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眼圈红了：“我知道我错了。”

这是事情发生后，她第一次明确说这句话。

我却没有想象中轻松。

“你错在哪里？”

她沉默几秒：“我不该瞒着你改协议，不该把对顾言川的愧疚带进工作。”

“还有呢？”

“我不该总替他找理由。”

我接过文件袋：“谢谢你配合。”

她看着我，像在等更多的话。

可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道歉不会让已经发生的事消失，也不会自动把我们送回民政局门口。它只是说明，她终于肯面对问题。

至于我们能不能回去，是另一件事。

九月初，一场暴雨把婚房阳台淹了。

物业打电话时，我正在外地项目现场，只能让苏蔓先联系维修。晚上赶回去，客厅地板已经泡起两块，工人拆开踢脚线，屋里一股潮湿的木头味。

苏蔓挽着袖子站在阳台，脚边摆着三个接水桶。她看见我，第一句话是：“主卧没事，你的书我都搬高了。”

我换鞋进去，发现原本整洁的新房像遭了小型水灾。沙发罩、地毯和纸箱堆得到处都是，我们的结婚用品被集中放在餐桌上，红色喜字湿了一角，卷起来像一片蔫掉的叶子。

物业经理解释，是楼上外墙排水口堵塞，雨水倒灌。他们会承担维修，但至少要晾两周。

工人走后，我和苏蔓一起收拾。她蹲在地上擦水，我去阳台检查窗框。我们配合得仍然熟练，她递工具时不用问我需要什么，我搬柜子时也知道先把她那盆薄荷放到安全处。

生活的惯性很可怕。

它会让人在某个瞬间误以为，我们只是普通地闹了一场别扭，等地板晾干，一切都能恢复原样。

收拾到十点，苏蔓煮了两碗面。冰箱里只剩鸡蛋和小青菜，她把唯一没散黄的蛋夹给我。

“你吃吧。”我又夹回去。

“我晚上吃过。”

“你撒谎时会先抿一下嘴。”

她动作一顿，无奈地笑：“你还记得。”

“习惯。”

这个词说出口，我们都沉默了。

她低头吃面，过了一会儿才问：“公寓住得惯吗？”

“还行，离公司近。”

“床是不是太硬？你腰不好。”

“换了床垫。”

“谁帮你挑的？”

我抬眼看她：“我自己。”

她像松了口气，又觉得自己的反应太明显，低声解释：“我只是随便问问。”

“苏蔓，我们还没正式谈过房子的处理。”

她手里的筷子停住。

“等漏水修好，找评估机构估价。你想留就补我一半差价，我想留就补你。双方都不想留，就挂牌出售。”

“你已经想卖房了？”

“婚礼取消后，这件事迟早要处理。”

她眼泪迅速聚起来：“我不想卖。”

“那你可以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