介绍一下你的项目需求。”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了我的表演。

我讲了我的项目规划——个人IP的全案策划。我需要一套完整的视觉识别系统，

一个个人网站，一系列新媒体内容，以及一套传播策略。预算一个亿，周期一年。

我讲得很专业，很冷静，很甲方。这些年在宋泽棠手下学的东西，全部用上了。

我知道甲方该怎么说话——既要表达需求，又要保持距离；既要展现专业，又要留出余地。

宋泽棠一直在做笔记。她的字迹很漂亮，是那种瘦长的、略微向右倾斜的字体，

像一排被风吹过的麦子。等我讲完，她抬起头，看着我。“沈霄，”她说，“你这个项目，

为什么要做？”这个问题，我预料到了。“因为我想做一个个人品牌，”我说，

“我在这个行业干了三年，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源，我想把它们系统化、品牌化。

为以后创业做准备。”宋泽棠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合上笔记本，看着我的眼睛。“好。

这个项目，我接了。”她说“接了”的时候，

语气和平时一模一样——冷静、专业、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但我注意到，

她的手指在笔记本的封面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她紧张时才会做的小动作。她紧张了。会后，

业务部同事热情地送我到电梯口，嘴里说着“沈总慢走”“期待合作”之类的客套话。

电梯门关上的瞬间，**在电梯壁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第一步，完成了。

但我一点都不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做的事情，

本质上就是——用钱买了一个站在她面前的机会。一个本不属于我的机会。如果我没有中奖，

我还是那个坐在最后一个格子间的穷职员。我还是会在她面前低着头，叫她“宋总监”。

我还是会把所有的心思压在心底，在日记本里夹一张四十七块的出租车发票。而现在，

我站在了会议桌的另一端。我有了一个“沈总”的身份，有一个亿的预算，有甲方的权力。

但我还是那个沈霄。那个看到她的背影就会心跳加速、听到她的声音就会紧张的沈霄。

什么都没有变。除了——钱。钱没有改变我。它只是放大了我。放大了我的欲望，

放大了我的卑微和不甘。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

全公司都知道了——创意部那个坐在茶水间旁边的穷小子沈霄，中了一个亿，

现在是公司的大客户了。我去茶水间接水的时候，周明远正靠在咖啡机旁边。他看到我，

端着咖啡杯的手顿了一下。然后他笑了。那种笑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轻飘飘的、毫不在意的笑。

现在是僵硬的、勉强的、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之后硬挤出来的笑。“沈总，”他说，

“恭喜啊。”沈总。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味道很奇怪。不是尊重，不是服气，

是一种——酸。一种“凭什么是他”的酸。“谢谢。”我说。我接完水，转身走了。

背后传来他和别人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听到了。“不就是运气好吗？中个彩票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家现在是大客户了，你得叫沈总。”“沈总？呵，暴发户罢了。

那种人，钱来得快去得也快。过两年再看，还是坐在茶水间旁边的命。

”我握着水杯的手紧了紧。但我没有回头。那天下午，我在走廊里遇到了老王。

就是去年从我手里抢走优秀员工的那个老王。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变了三遍——先是惊讶，

然后是尴尬，最后是堆出来的笑。“沈总！哎呀，沈总，好久不见。听说你现在是大老板了？

厉害厉害，我就说嘛，沈霄这小子有出息，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着他。他在笑，

但眼睛没有笑。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是看暴发户的眼神。

是“你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的眼神。“谢谢王哥。”我说。“叫什么王哥，叫我老王就行。

以后有项目，多照顾照顾兄弟我啊。”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很重，

像是在拍一个不属于他的东西。我点了点头，走了。回到工位的时候，

我发现桌上多了一杯咖啡。美式，少糖，加冰。旁边压着一张便签纸，上面写着：“沈总，

以前多有得罪，别往心里去。——周明远”我拿起那杯咖啡，走到垃圾桶旁边，倒了。

杯子扔进垃圾桶的时候，发出了一声闷响。我站在垃圾桶前面，看着那个杯子，

忽然觉得特别恶心。不是恶心周明远。是恶心自己。因为我发现，

他叫我“沈总”、看到他给我买咖啡、看到他脸上那种僵硬的笑——我竟然觉得有一丝快意。

那种快意是恶毒的、是卑劣的、是让我想扇自己一巴掌的。你沈霄，和那些看不起你的人，

有什么区别？04项目启动了。公司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宋泽棠任项目负责人，

组员包括两个设计师、一个文案、一个策略。

以及——我指定的一个特殊要求：保留我的员工身份，我继续在公司上班，参与项目执行。

这个要求很不合理。一个客户，同时又是公司的员工，

这在流程上、权责上、利益上都存在巨大的隐患。业务部反对，法务部反对，

连老板都皱眉头。但宋泽棠说：“我来负责。出了事我担着。”就这样，

我成了公司有史以来最奇怪的客户——白天坐在最后一个格子间里写方案，

晚上走进会议室以甲方的身份提需求。这种感觉很割裂。坐在格子间里的时候，

我还是那个被使唤的穷职员。隔壁组的老王——不是抢优秀员工那个老王，

是另一个老王——还是会丢给我一堆资料说“帮我整理一下”。

行政的小刘还是会催我交报销单。连实习生都敢让我帮忙买咖啡。但走进会议室的时候，

所有人都叫我“沈总”。他们会给我倒茶，会给我拉开椅子，会在我说话的时候认真做笔记，

会在我说“这个方向不太对”的时候连夜改方案。这两种身份的切换，

让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权力，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用的东西。比才华好用，

比努力好用，比真心好用。但这个念头，让我恶心。项目进行到第三周，

我开始“刁难”宋泽棠了。第一轮视觉方案，设计师做了三套。

宋泽棠在项目群里说：“请沈总审阅。”我看了。

三套方案都很出色——不愧是宋泽棠带的团队，审美和执行都是一流的。但我没有通过。

“第一套的色彩太冷，第二套的字体太普通，第三套的结构太复杂。重新做。

”设计师在群里发了一个“收到”的表情包，

但我能想象到他在屏幕那头的表情——翻白眼、骂娘、摔鼠标。宋泽棠没有多说什么。

她回了一个字：“好。”第二轮方案，三天后交上来了。改进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

甚至做得比我预期的更好。我看了很久，挑不出毛病。但我还是说：“方向还是不太对。

我想要的东西，可能我自己也没表达清楚。这样吧，我们开个会，当面聊。

”开会在第二天下午。宋泽棠一个人来的，没有带设计师。她走进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