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知夏，今年二十五岁，在一家大型图书城做管理员。

这座书城占了半条街，五层楼高，从人文社科到儿童绘本一应俱全。我在三楼的文学区，每天经手上千本书，把它们从运书车上搬下来，分类，上架，登记。书页的味道是我最熟悉的气味，那种纸浆混合油墨的淡淡清香，让人的心能静下来。

工作不算忙，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坐三站地铁到书城。下午五点准时下班，回家路上顺路买菜，做饭，等周子轩回来。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杯温水，不烫不凉，刚好能入口，却也冒不出什么热气来。

周子轩也是这样的一杯水。

他在一家研究所工作，搞材料科学的。实验室是他待得最久的地方，有时候比我身边还久。我们从恋爱到结婚，没吵过架，没红过脸，连求婚都是在实验室门口。那天我去给他送落在家里的钥匙，他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个深蓝色的绒布盒子，递过来，说了句“嫁给我吧”。语气平静得像在汇报实验数据，就差在前面加一句“根据分析”。

我当时愣了三秒钟，然后笑了。我说“行”。他松一口气的样子，比求婚时紧张得多。

我知道他是好人。什么是“好”呢？是冬天我感冒，他半夜起来好几次，把药和温水默默放在床头，怕吵醒我，连拖鞋都**。是我加班到深夜，手机屏幕亮起来，只有简简单单四个字：等你吃饭。

还是每个睡前的夜晚，他侧过身来，手轻轻搭在我腰上。他的手掌干燥而温热，总是先问一句：“累不累？”如果我说累，他的手便收了回去，然后在我额头上落一个很轻的吻，说：“那早点睡。”

结婚三年，每一晚都是如此。

体贴，周到，从不勉强。

我以为这就是爱情的全部模样。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有些事情，和我以为的，不一样。

苏曼是我大学时代的闺蜜。我们不同系，她在艺术学院学油画，我在信息管理系。大一那年分宿舍，被随机分到了同一间。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扎着高高的马尾辫，穿一件大红色的宽松卫衣，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冲我露出八颗牙齿：“嗨，我叫苏曼，以后就是室友了。”

从那天起，我们再也没有分开过。

苏曼是那种走到哪里都会发光的人。她个子不算高，一米六五，骨架也纤小，站在我旁边像一只灵巧的雀鸟。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总有男生回头看她，吹一声口哨。而我呢，身高一米六八，比她高出一点，但永远低着头走路，恨不得把自己藏进路边的树影里。

我们俩站在一起的时候，风头永远是她的。我就在旁边安安静静地笑，听她叽叽喳喳地说这说那，偶尔被她挽住胳膊，拖进一场什么热闹里去。

那时候学校里澡堂还是公共的，一间一间用隔板分开。苏曼每次都非要跟我一起去，说我能在旁边给她递沐浴露。有一次洗到一半，她忽然从隔壁探出半个脑袋，湿漉漉的头发贴在脸上，眼睛瞪得溜圆，上下打量我。

我叫了一声：“你干什么！”

“林知夏！”她的声音比莲蓬头的水声还大，“你平时穿那么宽松，我还以为你跟我差不多。你藏这么深！”

我脸红到脖子根，一把扯过毛巾挡在胸口：“你别喊。”

她嘿嘿笑着缩回脑袋。隔着白色的蒸汽和哗啦啦的水声，我还能听见她在隔壁絮絮叨叨：“皮肤白得跟瓷做的一样……胸还那么大，起码得有D吧……你看我，站你跟前跟小一圈似的……”

她念叨到最后，总结了一句：“你这条件不打扮，简直是暴殄天物。”

我没理她，把水温调高了一点，试图用热气盖住她喋喋不休的嘴巴。

毕业之后第三年，我们同一年嫁了人。她嫁给了陈默，我嫁给了周子轩。

苏曼嫁人那天穿了条露背的婚纱，腰收得很紧，裙摆拖出去老长。我蹲在地上帮她整理裙摆的褶皱，她从镜子里低着头看我，忽然喊我：“知夏。”

“嗯？”

“你说，我们谁会先当妈？”

我想了想说：“你先吧。你话多，适合带孩子唠嗑。”

她笑得整个人都在抖，裙摆从我手里滑了出去。

“好，”她说，“那你当干妈。不许赖。”

我点头：“不赖。”

婚后的日子，我们两家住同一个小区。苏曼常来我家蹭饭，站在玄关一边换拖鞋一边嚷嚷：“陈默那家伙只会煮泡面和煎糊了的鸡蛋，还是你们家周老师在行！”周子轩被她叫得有些不好意思，解开围裙笑着多炒两个菜。

吃完饭，苏曼会拉着我去阳台喝酒。

那晚大概是七月初，天还没有完全黑透，远处有一片深蓝色的暮色。阳台上摆着两把藤椅，扶手上搁着两罐冰啤酒。苏曼穿了件宽大的白T恤，头发随便扎了个丸子，盘着腿窝在椅子里，看着楼下零星亮起的灯火。

“陈默那家伙，”她灌了一口酒，拿手背抹抹嘴角，“那方面太强了，每天都想要。我有时候真的伺候不过来。”

我差点被一口酒呛着，连连咳了好几声：“你能不能正经点。”

她嘻嘻笑：“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她凑近了一点，声音压低了，语气带着八卦的兴奋，“你呢？你家周老师怎么样？”

我盯着手里的啤酒罐，半天才挤出一句：“大概……一周两三次吧。挺好的。”

苏曼点点头，没有深问，只是靠回椅背里，看着远处说：“过日子嘛，合适最重要。不像我，有时候真的累得慌。”

她晃了晃啤酒罐，里面只剩最后一口。她仰头喝完，忽然又补了一句：“不过说真的，陈默那样的，我要是哪天不在了，他也不会缺女人。就凭他那张脸，他那身板，多少小姑娘扑着往上贴。”

我白了她一眼：“又说胡话。喝多少了？”

她笑了起来，酒窝若隐若现，冲我举了举空罐子：“喝你的酒。”

那晚的夜很轻，风很软。楼下有人遛狗，狗链子拖地的声音哗啦哗啦的。远处有汽车驶过减速带，闷闷地响了一声。空气里有夏天的味道，啤酒的味道，还有苏曼身上那款甜丝丝的香水味。

我们并排靠在藤椅里，没有人说话，但一点都不觉得尴尬。那是我们之间最舒服的状态——就像大学时挤在宿舍那张窄窄的单人床上，聊男人，聊日子，聊一些不着边际的、关于未来的傻话。

那时候我以为，这样的夜晚还有很多很多。

多到我们两个头发都白了，还能坐在阳台的藤椅上，一起喝酒，一起吹风，一起笑话年轻时的荒唐事。

可我没想到。

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在阳台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