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我在公园的长椅上蜷缩着度过。

当第二天的阳光刺破云层，我看着初升的太阳，突然明白了什么。

三天后，我递交了转系申请。

在2020年的冬天，我踏上了前往德国的列车。

我决定去学医，当数学家救不了我贫穷的一生，但医生可以。

至少，它赚得多。

德国的医学系以严苛著称。

六年的漫长学制，近乎挑剔的技术要求，还有国际生之间，对寥寥无几的临床实习名额的激烈争夺。

这一切，都像一座座等待着我翻阅的雪山。

我成了这一届里唯一的中国学生。

日子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我一个人抱着厚重的医学典籍穿梭在校园里，一个人在空旷的练习室对着模型反复操作，一个人在食堂角落默默吃饭。

有时候我会对着镜子问自己。

不是已经离开莫斯科了吗？为什么还是如此孤独？

直到我第一次拿起手术刀。

那冰冷而精准的金属触感握在我掌心时，一种奇异的激动竟沿着脊椎悄然爬升。

第一次解剖课上，当尸体被老师掀开，周围接二连三地响起干呕和逃离的脚步声。

我却屏住呼吸，生怕错过老师的任何一个动作。

六年寒暑，我在无数个“第一”中度过，同学们甚至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天才moon”。

毕业后，我如愿进入一家德国医院。

我满心以为终于可以大展拳脚，可现实的墙壁却冰冷地挡在我面前。

因为我的华人身份，手术台始终离我一步之遥。

他们客气地安排我书写病历，整理报告，却在我申请主刀甚至只是医生助理时，用各种理由婉拒。

所以这场冲突来得猝不及防，却又像是积压已久的必然。

“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就绝不可能让你们这群‘猴子’碰到手术台！”

“猴子”——

这个词像一根淬毒的针，精准地刺进了我的心脏。

血液仿佛瞬间冲上了头顶，我猛地站起身，对这个导师骂出了有生以来最脏的脏话。

我们吵得翻天覆地，整个走廊都回荡着我的国骂。

我斥责他的狭隘与偏见，捍卫着我以及所有海外学子的尊严。

结果、结果就是——我被开了。

站在医院门外，德国深秋的街道上落叶纷飞。

我拿着那张轻飘飘的解雇信，先是觉得荒谬，然后我竟然笑了出来。

一片金黄的梧桐叶打着旋，轻轻落在我的肩头，又掉到地上。

“落叶归根。”

这四个字毫无预兆地浮现在脑海里。

那一瞬间，我所有瓢泼的辛酸，都找到了归宿。

这里从来都不是我的家，我只是一个借住的过客。

没有太多的犹豫和盘算，我几乎是立刻做了决定，定了最快的航班，收拾了寥寥的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