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兰找了个公厕换了衣服。

当晚，赵金兰赶在天黑前回到王家沟。

她从草丛里取出锄头，把装新衣服的袋子放到筐里，上面盖两把猪草，用锄头扛着回了家。

公婆见了没好脸色，催着她去做晚饭。

她一声不吭，去烧锅做饭。

吃了饭，公婆回屋，她刷锅洗碗，回了自己屋。

躺在炕上，她闭着眼睛把今天的行动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三百块花得差不多了。衣服、鞋子、墨镜、相机、胶卷、加急冲洗。

值。

明天拿到照片，她就拥有了几样东西：周建国出轨的铁证，送他进监狱的账本，还有自由身。

周二。

赵金兰照例早起做饭，照例扛着锄头、拎着筐出门，“去地里干活”。

她把锄头藏好，拎着衣服去了县城。

她换了装，先去了街道办。

“同志，我想问一下，离婚手续怎么办理？”

街道办的大姐看了她一眼——脸上带着伤，但穿着体面，说话利落，不像是来闹事的。

“双方同意的话，去民政办。有一方不同意，就得去法院。你这种情况——”大姐的目光在她脸上扫了一下，“最好是有证据。”

赵金兰点点头：“证据我有。手续我清楚了，谢谢大姐。”她又问了民政局在哪，需要带什么材料，街道办的人给她写了张条子，她仔细收到口袋里。

年代不一样，规矩不同，她要问清楚了。

她从街道办出来，又去了趟书店，买了一本《婚姻法》小册子。

不是为了学法律——是为了在周建国面前显得“很懂”。

渣男怕什么？最怕的就是女人“懂法”，还怕女人不要面子。

下午两点，赵金兰准时出现在照相馆门口。

老板娘把一叠照片递给她。

赵金兰一张一张翻过去。每一张都清晰，每一张都能看清人脸——搭肩、夹菜、挽胳膊、靠肩膀，一清二楚。

她把照片装进信封，贴身收好。

出了照相馆，她没急着回家。

去了一趟百货大楼，买了一件东西：一个带锁的小铁盒。

周三。她没出门，在屋里盘算证据，计划摊牌过程。

然后，就是抄写周建国的账本，用的就是假装记者的笔记本和笔。抄完了，又把铁盒子放回大衣柜后面。

周四。

赵金兰照常去地里。但这次她没有去县城。

她蹲在田埂上，看着远处那座小山包。

山上有几棵野生的榆树和槐树，村里人很少上去——山上土薄，种不了庄稼，只有几棵歪脖子树，没人稀罕。

她看中了一棵歪脖子槐树。

那棵树在山腰背面，从村里看不见。树干上有个疤，像是被雷劈过的，长歪了，也没什么用。村里人砍柴都不会砍它——太细，不够烧。

赵金兰记下了位置。

周五。最后一天。

上午，吃了早饭后，她从卧室大衣柜后面把周建国的铁盒子拿出来，带进自己屋，插上门。

把周建国的钱和账本原件都放进新买的铁盒子里，再把铁盒锁上，钥匙贴身收好。

她把新的铁盒子用塑料布包上，再用一件旧衣服裹得严严实实，放到筐里。

然后她扛着锄头，拎着筐出了门。

“我去地里了。”照旧一声喊。

到了地里，她没停留，直接翻过地头，上了山。

到了那棵歪脖子槐树下。

她蹲下来，用锄头挖了一个深坑。她把蛇皮袋里的铁盒放进去，用土填上，踩实，再把草皮盖回去。

站起来退后两步看——看不出来有人动过。

她又捡了几片枯叶撒在上面。

完美。

这个位置，村里人不会来。就算来了，也看不出痕迹。

赵金兰拍拍手上的土，下山。

回到地里，她拿起锄头，像往常一样干了半个小时活，然后扛着锄头回家。

一切如常。

中午吃了饭，她铺开信纸，开始写离婚协议。

赵金兰不会写法律文书。

上辈子她是婚介所老板，只会写“男，三十五岁，未婚，有房有车”这种征婚启事。

但她会谈判。

她写得很直白：

**离婚协议**

一、家里所有存款（共计两千三百元整）归女方赵金兰所有。

二、一次性抚养费一千元整，于离婚当日支付。

三、儿子周小军抚养权归女方。男方后续不再支付抚养费。

四、王家沟的房子是婚后重盖的，暂不分割，女方有权居住至再婚或去世。

五、男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纠缠女方及其家人。

以上条件，同意则签字离婚。

不同意，女方将向县纪委举报男方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回扣（账本已复制），并公开男方与他人通奸的照片证据。

她把协议折好，和照片、账本复印件一起装进牛皮纸信封。

再把信封压在枕头底下。

然后她躺下来，盯着漆黑的屋顶发呆。

她要休息一会儿，下午有一场恶战。

上辈子，她怕影响儿子的前程，怕他恨她，没有起诉，丈夫转移的财产没有追回来，离婚协议一签，她几乎没有财产。很憋屈。

这辈子，她要痛快一回，离婚，拿钱，走人。

她把枕头底下的牛皮纸信封拿出来，把里面的东西又看了一遍。

够了。

她闭上眼睛，嘴角慢慢弯起来。

马上，她就要让那个男人看看——什么叫女人的底气。